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70995
《诗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在风雅正变的话语中，“变”只是一个脱离常轨的时刻，终还是要回到“经”与“正”。但清季民初“变风变雅”的正面化，却萌发了“风雅”独立于“政教”的可能。
本书所集文字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此类讨论当然不限于考索文学文本或学人文献中的政治本事，更非出于机械的社会反映论，而是意在摸索“变风变雅”时代共通的表达结构。
本书所集文字，大略分为三辑：甲辑“雅废夷侵”，主要从解读诗文和文人群体交游入手，探索晚近学士大夫在他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委曲心境。乙辑“道术科分”，收入三篇在学术史、教育史方面试探的长文，分别讨论教育体制与史学、经学的近代转型。丙辑“文学小言”，围绕近代文学研究，涉及文论、小说、文学教育等话题。
叙论 / 1
甲辑雅废夷侵
“哀六朝”
——晚清士大夫政教观念的中古投影 / 27
民国二年的“癸丑修禊”
——兼论梁启超与旧文人的离合 / 55
“海内三古文家合像”与清季古文风尚 / 79
乙辑道术科分
张之洞学制规划中的近代国族
——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 / 103
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 / 149
从书院治经到学堂读经
——孙雄与近代经学教育 / 197
丙辑文学小言
东西知识网络中的《文学说例》
——章太炎早期文学论的屈折 / 253
小说与政变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考论 / 277
戊戌维新的文学面 / 300
新青年的“老童年” / 319
本书所集文字疏密有别、长短不一，或榷论学风，或解读诗文，或考证丛残，却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末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或至少是“政局”)的互动关系。此类讨论当然不限于考索文学文本或学人文献中的政治本事，更非出于机械的社会反映论，而是意在摸索“变风变雅”时代共通的表达结构。
学术文化史上常见的状况是，每当王朝鼎盛、制度稳固、人心安定之时，学人在社会结构中容有稍为稳定的位置或出路，社会政治背景变得间接，学术进展更多体现内在属性与内部逻辑。当然，也存在外部环境过于压抑，促使学术内转的情形。而一旦王纲解纽、制度更迭、民生多艰，甚至如清季民初这般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则学术、学人随世运浮沉；所谓“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在乱世中常常反之亦然。研讨此类时期的诗文、学艺，似更应兼顾政治环境。不过，清季民初的复杂性还在于，这是一个泛政治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去政治的时代。张之洞《劝学篇》对举“中学治身心”与“西学应世事”，将“内圣”和“外王”分别付与中、外学术，貌似维护儒教权威，实则已然开启中国传统学问从儒家素来讲究的政治事功领域撤退的趋势。癸卯学制颁布后，王国维针对大学不设哲学科，指出“学问之自由独立，上所不禁，然理论之与实行，其间必有辨矣”，则更从近代学科自律的角度，强调学术研究与政治行动的界限。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林纾与魏易合译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自序称：“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赡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馀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莎翁、哈葛德故事中的神怪因素，并不构成近代西欧政治文明、科学进步的妨碍。此种从西洋文学翻译导出的“馀闲”文章观，随即与“美术”“美学”话语结合，划定了词章与政治的分际。
因此，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与政局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反映论式的“直射”，而多为路线多歧、心曲复杂的“折射”乃至“激射”，需要找到一些联结网络的中介，而非直截唐突的对应。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所称“教化”或近代以降成制度的“教育”，或许可以构成一个节点。无论古今中西，正是文辞与学术提供了“教”的质料，而“教”的外在目的之一便是良好政治的实现。《孟子》云“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亚里士多德则以教育为其《政治学》未完终卷的内容，宣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黄宗羲称“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此说在清初不过是遗民守先待后的空想，在清末却不断得到趋新之士援引，成为教育变革的依据。学制改创与教学场合的变迁，造就了新学堂这一政治运动的温床，亦使得学术、文辞得以在自身领域日益明确的同时，仍以学堂、学生为媒介间接塑造政治。传统上以王制为中心的“政教”趋于没落，但启蒙或救亡话语下改头换面的“政教”也正在崛起。数年前出版的拙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曾冒昧地提示晚清有一种从“政教”到“文教”的变化。自今思之，“文”能否填补经学式微后“政”的空缺，进而承担“教”的责任，或许仍存疑问。但以“教”为支点，考察近代学术、文辞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大概仍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的方向。
