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综合国力及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趋势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力量及其内在变化会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随着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的竞争和博弈正不断加剧。通过对美国的综合实力及社会政治生态的变迁进行评估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美国的变化趋势，进而制定出与之相对应的对美战略。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分别于1995年、2000年和2009年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问题高级院做客座研究员和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美关系。主要代表作《国会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政策》（专著）、《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专著）、《美国在东亚的作用》（专著）、《观察中美关系的三个维度》（论文）、《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考察》（论文）、《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探析》（论文）、《变轨、脱轨、延续——从美国对外战略的轨迹看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三个特点》（论文）、《常规因素与非常规因素的汇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论文）、《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特征》（论文）、《中美关系40年及其经验》（论文）、《新冠疫情下的美国与中美关系》（论文）、《美国梦正在破灭》（论文）、《探析中美关系之变》（论文）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章进入21世纪以来的美国（）
节经济之变（）
第二节社会之变（）
第三节政治之变（）
第四节外交之变（）
第五节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变动显著的变量（）

第二章新世纪以来的美国综合国力变化（）
节何为综合国力？（）
第二节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力资源”稳中有升（）
第三节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力转换”有所下降（）
第四节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力显示”小幅下降（）

第三章新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
节贫富悬殊与阶层固化（）
第二节人口结构与宗教问题（）
第三节移民问题、种族矛盾与地区差异（）
第四节医疗改革、社会安全网与福利支出（）
第五节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与工会组织（）
第六节认同冲突与文化霸权危机（）
第七节控枪、犯罪与阿片危机（）

第四章新世纪以来的美国政治发展（）
节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的美国政治（）
第二节2016年大选与“特朗普时代”（）
第三节“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延续、
变化与走向（）
第四节2020年大选与“后特朗普时代”（）
第五节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及其影响（）

后记（）

美国综合国力及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趋势章进入21世纪以来的美国章进入21世纪以来的美国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创繁荣美好世界》的致辞。他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进入21世纪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体现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过去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局面，为世界的变化加注了全新和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过去400年“执世界之牛耳”的西方世界遭遇到各种冲击、挑战，内外问题集中爆发，尽显颓势。曾几何时，也就是在30年前的冷战结束之际，西方世界将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西方的胜利。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荣登超级大国宝座，自信爆棚，声称历史已经终结，要将“单极时刻”在21世纪转变为“单极时代”。但现实的历史进程与美国人的期待大相径庭。从进入21世纪的头一年开始，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美国都会遭遇到一场重大冲击，2001年是“9·11”事件，2008年是“金融风暴”，2016年是“特朗普冲击”。这种冲击是沿着外部、经济、政治的线索层层递进。在内政领域，美国正面临自19世纪内战结束以来分裂的时刻，2016的大选是美国社会阶级矛盾、种族矛盾、意识形态冲突集中爆发的结果。特朗普上台后，一些矛盾呈愈演愈烈之势，建制与反建制，上下、左右、黑白、蓝红相互交织。2020年的美国大选更是将政治的极化和社会的撕裂提升到触目惊心的程度，选举过程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充满争议，甚至发生了2021年1月6日抗议者占领国会的骚乱，这在美国的选举史上前所未有。在外交领域，特朗普开启了美国二战以来重大的变轨，他反复声称，美国在外部世界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投入了过多的资源，因而忽视了国内的建设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使得美国吃了大亏，并导致自身问题丛生。为此，“美国人民要同过去失败的历史告别，重拾自己的话语权，重新掌握了这个国家及其命运。”这显然是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奉行的国际主义外交传统的否定。2019年末—2020年初，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不期而至，并迅速演化为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疫病大流行，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人感染、上百万人丧生，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极其重大的冲击，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不分国别、地域、种族、信仰。2020年1月21日，美国宣布发现个病例，随后的一个多月，只增加了几十例。2020年3月，疫情进入暴发阶段，从每天几百、几千到上万，美国迅速成为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的“风暴中心”。疫情对美国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截止到2020年年底，美国已有超过2300万人确诊，35万人丧生，是全球疫情严重的国家。美国经济遭遇重创，“特朗普景气”提前终结，衰退已至。美国社会生活开始陷入大面积停摆，各种矛盾激化。疫情与2020年美国大选相互叠加，美国社会进一步被撕裂，正在走向“动荡的20年代”。Jack Goldstone,Peter Turchin,“Welcome To The ‘Turbulent Twenties’,”NOEMA,Sep 10,2020，https://wwwcom/welcome-to-the-turbulent-twenties可以说，当下的美国也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而这种变局也是世界大变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节经济之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人们不断在思考美国是否会在21世纪交出世界头号强国的交椅。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危机的探讨。从经济的视角来看，美国经济在21世纪呈现出三大结构性问题：总量优势下降和经济增长乏力、资本和劳工阶层的失衡，以及赤字和债务积累。这些结构性问题已深刻影响到美国的国内政治、社会变迁和对外战略。