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84894丛书名: 人文与社会译丛
1964年普利策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
解析反智主义思想根源及演进的奠基巨著
版本特色：
全文无删减
资深译者精彩译笔，译文晓畅、准确
新增大量必要的知识性注释（400余条），还原20世纪中期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独特生态
豆瓣好评：
“有着数百条非常有助于非专业读者进入语境的良心译注”；
“详实有内容的译注，还弄了边码，这样的书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了”；
“译注详实有用，与正文互文关系强，正文翻译也很平实流畅……我读过他以笔名译就的文学作品暨评注后，产生了极厚的粉丝滤镜。这本书很有他认真译述的风格，敬请新老粉丝抓紧入坑”。
智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为何在美国，智识本身及拥有智识的人屡屡遭到忌恨和怀疑？为何一部分美国人热衷于追捧自我奋斗的商业天才，而不信任政治精英？为何他们情愿接受煽动信息，却拒绝听从专家意见？
本书是解析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里程碑式著作，揭示出美国性格中的许多关键特征。它不仅从宗教、政治、商业、教育等方面追溯了美国生活中那些蔑视智识的人的思想根源和逻辑，而且试图说明知识分子作为民主社会的一股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们的使命何在。
部分：导 论
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第二章 论智识的不受欢迎
第二部分：内心的宗教
第三章 福音派精神
第四章 福音主义和信仰复兴派
第五章 反抗现代性
第三部分：民主政治
第六章 绅士的衰落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运
第八章 专家的兴起
第四部分：实干文化
第九章 商业与智识
第十章 自立和信仰科技
第十一章 主题的变奏
第五部分：民主制的教育
第十二章 学校和教师
第十三章 适应生活之路
第十四章 儿童与世界
第六部分：结 论
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疏离与顺从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
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一
虽然这本书主要处理的某些方面，来自美国久远的过去，但也可以认为它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思想状况。反智主义这个词虽然以前很少听到，但那十年间成了我们国内相互非难和彼此叱责的词汇中常见的一个。过往，美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经常都因为国家对心智的不敬而垂头丧气，愤愤不平，但在这段时期，知识圈以外的大量民众也都共同关注这一问题，而这方面的自我批评也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样的时代前所罕见。
在那时，人们担忧批判性的心灵在这个国家中被视如敝屣，主要是因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引发了这样的恐慌。当然，知识分子并非麦卡锡持续发难的目标——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只不过知识分子正处在受攻击的火线上。当他们受到打击时，这似乎令麦卡锡的信徒们格外欢呼雀跃，而且在整个国家中，一大拨不怎么崇高的审查者也不甘落后，尽力效仿着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的突袭。于是，当麦卡锡连珠箭似的控诉掀起了强烈的恶意和无趣的愚蠢时，就在这样的气氛里，1952年的竞选又戏剧化地展现了两派中智识一方与庸俗一方的对立。一方是阿德雷 · 史蒂文森，他的思想和作风在政治家里与众不同，这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的这种吸引力让近期历史中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另一方就是德怀特 · D. 艾森豪威尔，思想墨守成规，口齿相当不清，还联手了招人厌烦的尼克松；在他发动竞选时，制定选举基调的似乎都不是将军本人，而是他的这位竞选伙伴及其政党中的麦卡锡一羽。
艾森豪威尔决定性的胜利既被知识分子自己，也被他们的批评者视作美国抛弃知识分子的标志。作为舆情周刊，《时代》摇了摇头，不足为信地做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它说，艾森豪威尔的获胜“揭露了一个令人怀疑已久、触目惊心的事实：在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有一条悬殊而有害的鸿沟”。小阿瑟 · 施莱辛格在大选后不久就用辛辣的笔调表示抗议，他发现知识分子“正处在他这一代人闻所未闻的处境中”。之前，民主党执政的二十年间，知识分子基本上受到理解和尊重，但这之后，商业又重新掌权，它带来了“商业至上造成的几乎难以改变的后果——粗俗化”。此时，知识分子被摒弃为“蛋头”、怪胎，被不需要他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党派所左右；知识分子也成了替罪羊，从所得税到珍珠港偷袭，一切都是他的责任。“反智主义，”施莱辛格论述道，“长久以来就是商人的反犹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犹如丧家之犬。”
