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53552
1，本书重点讨论王阳明及其弟子、后学在内阁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以及在实际政治中与内阁的种种牵扯。
2，关于王阳明讲学传道的对象,也就是其弟子群体社会地位的问题的讨论，揭示了一个“普遍性”现象：一种新思想、新主张的提出，总是首先在社会的中下层得到传播、响应和共鸣，而上层则自觉与不自觉地对这种思想、主张进行压制和打击。这并不是人们的有意为之，而是“存在决定意识”。
3，本书讨论了“翰林院—内阁体制”的概念,概括来说即是精英进士集团对翰林院官职,进而对阁臣之位的垄断。王阳明及其众多初期弟子均属于在政治上被排斥在这一以内阁为中心的封闭性小圈子之外的人物。 然而阳明学派因王阳明之魅力和苦心经营而繁盛一时,被王阳明引入门下之士人中不乏才能出众、日后在科举中成绩突出而进入“翰林院—内阁体制”之中者,这反而成为导致学派政治立场之嬗变以及内部分裂的因素。
4，从士大夫自身而立论、设教的意图出发，理解王阳明等人的作为和心态。从整体上来看,政治意识在士大夫思维中要占到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像王阳明这样曾经仕至高官的精英士大夫来说,理想的政治秩序乃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
本书以《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为题，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晚明阳明心学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派中人的政治理念和活动。主要采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对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如针对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转向觉民行道的看法，认为王阳明的弟子群体以地方上的中下层士人，具体来说则是举人、生员为主，因而王阳明的传道路线应当归结为“觉士行道”。而在政治上，王阳明顿悟之后也并未放弃对朝廷局势的关心。“大礼议”之际，王阳明曾向其在朝的弟子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试图通过这些弟子来对政局加以引导。其讲学传道之际着眼于中下层士人之培植，也正是出于对这些弟子将来入仕之后能够挽救政治之颓势的期待。而心学所针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自身之弊病。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此种弊病之明显的归结，便是内阁之专权植党、排斥异己。阳明学派自阳明起便提倡士大夫分权共治的精神，其后学亦承袭了此种理念。自嘉靖以后，学派中人或抵制内阁而屡遭打击，或入主内阁而兴盛一时。进入万历后，由阁部之争而招致党争大炽，学派中虽有稍向内阁靠拢者，但终亦不能为阁中之党魁所容，余者则渐为反内阁的新生力量东林派所吸收。
序（方志远）
自序
章 王阳明的早年经历及其思想形成
节 王氏家族的命运与明代前中期的政治氛围
第二节 王阳明入仕之后的文学交游
第三节 王阳明在李东阳门下的活动
第四节 龙场顿悟的政治背景
第二章 阳明学派的形成过程及成员的社会地位分析
节 王阳明讲学传道的大致经过
第二节 王阳明在贵州的讲学活动———主教文明 书院的背景
第三节 王阳明在湖广的早期弟子
第四节 王阳明弟子社会地位分析
第五节 王阳明的传道策略及其背景———兼与薛瑄、 吴与弼相比较
第三章 阳明学派与“大礼议”
节 “大礼议”的政治背景
第二节 王阳明及其弟子等对内阁的批判
第三节 “断断休休”:阳明一派的政治理念
第四节 阳明派士人与世宗支持者政权———从勠力 到反目
第四章 阳明后学与晚明内阁政治
节 嘉靖前期阳明后学的政治境遇
第二节 严嵩与阳明学派命运的转折
第三节 徐阶与阳明学的全盛期
第四节 党争背景下阳明学派的分裂与困境———兼论 阳明为东林之先驱
第五节 阳明学派中的讲学山人
序
我和焦堃小友迄未谋面，只是因为一个时代、一个人物，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个时代就是明代，这个人物就是王阳明。
焦堃毕业于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后负笈东渡，经过八年的学习，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焦堃自陈，对王阳明的兴趣产生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持续到今，可谓“十年一剑”，虽然年轻，却可以说是研究王阳明及其学说的“资深”学者了。这部由博士论文拓展、由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的《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正是他十年来磨的这一“剑”。
四十年前，我撰写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明代内阁的研究，这也是我步入明代史研究的篇习作，后来以《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为题，发表在中华书局《文史》第33辑（1990年）。近发表的两篇文章，都与王阳明、与王学相关，一篇为《亲民：王学要义所在》（《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8日第14版），一篇为《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近出版的一部著作是《王阳明：心学的力量》（商务印书馆，2019年）。所以，读到焦堃小友的《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有一种亲切感、一种好奇心，在青年学者看来，阳明心学是什么样的学说？明代内阁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二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历史学者习惯于将所讨论的人和事安放在其生存的时代，用近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将其安放在历史的现场。正是由于这个习惯，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西方不同，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是在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过程中，提出自己济世安民的思想和主张并努力践行之。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首先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用来完成自己所谓的学说的。由于有这种一直以来的认识，使我和焦堃之间产生了共鸣：“所谓‘思想家’‘哲学家’等称谓，皆系现代人加之于王阳明等人头上，古人原无此类标签。以此等现代的概念套用在古人身上，再去对其加以理解，这种做法实属西人所谓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研究过去的人物，首先需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不可一概从理论和概念上的预设出发，否则很容易有毫厘千里之失。”