本集收录十篇文字，大略按主题分为三辑：
甲辑“雅废夷侵”，主要从解读诗文和文人群体交游入手，探索晚近学士大夫在他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委曲心境。中国传统上的“士大夫”理念在西文中常被译为scholarbureaucrat或literati and officialdom，学者将之解读为士大夫统合政治与文化“二重角色”的表现。此种“二重角色”或“业馀”空间，近代以来却日益受到专业化趋势的挤压。无论是晚清士人“六朝”观背后政势判断与文化标准的由合而分，还是“永和以后第二十六癸丑修禊”中政治家梁启超与诗文之士视野的参差，似乎都可为这一观察增一注脚。清代古文盛称“桐城派”，但桐城文章掩袭一世实在咸同以降。清末学堂新式教育兴起，其中“国文”一科的发端，为行将就木的古文辞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光绪二十八年初桐城宗师吴汝纶与冒广生、林纾的一张合影，不仅堪为清季京师古文风尚的旁证，更是世变之中“文教”因革的见证。
乙辑“道术科分”，收入三篇在学术史、教育史方面试探的长文。《庄子•天下》篇谓：“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清季民初同样是一个道术分裂的时代。惟引起分裂的因素，除了“天下”的动荡，还有外来的学术分科。取自近代西方的分科体系不仅导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学科和知识，更重组了中国固有的学术门类和书籍秩序。经学、子学、史学、词章，无不有待于重新构造框架、“发明”传统、填充内容，以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但这一过程又非如水之就下，而是往往遭遇回流，埋藏潜流；“被发明”的传统也不妨借尸还魂、卷土重来。张之洞为晚清官办新教育的枢纽人物，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其学制规划在导入外来分科体系的同时，更活用学科之间的配合，凸显时、空两个维度的国族共同体意识。梁启超开启的“新史学”亦是近代一大思潮，影响力溢出史学之外；以往研究多关注其汲取外来资源的途径，实则“新史学”框架背后的《公羊》经学背景亦值得注意。清末学堂设立“读经”课程，其宗旨与方式，与传统书院经生治经有所不同；辛亥前后，教育界废经之论甚嚣尘上。南菁书院出身而先后投身幕府、管理教育，终成为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的孙雄，可视为亲历近代经学教育变迁的一个贯穿性人物。
丙辑“文学小言”，收入有关近代文学研究的几篇文字。此辑所称“文学”，与甲辑关注的诗文之学略有不同，乃指在近代分科体系下对应于西文Literature或Bellesletters的领域，亦包括小说戏曲及白话文等。在清末“文学”观念史的研究中，章太炎的论述一直备受关注，《文学论略》《文学总略》等篇标举“有文字箸于竹帛”的定义，常被误解为一种复古而笼统的“大文学”论。但若回溯其早年的《文学说例》一篇，则可彰显章氏援引西学资源的脉络，以及他从“小学”基础构建“文学”所针对的具体问题。戊戌百日维新和随后发生的政变，为晚清政治史上的重要关节。关于这段“时事”，清季民初曾流行过多个版本的“康梁演义”小说。作者的顽固立场和虚构的诬枉情节，并不妨碍这部小说在主流的戊戌政变史叙述之外，传递某些意外的“真实”。本辑所收后两篇小文，一则发掘戊戌维新的语文教育侧面，一则检讨“五四”一代回忆中黑暗的晚清童年。这两篇短文分别对应着我近年从事的两个研究题目：“晚清新式国文教育的兴起”和“近代中国的阅读转型”。
以上十篇文字，写作的时间跨度较大。早完成的“癸丑修禊”一篇，原是关于清末民初报刊诗文栏研究长文的后一部分，初稿还是在方格稿纸上手写的；近完成的“海内三古文家合像”一篇，则为去年国内疫情严重时期闭门“e考据”的产物。十篇文字先后在各种场合发表，或见于专业期刊，或收入会议论文集。在此谨对各刊、集的匿名审稿人和编辑，各次会议评议人和主办方致以诚挚的感谢。我的学问生涯始于阅读晚清诗集。初，在业师夏晓虹教授指点下，曾就湘绮楼诗、近代报刊诗文栏、“同光体”等主题试撰过一些习作，也曾一度确定“近代诗学与政治”为研究领域。“变风变雅”的题目，本是为这一课题准备的。可惜世路多歧，自己的读书兴趣更是“流质多变”，没有能在这个领域坚持下来。差可自我安慰的，是“变风变雅”也未必从狭义上理解，如果纳入学术史、教育史的视野，或许还更接近《诗大序》的本义。无论如何，夏老师近二十年来的教诲、照顾和宽容，以及她对待生活波澜那种平淡不惊的态度，值得我永远铭记。多年来赐予我各种教示和帮助的师长、领导、亲友尚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特别感念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张钰翰先生与我仅存一面之雅，却慨赐出版机会，并担当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卓有古人之风。书中任何疏漏，自应由作者负责。仓皇之际，改定文编，正恐多有不到、不尽之处，统祈读者诸公呵斥。
2021年3月24日于京西龙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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