在新政府运转之后，所有这些情况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卖汽车的（car dealers）取代了新政派（New Dealers），这让知识分子及其价值观受到抛弃这一状况成为定局—而之前在杜鲁门时期，法院里的政客早已给他们蒙上阴影。由此，款待这个国家的就是查尔斯 · E. 威尔逊调侃纯研究的俏皮话，还有艾森豪威尔喜欢把西部小说当读物的八卦，以及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唠唠叨叨和自命不凡之徒的说法。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国家情绪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在共和党总统面前，麦卡锡分子的怒火燃烧殆尽；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孤立了自己，他受到谴责，垂头丧气。终，在1957年，苏联发射“伴侣号”卫星这一事件重又激起了美国公众常常会进行的、如周期性浪潮一般的、对国家的自觉的重新评价。“伴侣号”不仅仅给美国的国家虚荣心当头一棒：它还让人们尤为关注反智主义在学校系统乃至整个美国生活中造成的后果。转瞬间，国家对智识的反感似乎不只是耻辱，而且还是危及存亡的风险。之前若干年，国家一直认为它应该关心的是审查教师是不是忠诚，但现在，它开始担心教师们的低收入了。这么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说：越发受到安全问题的困扰，这让人失去了搞研究的心气；而此时，他们却一下子找到了接纳自己的听众。抗议美国教育松散懈怠的呼声之前只有少数教育批评家呐喊过；如今，电视、大众报刊、商人、科学家、政治家、海军将领和大学校长也都纷纷表态，很快就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异口同声的自我检讨。当然，所有这些并未立刻打消民间的防备之心，也没有驱散在美国生活中作为一股力量的反智主义；甚至在直接受到卫星事件影响的地方，即教育领域，公众的主导情绪似乎也还是希望多造出一些“伴侣号”，而不是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一些谈论教育的新说辞几乎在建议：要把天才儿童视作冷战的重要资源。但尽管如此，气氛还是明显改观。在1952年，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受困于反智主义的幽灵；而到了1958年，大多数思想健全的人都相信这样的看法：反智主义是这个国家严重的，甚至危险的缺陷。
今天，方有可能冷静地旁观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在那时，很容易看到麦卡锡主义，甚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存在的，会给公共生活里的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末日之乱，那么如今，这种情况绝无可能，因为华盛顿重又对哈佛教授和获得过罗兹奖学金的学者礼遇殷勤。如果说在过去，有人质疑智识，认为它是阻挡政治或政府成功的令人绝望的障碍，那么现在，毫无疑问，新总统的所作所为必然平息了这样的疑虑：比如，他对思想有着明显的兴趣，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典礼中的种种姿态又将这一尊重体现在了国务层面；他青睐有理智力之人的陪伴和建议，尤其是当政伊始，他就计划长期、仔细地招贤纳士。不过曾经，人们也过分相信招募这样的才俊可以彻底改变处理我们事务的作风，但时间的确注定会让人清醒。眼下，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知识分子终于能避免夸张的朋党之见和自哀自怜来讨论反智主义了。
二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乱局和教育方面的争议使得美国在自我评价时总是把反智的一词当作关键的形容语；它不显眼地溜进我们惯用的语言，却没得到太多的界定；它通常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那些突然意识到它的人往往都会设想：反智主义是这种或那种生活领域里的新生势力，既然它是近期社会状态的产物，那么可以预计，它将来也许会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遗憾的是，美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理解很肤浅；由于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某种末日灾难的阴影下，故而知识分子甚至总会把社会变革中的小旋涡当成潮汐一般。）但是，对于美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20世纪50年代普遍响起的反智倾向的调子听起来并不新鲜，还似曾相识。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并不是次在美国露面。事实上，美国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长的历史背景。对这个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并没有持续走低，也没有突然下降，而是经受着周期性的波动；此外，也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时代，知识分子遭受的怨恨并不表明其地位的降低，反而体现出了他们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我们没有以任何系统的方式了解上述所有这些内容，而且关于反智主义这一主题，也很少有人对它做过太多史料翔实的思考。大量著作写的都是美国知识分子与其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这样的作品主要研究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仅仅会偶然地窥及美国眼中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
反智主义之所以没有被清晰定义，一个原因在于，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为形容语用在争论中。但无论如何，给它下定义确非易事。作为观念，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命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相关命题。作为态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满矛盾——纯粹、单纯的厌恶知识界或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不常见。作为历史问题，如果还是用这个名字，那么它并不是一条恒常不变的线索，而是一股在强度上时时出现波动的力量，它从不同的来源获取自身的动力。在这本书中，我不想坚持严格或狭隘的定义，这样的定义放在这里并不适宜。一种在逻辑上说得通，但在历史方面武断随意的定义方式，只需要在一组复杂特征中挑选出一个特征，而我认为这种做法并无益处。我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个复杂体——有着诸多交点的各种态度与观念之中的、历史关系的复杂体。将众多我称之为反智主义的态度和观念联结在一起的普遍特征，就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它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这种公认的一般表述，接近于定义，我认为斗胆一试还是有用的。
