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72580
当世界老了，会发生什么？
年纪轻轻有没有必要做养老规划？
如何在退休时拿到 1000 万？
什么是养老“第三支柱”？
什么是养老目标基金？
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 60 岁及以上者为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已接近中度老龄化阶段（60 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比超过 20%），预计 2035 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 阶段（60 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比超过 30%），研究者认为，在那之后，我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原”。
尽管老龄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并非对此束手无策。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一些已经进入“老龄化高原”的国家和地区努力摸索的身影，也能找到针对老年问题的多种财务安排。如果把老龄化当作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经阶段，那么，至少，当世界终不可避免地变老时，我们已经开始为之做出准备。
《时间的宝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饶有趣味的故事，讲述了应该如何看待人生的老年阶段，如何布局老年生活，如何进行养老理财规划等内容，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在个人养老金制度即将落地之时，推出本书既恰逢其时，又恰逢其势，能为投资者更好地参与第三支柱、科学地进行养老投资提供有益借鉴，十分难得！
——董克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
“养老自由”需及早规划
董克用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
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老龄化”成为热的关键词之一：2020 年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者为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0%；与十年前的第六次人口普查 相比，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已接近中度老龄化阶段（60 岁 及以上人口数占比超过 20%），预计 2035 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30%）。
但是，正如我在 2017 年提出的，2035 年以后我国面临 的不是“人口老龄化高峰”，而是“人口老龄化高原”。这是因为，尽管在 206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并 在随后开始下降，但由于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的占比依然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高位，持续到 21 世纪 末，并且不可逆转，这是我国老龄化的一大态势和挑战！
“人口老龄化高原”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现在距离我国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仅剩下十多年时间，这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和时间窗口；二是中国老龄化形势的特点不仅是人口规模大，更是持续时间长。在国家层面之外，个人也应该及早行动起来，早做准备。华夏基金向我推荐的《时间的宝藏——趁着年轻，谈谈养老》，与上述观点十分契合。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理念：“养老”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事，更是年轻人的事，人在年轻时候就应该及早进行养老规划。这个理念，既新颖，也及时。只有从青年、中年时代介入，老年时才更容易实现“养老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如果能帮助读者取得上述共识，将大有裨益。
此外，我注意到这本书对 150 位年轻人进行了养老访谈，详细记录了他们对老年生活的态度和设想，很有启发。这让我想到我主持的《中国养老金融调查》项目，2017 年至今已完成 3 期，我们也特别关注年轻人对养老的认知。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道题：“您是否担心未来的养老收入保障问题？”。结果发现，越是年轻人，表示不担心的比例越低；已退休群体表示不担心的比例约为 60%，70 后和 60 后表示不担心的比例约为 50%，80 后和 90 后不担心的比例仅为 45%，这说明大部分年轻人对未来的养老缺乏信心。更进一步，我们调查了不同年龄群体养老财富的实际储备和预期储备的差距。结果显示：80 后和 90 后的差额高达 40 万～50 万元，70 后和60 后的差额约在 10 万～30 万元，已经退休群体的差额不到 10 万元。可见，越是年轻，养老储备越是不足，距离“养老自由”也越远，他们也就对养老更为担心。这就更加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帮助年轻人及早进行养老规划。