一、总量优势下降和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美国的实际GDP达到了1326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279%。而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前的2019年，美国实际GDP的全球占比已下降至216%。由于欧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主要经济体在这20年中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而中国经济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35%一路升至2019年的136%，已和美国愈发接近（参见图1-1）。由于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大国在经济总量层面如此接近美国，中国迅速崛起的势头使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图1-1美国和中国GDP占全球比重的变化趋势 （1960—2019年）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从理论的角度看，美国经济占比的相对下降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根据经济收敛理论的观点，虽然发达国家在初始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资本等生产要素边际效应递减的特点，一旦这些生产要素越过边际效应递减的临界点，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下降并终趋于零。发展中国家由于初始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其资本和劳动依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并且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加速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将会终趋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收敛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在全球市场获得资本和技术的能力。由于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实行出口管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境，这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未能缩小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上的差距。。美国由于在19世纪末就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于二战结束后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在技术进步低于资本和劳动边际效应递减速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的逐年下降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增长潜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到了愈发充分的释放，在后发优势的作用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中不断上升除经济收敛外，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日趋接近还源自发展战略、对外关系以及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学者们对这些因素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主题和篇幅的原因，本书在此不进行具体展开。。在经济总量层面，美国的另一大隐忧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停滞不前。在21世纪的头20年中，美国实际GDP的平均年度增长率为209%，低于1961—1999年的352%的平均增长率。这其中固然有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美国经济增长率在经历危机的低谷后未能实现大幅度的提升。如图1-2所示，美国在1961—2019年间主要经历过五次经济萎缩（经济增长率为负），分别为1970（-032%）、1974—1975（-037%）、1980和1982（-103%）、1991（-011%）以及2008—2009（-134%）。如果对比每次经济收缩之后五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2008—2009年后的恢复速度是为缓慢的，仅为215%，显著低于前四次438%的平均水平。虽然美国经济在近年保持了2%左右的稳步增长，但和历史数据相比，经济增长率依然相对偏低，人们愈发担心美国经济可能将陷入长期低增长的局面。图1-2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1961—2019年）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学术界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有两个主要理论：一是索洛在1956年提出的外生增长理论；二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内生增长理论，代表人物包括罗默和卢卡斯。外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但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率呈递减趋势，如果没有外生变量（技术进步）的注入，经济增长将逐渐陷入零增长稳态（steady state）Robert 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9，No3,1957,pp312-320。内生增长理论同样重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其和外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劳动投入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干中学和发明创新等渠道来实现，因此具有内生性的特点Paul MRomer，“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8,No1,1994,pp3-22。相比外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在提升经济效率中的作用，并且将这一过程内化于企业的生产过程之中。尽管两大理论在模型构建方面存在不同，但均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决定性作用。美国在21世纪引领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发展，然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针对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罗伯特·戈登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一轮的技术进步在本质上不属于革命性的技术变革，这是其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戈登强调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引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它们几乎改变了人类每个方面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然而新一轮的数字经济革命虽然在专利发明数量增长很快，但其在本质上依然是对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而非颠覆式的创新。根据戈登的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使美国的劳工生产率在1996—2006年实现了238%的年均增长，而此后的10年虽然有数字技术的进步，但年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只有093%。当代科技巨头（例如谷歌、亚马逊）虽然看似在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方面令人目不暇接，但它们的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其实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尼古拉斯·布卢姆等学者在收集了各行业数据的基础上探究了经济增长率为何趋缓，他们发现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释放的潜能已接近极限，提出新的创新性理念变得愈发困难，而且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这导致科研投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升呈现出相反的走势。