一旦采用了这种方法，我们就会清楚：在将反智主义作为正式的历史主题时，其处理方式不可能像处理个人生平、制度发展、社会运动一样。既然我研究的是美国人的思想所发生的环境和氛围，那我就不得不使用印象式的手段，借此，人们可以尝试再现那时的环境，或捕捉当时的氛围。
在给出一些我认为是反智主义的例子之先，我还得解释一下不在我意图之内的内容。除了偶然场合之外，我不会处理美国知识分子团体内部的纷争或争议。美国知识分子像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通常都感到不安；他们总是习惯于互相怀疑，甚至相互憎恨，有时他们还用尖酸刻薄、一网打尽的话来评论自己所属的整个群体。这种内部批评很说明问题，也颇为有趣，但并不是我主要关心的内容。同样，知识分子彼此之间所采取的那种无礼的或考虑欠妥的批评也不是我要关注的。例如，没有人会比H. L. 曼肯更鄙视美国的教授阶层了；也没有人会比玛丽 · 麦卡锡更毒辣地在小说中刻画其他作家；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妄想把曼肯和威廉 · F. 巴克利通通划为教授们的敌人，也不会想把麦卡锡小姐和后来的那位同名参议员混为一党。毕竟，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批评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素来都精力充沛。我们也许会希望，但我们难以指望：他能仁慈、优雅、中肯地批评其他知识分子。既然知识分子的事务就是追求多元和意见相左，那么，他们有时候很可能会一味斗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风险。
后，如果我们不想陷入难堪的境地，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一点：在本书中，反智主义不同于那种我更愿意称之为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的哲学学说。一些思想家，如尼采、索雷尔，或柏格森、爱默生、惠特曼，或威廉 · 詹姆斯，还有一些作家，如威廉 · 布莱克、D. H. 劳伦斯，或欧内斯特 · 海明威，上述这些人的思想可以称为反理性主义。但是，在我使用的“反智”一词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这些人都不是典型的反智者。当然毫无疑问，众多反智主义思潮经常会引用这样的反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仅爱默生一人就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但是，仅当这些思潮确实这样做的时候，而且仅仅在程度上，高知者的反理性主义才会成为我叙述的一部分。在本书中，我集中关注广泛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以及中知者和低知者的反应，只会顺带关注一下表述清晰的理论。让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对我们的事务产生了影响的、严重抑制理智生活与文化生活或使之贫乏的态度。有一些例子，是从我们近的史料中选取出来的，它们或许可以充实定义，补充其细节。
反智主义是一条长期以来盘踞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线索，它背后是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民主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智识一样好”。
—— 艾萨克·阿西莫夫
本书采用的是功能主义的模式，它试图找寻反智主义这一极具美国特性的现象背后的基本因素。同时，它也具有比较的眼光，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国视为整个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样本。
—— 大卫·理斯曼，美国社会学家，《孤独的人群》作者
当前关于这个主题*全面、*简洁、*完善的一部论述。
—— 沃尔特·拉克尔，美国历史学家、记者
这是一幅丰富的、复杂的、变幻莫测的心智生活图景，展现的是一个被实用主义理想所支配的社会。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运
三
在改革者对专业政治家的攻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核心用语：无知、粗俗、自私、腐败。为了反击这些语言，专业政治家不得不做出充分的、具有号召力的回答。公开辩论成为关键的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安慰自己实实在在的愤怒之情，这也很重要。与公众的良好关系当然让他们获得了明显的优势。然而，如果他们按照改革派设定的条件来进行辩论，那么就苦不堪言了。与所有处在政治边缘，因而不用承担决策和责任的人一样，改革派可以比专业政治家更游刃有余地保持他们自诩的纯洁。大部分改革派领袖都来自建制阶层的家庭，至少财富小康，有稳定的职业，他们并不直接靠政治谋生；比起专业政治家，他们更容易维持无私的氛围，他们认为这是行政事业的关键。除此之外，他们的确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更有文化。