那么，实现“养老自由”靠什么？我认为，在支柱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建立的第二支柱的年金计划之外，需要每个个体为自己的养老及早进行充分的储备。从这方面来看，积极参与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是关键，这需要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机构提供丰富的养老金融产品等一系列工作。目前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政策已经试点 3 年多，制度的顶层设计方案即将正式落地，金融行业也推出了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目标基金、养老储蓄和理财等产品，来对接个人养老金投资。其中，养老目标基金因为其针对性和适用性强，已成为国外个人养老投资的默认工具之一。2018 年 9 月 13 日，华夏基金发行了我国只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华夏养老 2040 三年持有混合（FOF），拉开了公募基金助力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序幕。截至 2021 年 8 月底，市场上成立的养老目标基金已超过 100 只，规模超过 1000 亿元，总体取得了良好稳健的投资收益，基金行业助力第三支柱国民养老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功。
华夏基金是我国早成立的三家基金公司之一，也是养老金资产管理行业的先行者，具有丰富的养老金投资管理经验。在投资者养老金融教育方面也投入颇多。他们组织撰写的《时间的宝藏》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饶有趣味的故事，讲述了应该如何看待人生的老年阶段，如何布局老年生活，如何进行养老理财规划等内容，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在个人养老金制度即将落地之时，推出本书既恰逢其时，又恰逢其势，能为投资者更好地参与第三支柱、科学地进行养老投资提供有益借鉴，十分难得！
我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进而健全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构筑国民养老保障安全网，增进国民的养老福祉！后，我也祝愿读者、投资者诸君：及早规划，实现自己的“养老自由”。
是为序！
书摘（一）
晚婚晚育背后的故事
一种不可忽视的风险理性行为
丰裕的物质生活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习惯了这种生活的年轻人还未步入老年，他们总是对未来生活充满自信。
2018 年夏天，中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小偷家族》。导演兼编剧是枝裕和用他特有的冷静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将剧情缓缓推进，以一种特殊的视角描绘了隐藏在日本繁华背后的真相。
出现在电影里的，是一个穷困但温馨的家庭：爸爸是工地的工人，好吃懒做，偶尔还小偷小摸；妈妈是洗衣店的女工，收入微薄；整个家庭穷困潦倒，爸爸和儿子练就了一身熟练的小偷小摸本领，经常在超市里偷一些东西补贴家用。
他们虽然卑微如蝼蚁，但并未扭曲如蛆虫。一天晚上，爸爸和儿子在偷完东西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因为家暴而流落街头的女孩。尽管家庭情况艰辛，爸爸还是把小女孩带回了 家。随后，整个家庭更加艰辛了：爸爸因为意外，脚受伤，失去了工作；妈妈因为洗衣店生意不好而被裁；小女孩初在新家庭中融入得并不顺利。
电影到这里时，还是比较温馨的，就像一杯午后红茶，醇香、温暖，也有丝丝的苦涩。油尽灯枯的奶奶在睡梦中平静离世，整个家庭也就此分崩离析。家里的人平静地安葬了奶奶的遗体，分了奶奶的财产。
随着剧情的进一步推进，观众才明白，这个家庭中的成员都没有血缘关系：住宅是奶奶的，奶奶收留了爸爸和妈妈，初是希望他们能够照顾自己的老年生活；爸爸妈妈照顾奶奶，是为了能够分享奶奶的养老金和身后遗产；俩人无法生育，因此收养了两个孩子，用以慰藉自己的心灵。奶奶早年离婚之后便一直未婚。她经常去前夫家中拜祭，而且每次都能从前夫的儿子手中得到一笔抚慰金。
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我们翻一下描绘日本老龄化的书籍、报纸和期刊，就会发现，老年生活凄凉的老人，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未婚未育、与社会彻底断绝关系的“无缘之人”，或是“破产”之后离婚并自我放逐的人。
这就是电影在真实世界里的背景。
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他的畅销书《下游老人》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作为电影《小偷家族》的注脚。加藤先生曾在自卫队服役，退役之后在餐馆里成为一名厨师。在他 40 岁左右的时候，父母相继病倒，加藤先生辞职在家照顾父母。不久，他的父亲去世，母亲病情加重，瘫痪在床，需要加藤 24 小时陪护。在加藤 50 岁的时候，老母亲也去世，加藤为了谋生，一个人来到了东京，并于 65 岁退休。加藤终身未婚，且因为中间辞职照顾双亲，养老金缴纳年份不足，到退休的时候，每月领取 9 万日元（约人民币5540 元）的厚生养老金。雪上加霜的是，他离开老家时卖掉了老家的房产，之后一直孤身在东京租房居住。房租是加藤先生退休后的生活成本，每月 9 万日元的收入中，房租就要花掉 5 万日元（约人民币 3080 元）。剩下的钱，如何在东京生存下来呢？