布卢姆等人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保持现有的人均GDP增长率，投入到科研中的各类成本每隔13年就需要增长一倍，来抵消难以产生实质性创新理念的影响Nicholas Bloom,Charles IJones,John Van Reenen,and Michael Webb,“Are Ideas Harder to Fi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10，No4,2020,pp1104-1144。虽然创新发展缓慢的问题具有全球性，但美国在科技领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迟迟无法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其他国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边界内追赶美国的步伐就会越来越快，这将对美国的科技霸权带来根本性的挑战。除科技进步遭遇瓶颈外，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例如美国的抚养比例的上升使相当一部分国民经济收入需要被用来支持老人和小孩，而无法作用于扩大再生产、研发以及其他的生产性活动中，导致投资率的下降。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1997—2000年间曾达到671%的峰值，但随后一路降至2017年的628%，降幅中至少有25个百分点是由“婴儿潮”逐渐进入退休年龄所导致，同时25—54岁且学历在本科以下人口的参与率在2007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下滑，拉低了整体劳动参与率。在全球化和技术替代效应的影响下，美国这部分虽处于黄金年龄但技术能力相对不足的人群的生存危机愈发严峻，成为了绝望的群体。皮凯蒂、苏索和祖克曼的研究显示美国所有人口的总实际收入在2000—2014年间增长了056%，但90%以下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012%，这表明每年的经济产出实际上被富裕的10%的阶层所获得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and Gabriel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33，No2,2018,pp553-609。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使人们愈发缺乏进入劳动市场的动力，人力资本的缺失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后劲的不足，同时为民粹和保护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温床”。二、资本和劳工阶层的失衡近年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特朗普之所以能在2016年异军突起，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击败民主党精英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其核心原因就在于他所宣扬的政治、经济主张迎合了美国广大劳工阶层对自身现状的严重不满。特朗普执政期间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他对选民的承诺，从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到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这些政策虽然遭到了舆论严厉的抨击，而且没有能够解决非法移民以及贸易赤字等问题，但其背后的“逻辑”却始终一致且清晰，即通过反全球化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和收入。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特朗普在应对疫情严重失策的情形下依然获得超过7400万张普选票，在几个摇摆州中也只是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这从侧面反映出美国的社会分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加之疫情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显著高于高收入阶层，美国劳工和资本的失衡已成为影响美国经济运行、政策制定和政治博弈的结构性变量。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展开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要探究其之所以达到如此严重程度的背后原因。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资本和劳工的关系始终是牵动美国政治和经济运行的主线之一。美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在过去长期保持稳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占比相对较小，整个社会的财富分布呈“橄榄球型”。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70年美国中产阶级占社会的61%。在中产阶级占社会大多数的条件下，无论是当政者，还是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都会首先确保所主张的政策符合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就从激励结构的角度降低了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候选人的出现。然而，随着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皮尤的数据显示，中产阶级的比例在2016年已降至52%。Rakesh Kochh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stable in size,but losing ground financially to upper-income families，”Pew Research Center，September 6,2018中产阶级的大幅萎缩是美国如今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浪潮愈发汹涌的重要根源。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美国的资本和劳工关系也具有非对称性，前者在财富分配和议价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虽然美国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劳资严重失衡的情形，但均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到均衡水平。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迅速扩张，资本在和劳工的博弈中的优势地位不断扩大，导致劳工阶层的收入愈发落后于资本的利润所得。根据丽娜·宋等人基于企业数据的计算，美国劳资收入比从1981年的278下滑至2012年的210，显著低于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Rena Sung,Erica Owen,& Quan Li，“How do Capital and Labor Split Economic Gain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19，pp1-28。他们的研究还显示与这一趋势相伴的是全球化的加深和工会力量的减弱，这两个因素大大增强了资方在博弈中的议价能力其他学者基于不同模型和样本的经验性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其中的代表性研究包括：Michael Elsby,Bart L,and Aysegul Sahin,“Th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share,”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Fall 2013,pp1-63;Yasser Abdih and Stephan Danninger,“What Explains the Decline of the USLabor Share of Income? An Analysis of State and Industry Level Data,”Working Paper WP/17/167,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Loecker and Eeckhout,“Global Market Power,” Working Paper No24768,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8。