无论是对朱学的批评，还是对陆学的继承，无论是对程朱将《礼记》中的“亲民”望文生义解释为“新民”的公开挑战，还是直言“此心在物则为理”对“心即理”的推进，特别是在经历“百死千难”后揭示出“致良知”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一生精神”，都是在长时期的左右彷徨、上下求索中体悟的，都是身体力行在事上“磨”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只是和西方同时代的学者进行所谓比较研究实则为比附研究，是进入不了王阳明及王学的，用王阳明的话，必然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
焦堃不讳言自己是余英时“新儒学”论的服膺者，并且自认为“延续了余英时先生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思路”。而余英时关于宋以降士大夫阶层政治担当的意识和实践的描述，我也认为至少揭示了这一群体的部分特征。我在多种场合指出，无论是被王阳明批评的程朱，还是被王阳明继承的陆九渊，特别是王阳明本人，都具有这种政治担当的意识和实践。这种意识和实践，正是先儒“修齐治平”的体现，也是儒家学说深入人心、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2018年初，因为《千古一人王阳明》的出版，《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对我进行了一次专题采访，采访稿发表时的标题是：“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我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时代，思想家兼政治家的王阳明对思想家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情怀的继承和推进。
通过细致的考察，焦堃在《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中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尽管阳明弟子及再传弟子中有大量的官员，但入门弟子仍然以各地生员、举人为主。焦堃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带有“个案性”的发现，实则揭示了一个“普遍性”现象：一种新思想、新主张的提出，总是首先在社会的中下层得到传播、响应和共鸣，而上层则自觉与不自觉地对这种思想、主张进行压制和打击。这并不是人们的有意为之，而是“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无论是李东阳时代的内阁，还是杨廷和时代的内阁，或者费宏、杨一清及张居正时代的内阁，王阳明及阳明学都是受压制的。但是，压制王阳明及阳明学的，不仅仅是内阁，更有嘉靖皇帝。而且，整个清朝，王阳明及阳明学也是不受待见的。我在《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一文中说到一个观点，也是一个事实：“王学”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实是柄“双刃剑”。王阳明及其学说，是明代一百年前后社会多元化的产物，也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进程；王学对朱学的批判精神，对于任何权威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在整个清朝，虽然对王阳明的“盖棺定论”评价甚高，但从稳固统治的角度考虑，却是压制王学而尊崇朱学。王阳明及阳明学是明代社会多元化的产物，同时又推进明代社会的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与当时的“权威”、与当时主流思想的“朱学”格格不入。倒不一定是内阁，王阳明和阳明学是挑战一切权威的。但是，王阳明的影响力并不只是在“立言”，更在“立功”和“立德”。如果没有王阳明的事功、王阳明的气节，就不可能有传遍天下的阳明学。王阳明的伟大，是把陆九渊的“心即理”改造为“实学”、行动之学，“真知即所以为行”，心在物上，理在心上，“此心在物则为理”。尤其是，虽然将“致良知”视为自己“一生精神”，却明确指出，如果只是“致良知”，那还只是佛家的学说，只有既“致良知”又“亲民”，那才是孔子的学说，才是真正的“圣学”。
作为一位青年史学者，焦堃在《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中，表现出比较扎实的史料功夫和比较强劲的研究潜力，为明代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他所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带有普遍意义。比如，焦堃认为，王阳明及王门弟子之受到内阁的压制，或者说王阳明及阳明学对内阁的权威形成挑战，是因为内阁的集权：“王阳明本人及其相当多的弟子乃是极为坚定的反内阁集权、主张分掌职事的一派，这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事实是，不仅仅是王学，包括朱学、陆学，乃至孔孟之学，从本质上说，都是挑战权威的，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孔子的讲学，孟子的讲学，朱、陆及王阳明的讲学，他们追求的是“道”、是“理”，为了这种追求，他们不屈从于任何权威。所以，朱熹死后，朱学被斥为“伪学”；王阳明死后，王学被斥为“邪说”。孔子在传播学说的过程中，也不断遭受非议和打击，致使居无定所，被讥讽为“丧家之犬”。但无论什么样的处境、不管遭遇什么挫折和屈辱，他们都在锲而不舍地追求道、追求理，他们不是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自身良知之是非为是非，并且把自己的体悟传播给大众。正因为此，才有孔孟，才有程朱，才有陆王，才有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才有延绵不断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正是经过他们总结和揭示，并从他们的追求中体现出来。
作为一位青年史学者，焦堃学习和研究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关注更多的问题，需要有更加丰富的人生，需要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对历史进行审视。我热切地希望，焦堃在《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的基础上，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方志远
2021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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