当作者将这个疑问抛给加藤时，得到的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答案。
加藤先生说，靠野草。
没错，吃野草。这不是 500 年前的日本，也不是穷乡僻壤。这是在 21 世纪的东京，一个终身未婚的老人需要靠野草生活。
当然，加藤的故事只是个案，日本的低保标准额度高，申请门槛低，只要能够证明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总资产达不到法定的标准，就可以申请低保。但因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自尊心等因素，有些人不愿去申请低保。
加藤先生的人生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的老龄化故事：因为老龄化，老人变多，社会资源无法覆盖到所有老人，一旦家中发生变故，就需要子女亲自上阵，加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逼”照顾父母。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壮年的加藤还是年老后的加藤，都是老龄化浪潮下的不幸之人。
在日本，因为经济或者工作而顾不上结婚的人很多；而对于年青一代来说，居高不下的不婚率更多是一种自我选择，年轻人主动将自己放逐在主流社会之外。
按照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据，1985 年，日本国民 50 岁时的未婚率是 4% 左右，30 年后，日本男性 50 岁未婚率上升到了 23.4%，日本女性 50 岁未婚率也达到了 14.1%。日本知名调查公司博报堂株式会社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后推测说，到 2035 年时，日本 15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一半或将是单身。
如果仅仅说结婚的问题，那中国和日本真是越来越像了。
从民政部历年统计公报来看，我国 2013 年登记结婚夫妇为 1346.9 万对，2019 年登记结婚夫妇为 927.3 万对，降幅惊人； 2013 年全国结婚率为 9.9‰，此后逐年的数据是：9.6‰、9‰、8.3‰、7.7‰、7.3‰，到了 2019 年，已降到 6.6‰。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路上升的离婚人数：2013 年离婚登记350 万对，2019 年离婚登记 470.1 万对；离婚率则从 2013 年的 2.6‰ 逐年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3.4‰。
单身人士越来越多，晚婚晚育越来越普遍。轻轻拨开外壳去探索真相，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了，往往也会面对一个问题：大批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在农村地区生活过的人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认识：没有考上大学而继续在农村扎根的人，往往结婚很早。原因复杂，但事实是，随着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结婚率降低，结婚年龄也大大推迟。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每 10 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达到 8930 人；博士生和硕士生招生人数为 53.8 万人，是 2000 年的 4.17 倍。标准学制下，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经历 16 年学业长跑，走上社会之后，需要经过数年，经济状况才会改善。再加上文化程度提高之后，个人意识更强，也更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于是，总体上看，社会的平均婚育年龄被推迟再正常不过了。同时，社会的发达使得女性意识觉醒，许多职场女性往往把结婚、生育视作个人事业发展的阻碍，于是选择晚婚晚育来规避风险。年年攀高的育儿成本更是年轻家长好的避孕药。
婚姻的需求也被大大稀释了。正如德国作家法兰克·荀马赫在《少子化：我们社会的灾难与危机》一书中所说：在今天这个媒体发达、网络便捷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在虚拟的环境中获得了社交上的满足感。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一起吃火锅、打游戏、看电影，经济实惠地打发时间，对婚姻的情感需求不断减弱。相信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体验到了这一点。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养育子女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因为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决定了家族是否兴旺。从宏观上看，在农业经济社会，生产率低下，资源短缺，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各种意外因素很容易摧毁人们脆弱的生产生活，人们的抗风险能力普遍低下，年老体弱的人很难获得足以保障生存的生活资料，只能依靠子女的赡养。同时，在封建父权的观念下，父母对子女的劳动成果天生具有支配权，因此，这种投资行为的产出是可见可量化的。