全球化使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寻找能使其实现利润化的区域进行投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工资普遍低于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美国跨国公司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纷纷选择将生产和组装基地迁往海外，这对美国本土劳工阶层的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形成了“挤出效应”。而工会的式微则导致劳工阶层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对资本施压。同时，随着美国的产业变迁，劳工阶层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愈发分散的特点，进一步增加了组织和游说的成本，使得劳工阶层在资本力量日渐增强的局面下无法建立有效的制度手段。除全球化和工会外，技术进步的替代效应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也是加剧劳工和资本失衡的重要因素。以下我们将对这些因素进行逐一的分析。1全球化全球化赋予了资本在世界配置资源的自由，从而化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客观上讲，全球化大大推动了人类财富的增长，同时降低了消费者的成本，促进了消费福利的增长。然而如前所述，全球化的一个突出局限性就是加剧了资本和劳工阶层的失衡。全球化赋予了资本前所未有的自由，却无法使劳动力实现自由跨境流动，这一内在矛盾使得原本已处于被动地位的劳工阶层更加难以和资本展开有效议价。美国在2000—2010年短短10年间就流失了600万个工作岗位，这期间大幅度扩张的全球化被认为是主因之一。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努力缩小劳资之间的鸿沟，但在一次分配占主导性地位的情形下，二次分配对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较为有限，这在以往的经验性研究中得到了证明Herwig Immervoll and Linda Richardson，“Redistribution Policy and Inequality Reduction in OECD Countries:What Has Changed in Two Decades?”IZA Discussion Paper No6030，2011，pp1-89。2工会力量的下降根据“奥尔森困境”理论，如果一个行业的劳工阶层人数众多且分散在不同区域，将显著增加建立工会的成本，因此在和资方进行整体议价的过程中容易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在单一企业内部，由于人数相对较少且聚集，劳工组织工会的成本明显降低。杰克·罗森菲尔德（2014）的研究发现加入工会的劳工在工资溢价方面比同行业的非工会成员高出15%—25%。Jake Rosenfield,What Unions No Longer Do,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然而，罗森菲尔德等学者均指出美国私人部门的工会参与率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的高峰后就在逐渐下降，1973年降至24%。随后降幅开始加快，到2019年，工会参与率仅为6%。Barry Hirsch and David Macpherson,(2019)Union States Database与此同时，安娜·斯坦斯伯里等人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教育、年龄、性别、种族、地理区域和行业等因素后，美国工会成员的工资溢价在从1982年的21%降至2019年的15%Anna Stansbury and Lawrence HSummers,“The Declining Worker Power Hypothesis:An Explanation for the Recent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NBER Working Paper No27193,2020,pp1-138。学者们认为工会参与率和工资溢价的降低是制度和经济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对劳动法执法力度的降低，以及越来越多的州（right to work states）废除了强制劳工加入工会的法规。Frank Levy and Peter Temin,“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Working Paper 13106,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7在经济层面，全球化下的进口竞争效应增加了工人需求弹性，加剧了工人在议价中的被动地位。自动化技术的进步和推广使工作替代效应显著增强，并扩大了不同技术级别间的工人的收入差距Daron Acemoglu and Pascual Restrepo,“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Factor Shares,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8,No6,2018,pp1488-1542。在1984—2016年间，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美国工人的收入下降幅度比拥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工人高出35个百分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效率和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在加速消失。斯坦斯伯里等人对美国1958—2011年间473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工人收入进行了统计，发现工作效率的增加对收入的改善作用在这一期间下降了50%。在全行业样本中（金融业除外），劳动报酬和净增加值之间比重在1982—2016年间也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资本在净增加值中的所得却在这一期间呈上升趋势，反映出资本在议价方面处于愈发强势的地位Brian Bell,Pawel Bukowski,and Stephen Machin,“Rent Sharing and Inclusive Growth,”Working Paper No29,London: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Inequalities Institute,2019。3技术替代效应技术进步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增加了对工作岗位的替代效应，这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现为显著。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所驱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使计算机和机器人等电子设备具备了不同于以往的思考能力，可以以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大量的一线工作。自动化带来的替代效应已从制造业迅速扩展至金融、传媒和餐饮等服务业领域，加剧了大范围失业的风险。其次，和之前的工业革命相比，当前新一轮技术进步的学习门槛相对更高，往往需要花费极大的成本才能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技术革命虽然创造出了新的工作岗位，但这些岗位往往需要从业者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替代效应所造成的工作损失。美国从事一线工作的劳工阶层的年龄普遍偏大，这就导致这一群体很难通过学习新的技术来拓宽就业渠道，加剧了替代效应对其造成的冲击。因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诉诸于选票，希望选举可以为其带来改变，“铁锈带”选民对特朗普毫无保留的支持反映出这一群体所面临的深刻生存危机。4产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推进，美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曾经辉煌的制造业逐渐衰落，其占总GDP的比重到2018年已降至1125%。虽然历届美国政府均十分重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振兴战略和政策，包括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和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但均无法扭转制造业下滑的趋势。国内产能的不足使美国愈发依赖从海外进口制造业产品来满足需求，制造业占总进口的比重到2019年已攀升至总进口额773%，而制造业出口仅占总出口额的589%。这种内外失衡一方面增加了产业链的脆弱性，同时加剧了制造业的竞争压力，导致相关产业劳工阶层的就业和收入面临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美国非农产业的比重已经从1948年的32%降至2017年的8%，其中2000—2012年的降幅是1979—2000年的2倍。