当下，人们早已习惯了丰裕的物质生活，也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制建设当成了与空气和水一样的基础设施，以至于养育子女的投资收益不断稀释到几乎可以忽略。
随着 421 型、422 型社会的出现，作为中间层的“2”（一对夫妇），已经无法在经济上支撑 4 位老人的赡养（随着长寿时代的来临，事实上远不止 4 位老人）。他们不可避免地有逃避的想法。
上面描述的种种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为风险理性行为。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这个风险社会中，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进行风险评估以便决定未来。比如对于生育，许多年轻的父母会考虑到，生孩子会给他们的生活增加许多风险，如搅乱二人世界、带来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等，为了规避风险，只好不生育。至于不生育的缺点——如老年之后无人照顾等，那是很远的事情，暂时不考虑。
只是，问题仍在那里，并不是不考虑就不存在了。
当我们告别“养儿防老”的时代，我们将面临一个词——“社会抚养比”。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之后，年轻人 越来越少，社会整体抚养老人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抚养比迅速提高，直到无力再赡养如此多的老人。在大概率发生的“百岁人生”中，有几十年的晚年，这期间，需要支付健康、医疗、护理的费用，而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并未有足够的财务自律以支撑这漫长的晚年，以及情感上的需求……
也许还没有等到这个变化发生，这一代年轻人就已经老了。
30 年后，谁来与他们共同面对漫长而孤独的百岁人生？承平经年，人们忘却了在角落里隐藏的风险。
书摘（二）
年收入 50 万美元的纽约家庭为何哭穷？
美国人比中国人爱存钱
不是存在银行，而是“存”到退休资产之中。
至暗时刻
美国的工人们，曾有一个至暗时刻。
1963 年 12 月 9 日，因为产品危机，美国斯图特贝克公 司宣布关闭汽车制造厂，并将公司其他业务转移到加拿大去。5000 多名工人因此失业，不久，又有 2000 多名工人丢了工作。而且，大部分人失去了自己的退休金。
59 岁的工人诺兰·米勒在斯图特贝克工作了 38 年，因为还未达到 60 岁，以一年之差，失去了全部退休金。他说：“我们一直认为退休金是有保障的，从来没有想到工厂关闭让我们失去了退休金。这是我们一生中所听到的噩耗之一。 ”如此众多工人的生计陷入困顿，将千疮百孔的美国退休养老计划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震惊了全美。
这么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怎么会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两年后，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万斯·哈特克向国会提交了《法案 S1575》，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再保险系统以保护雇员在私有退休金计划中的权益”。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参议员拉塞尔·朗做了如下开场白：“我们大家都听说了印第安纳州南宾德县的斯图特贝克工厂关闭，及其导致的
工厂退休金计划终止后所发生的种种悲惨事件……”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沃特·卢在证词中发出质问：“究竟要等多少个斯图特贝克事件发生后，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广大工人在私有退休金计划中的合法利益需要保障呢？”
这件事，终于成了一个转折点。
在对斯图特贝克事件的调查报告基础上，1974 年，美国政府颁布《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1978 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第 401 条 k 项条款，由此开始推广定额缴存计划（DC，企业提供）和个人退休账户（IRAs）。这就形成了支持美国人退休生活的“三脚凳”（三个支柱）：联邦养老金（提供基础生活保障）、雇主养老计划（DC计划，以 401k 为主）、个人养老投资账户（IRAs）。“三脚凳”的后两个脚，都是在斯图特贝克事件后建立的，职工缴纳进入 401k 和 IRAs 账户的资金，将获得个人所得税税延优惠，即现在不交税，退休领取时再交税。政府让税给职工去投资。出乎意料的是，因为不断有 401k 和 IRAs 的“源头活水”注入，美国养老金的资产规模大幅增长，成为美国 1978 年至2000 年长达 22 年大牛市的有力推手和获益者。截至 2017 年底，美国人的个人退休资产总计达 28.2 万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10%。
美国的退休支持体系
一个由人性引发的行为金融学问题
现在可以讲第二个故事了：人到底有多“懒”。美国的 401k 计划和 IRAs 的推行并没有一帆风顺。
这两个计划，当然是有利于美国普通群众的，但是，好的事情不一定会被欢迎。正如，我们都知道早睡早起好，却还是要晚睡晚起；都知道锻炼对身体好，却还是不去锻炼；都知道吸烟不好，却还是要吸烟……
美国在个人养老投资积极的，是基金公司富达投资。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00 年初，富达在美国每年花 2 亿美元做投资者教育，用各种方法推广 401k、IRAs。但是，401k 项目推进得很慢。美国的职工参与率遇到瓶颈，到 2000 年初，一直无法突破 50%。而且，到了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企业年金选项越来越多，个人收益却越来越低。
明明选项从几十个到两三百个，明明这些产品长期收益不错，明明投资工具也很齐全……
太难了！带不动啊！这是为什么呢？哪里出错了？
当时的一批专家对个人养老投资的各种数据展开了研究。后发现，原来，这是一个行为金融学问题：一是太专业。绝大多数职工都不是做投资的，而这些养老投资产品，金融术语过于密集，且产品多达几百个，把职工们看得眼花缭乱。二是太麻烦。政府规定，一个职工有资格参加 401k 计划了，才可去主动申请，去人事部门填表，然后和税务部门衔接，以获得优惠。三是长线投资却短线操作，频繁买进卖出。养老本来是长期的事情，首要关注的是长期得失，但是人们往往在意的是短期的盈亏。
所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退休金制度也进入了困顿期……
富达投资以及一批与养老有关的公司组成一个游说团，去美国国会展开游说。这个游说团讲了很多数据，对很多投资行为进行分析，但是，大家纷纷表示无感，毕竟这些人什么数据没看过。真正让决策者们大受触动的，是这个故事：德国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只有 12%，而奥地利几乎人人愿意（99%）。是奥地利人特别有爱心吗？可明明德国和奥地利是同一人种、同一渊源、同一文化呀！调查发现，区别在制度上：在德国，要做器官捐献，需要主动参与，去警方、卫生机构等机构申请，填一大堆表；在奥地利，却是“默认同意推定”，预设每个合格公民都参加，如果不参加，也可以，但是要去警方、卫生机构填一大堆表……两国是反着来的，区别由此产生。
从这个案例可见，人类之中，“懒人”比例在 80% 左右。游说团的这个故事以及相应的分析，触动了美国国会投票人，并在 2006 年通过了改革法案《2006 年养老金保护法案》，将过去主动申请，改为自动参加、自动预设投资产品、自动提高比例。不再需要去填一大堆表，不再需要在一大堆金融产品中做选择，不再需要每年考虑投资比例。工作年多少比例，第二年多少，提前预设；提前预设为以共同基金为主的产品；反过来，如果要取消，要改动，则要去填一大堆表……
这样一来，奇迹发生了。
美国职工养老投资选择共同基金的比率大幅提升，到了 90%，资金总额更是大幅提升，终于有了今天 28.2 万亿美元的规模。事后证明，“懒人”比例还真是 80% 左右：如果 401k 里有默认的基金产品，80%～90% 的人会选择默认产品，而不会去自己仔细甄选。人的惰性与生俱来。美国人花了 20 多年，终于明白了 这个道理：养老问题，不等于投资问题，在养老这个问题上，不要试图去改变惰性，而是去改变制度，服务众人。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虽然在投资者教育和行为研究上花费巨大，但各公司终有所获。
1994 年 3 月，富国银行和巴克莱全球投资（现已被贝莱德并购）考虑到，无论如何引导，401k 计划的投资者总是忘记适时适当地重新调整资产组合。于是他们想到通过设计恰 当的产品来替投资者完成资产配置调整，推出了支目标日期基金。这就是养老目标基金的雏形。
1996 年 10 月，美国富达投资推出了其只生命周期基金（现在一般称“养老目标基金”）——Fidelity Freedom Fund。这是只现代意义上的目标日期基金。此后一批大的金融公司纷纷跟进，推出了各自的目标日期基金，1996～1999 年生命周期共同基金资产净值增幅均在 50% 以上，在 2003～2010 年期间，除 20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生命周期基金资产明显下降外，增幅同样保持在 50% 以上。
年入 50 万美元太穷了吗？
2019 年 4 月初，美国纽约一个家庭的抱怨引起了国际各大媒体的关注。 这个年收入 50 万美元的家庭吐槽说自己太穷了，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50 万美元换成人民币，约为 336 万元。在美国，家庭税前年收入的中位数也只有 7.6 万美元左右。所以，毫无疑问，这个家庭属于高收入家庭。但是，他们的吐槽似乎又是有依据的，他们的家庭账单显示，虽然税前 50 万美元，但税后只有 27.8 万美元（约 186.7 万人民币）了。账单列完，一年只能存下 7300 美元的存款。这个数字很刺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列表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年收入，很大一部分流向了退休福利计划。
所以，实际上，这对夫妇每年存下的钱远不止账面上剩余的 7300 美元。他俩的退休金福利计划账户一年就有 3.6 万美元；他们每年的房贷支出有 6 万美元，偿还学生贷款金额
有 3.2 万美元。这些偿还贷款的支出，实际上可以转化为他们的净资产。
根据彭博社记者的计算，这对夫妇实际上一年可以存下10 万美元，也就是税前收入的 1/5。所以，他们实际上存下了很大的一笔钱。只是，这笔钱体现在养老金账户和房产上，而并非现金。同时，养老金账户又还有投资功能。
我们常常说，美国人不爱存钱，中国人更爱存钱，其实这是偏见。美国人也喜欢“存钱”，只是不是存在银行，而是“存”到退休资产之中，不断获得收益。
这个哭穷的纽约家庭，之所以敢于放心消费，甚至一年还有 1.8 万美元的慈善捐赠支出，底气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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