这表明制造业工人的生存危机在21世纪呈现出恶化的态势，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图1-3制造业总额和进出口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与持续衰落的制造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在2000—2019年间，年产值增幅排名前4位的产业分别为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专业和商务服务，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以及信息产业（参见图1-4）。这类产业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它们属于高度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需求侧青睐高端人力资本。在技术溢价的作用下，扩大了资本和劳工阶层的收入鸿沟。第二，这类产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生产要素越是能自由流动，越能加快其创新和利润增长。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已成为企业愈发看重的生产资料。金融和科技公司普遍希望扩大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从而助力于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大加速了生产的效率，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这些发展成果在短时间内难以惠及制造业，甚至还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效应”。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新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但这些岗位大多也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很难直接平抑因替代效应导致的工人福利损失。图1-4各行业增加值在2000年和2019年的对比（单位：十亿美元）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三、赤字和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自二战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均呈现出赤字和债务持续增长的态势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只在5个年份出现过财政顺差，分别为1946年和1998—2001年的连续四年。。联邦政府在2020财年的赤字已高达313万亿美元，占GDP的149%，债务也攀升至GDP的102%，均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新高。这其中疫情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已长期持续走高，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已数次因无法和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而关闭。从理论和经验性的角度来看，只要美国经济能及时复苏，同时世界继续对美元的信用持有信心，美国在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低。然而如前所述，美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已呈现出逐年下滑的态势，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也面临着挑战，这些结构性因素为美国的赤字和债务的可持续性埋下了隐患。1财政赤字联邦财政赤字是指联邦政府的年度收入小于支出的额差。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工资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收入；支出则主要涵盖义务性支出、裁量性支出以及支付净利息的支出联邦政府每年的义务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老年保险医疗制度、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以及失业补助等其他开支，裁量性支出包括国防开支和非国防开支，后者一般由教育、交通、公共卫生、住房等项目所组成，利息支付是指联邦政府支付公债和政府间债务的利息。平均而言，义务性支出占据联邦政府年度支出的60%。资料来源：Grant ADriessen,“Deficits,Debt,and the Economy:An Introduction,”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April 15,2019。。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以下简称CBO）的数据，美国的财政赤字在2020年达到了313万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149%。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冲击，财政赤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支出的大幅增长，比2019年增长了312%，而收入只增长了163%。CBO预测显示美国未来10年的财政赤字将不断升高，并在2031年达到GDP的57%。这
图1-5联邦财政收入、支出和赤字的变化趋势及预测（1962—2031年）数据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一比例不仅将远高于过去50年33%的水平，同时也显著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图1-5描述了美国在1962—2031年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变化和趋势预测CBO的数据库早的年份为1962年，因此作者将该年作为曲线图的起始年，下同。数据库详情请参考：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Historical Budget Data,February 2021。。2债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主要由两部分构成：部分是政府公共债务和借贷项目。政府公债和财政赤字紧密相连，财政赤字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公债的上升，而公债升高所引发的利息将会加重未来的财政赤字。借贷项目（Federal credit programs）是指为大学生和小企业等群体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支持性项目。联邦债务的第二部分是政府间债务（Intragovernmental debt），主要是指联邦政府通过临时向有财政盈余的部门借款来为支出项目提供资金。根据CBO近发布的《2021—2031年预算和经济展望》，联邦公共债务在2020财年结束时已达到GDP的100%，并将在2031年升至创历史记录的107%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February 2021。图1-6展示了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在1962—2031年的变化和预测趋势。图1-6联邦政府公共债务的变化和预测趋势（1962—2031年）数据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虽然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均已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值，但美国的实际GDP预计将于2021年下半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并且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依然比较稳固，因此美国在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低。然而，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关键是可持续性问题。虽然经济学家根据以往其他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前的宏观经济指标提出了各种预警模型，但这些模型在政策操作层面存在局限性。经济学家在建构模型的过程中一般采用包含多个国家的样本，并根据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失业率、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