在回应的时候，政治家和大佬将批评他们的人具有的更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贬低为政治上的累赘，他们质疑这些人难以胜任日常政治中的脏活和累活。如政治家所言，大佬和党务工作者都必须在普通人生存和谋生的烦恼的尘世中发挥作用。这不是道德和理想的世界，也不是教育和文化的世界：这是艰难的、属于男人的商业和政治领域。他们说，虽然改革派自称无私，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也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生活领域之外发表意见，却不用在这里工作，也不适合于这里。在努力奋斗、竞争、无情、崇尚物质的镀金时代的世界里，无私并不意味着纯洁，而是丧失自我，没有处理现实的能力，缺乏决断，全无阳刚气。
这样的政治家利用了美国男性刻板的偏见，他们主张：文化教养是不实用的，所以有文化的人毫无用处；文化教养是阴柔的，因此有文化的人女里女气。由于改革派对职位和权力有着隐秘的渴望，但对实用的必然性缺乏必要的理解，故而，他们把怨恨发泄到了成功者身上。他们对掌握职务和行使权力的人一味地吹毛求疵，虚伪地审查他们。詹姆斯 · G. 布莱因曾说道，他们“是自满、愚蠢、自负、无知……之徒……他们吵闹，但人不多，满口仁义道德，却不实用，野心勃勃，但不明智，自命不凡，势力又不够”。
改革派和政治家的冲突，让专业从政者在内心里，对政界中从未消失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在大都会明目张胆操作政治的、坦慕尼协会的乔治 · 华盛顿 · 普兰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有一番话就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他宣称，假如坦慕尼协会的领袖“都是书呆子和大学教授”，那么，
坦慕尼协会只能在四千年的选举中赢下一次而已。实际上，协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美国平民，他们来自人民，靠近人民；他们掌握了必需的教育，可以驱使那些有中间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对于本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我每时每刻都和他们相处融洽。当我走到他们当中，我从不炫耀我的语法，也不谈论宪法，不谈论电压有多少伏，我不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弄成一副比他们教育水平高的样子，因为他们受不了这样的行为。
他又说：
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们可以从书本里学到政治成功之道，他们脑子里塞满了大学中的各种陈腐玩意。他们错得不可能再离谱了。听清楚，我可不反对大学。我觉得，只要有书呆子，大学就得办下去；我想，大学还是在某些方面办了些好事，但是，它们在政治方面毫无价值。事实上，去大学上课的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不利。他也许会在政治中取得成功，但机会是一百比一。
对于这样的政治家来讲，把改革派说成虚伪和迂阔，还不够。他们的文化教养和挑剔的风格又证明了，这些“娘娘们们（namby-pamby），充当好好先生，小口嘬凉茶的绅士”都缺乏阳刚气。他们有时还被人骂成“政治上的太监”（他们的政党背景并不确定，所以很容易被人转移到性别的不确定上）。尖刻的堪萨斯州参议员英格尔斯曾经就因为他们缺乏党派忠诚而勃然大怒，指责他们是“第三性”——“不男不女的娘们；当爹生不了，当妈怀不上；不孕不育；让男人鄙视，被女人笑话，注定绝后，光棍，灭亡”。
自从改革派在1872年自由共和党运动中浮现出来，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他们就被分赃派中为耀眼的一位人物，罗斯科 · 康克林，斥责为“理想主义者、教授学究、牢骚满腹之徒的聚会”。康克林也发明了一套经典的美国式的骂人话，他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缺乏阳刚气这种指责的含义。被他骂的人是乔治 · 威廉 · 库尔蒂斯。库尔蒂斯曾在德国的大学就读，当时为《哈泼氏》编辑，改革派之翘楚，诸如布莱恩特、洛威尔、萨姆纳，都是他的好友；他也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在政界中主动出击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次事件发生于1877年的纽约州共和党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该党的大佬和改革派之争变得尖锐起来。轮到康克林发言时，他问道：“这些在报纸上和别的地方教训共和党人，在共和党和它的良知、信仰面前扮演老师的都是何许人也？”他接着答道：“其中有些是卖女帽的男人，有些是半吊子，有些是政治中的尸位素餐之徒。”——“卖女帽的男人”一词引起了哄堂的嘲笑，它影射的是库尔蒂斯的杂志新近发表的时尚文章。在批评了改革者炫耀“自己纯洁无瑕的薄薄的外表”之后，他又嘲笑了他们所谓的变节和虚伪，以及他们“令人作呕、满口仁义的自命清高”；后，他说：“他们忘记了，党可不是靠风度举止、女士杂志、滔滔不绝的讲话建立起来的……”
在这里，康克林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普兰基特后来说“有中间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时想要表达的看法。改革派有教养的品性和彬彬有礼的举止都暗示着他们的阴柔之气。文化就意味着阴性；女士杂志的编辑身份也证明了库尔蒂斯就是如此。与之相比，参议员麦卡锡等人前不久攻击美国国务院中来自东部地区，在英语为中心的预科学校学习的工作人员，指责他们是同性恋，这在美国的骂人历史中已经不算新鲜话了。当时的许多人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卖女鞋的男人”，有一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虽然纽约的《论坛报》全文刊载了康克林的讲话，记录了这个不敬的词，但是，当康克林的侄子在他叔叔的传记中描述此次事件时，却用星号代替，似乎这是一个明显的不雅之词，所以他把它删掉。
政治家们对改革派的不正常性格达成了不言而喻的共识，其基础就是这样一种看法，它后来被几乎所有男性和大部分女性所接受：从事政治生活是男性的特权，因为女性被排除，那么可以推出，在政治中发挥有效作用的能力实际上是检验男性气概的标准。政治活动是男人的事，而从事改革运动（至少是美国的改革运动）就意味着永远与好斗、挑错（reforming）、讲道德的（moralizing）女人有瓜葛——看看废奴主义者的例子。在围绕女性选举权进行的争论中，通常的男性看法就是，如果女人进入了必然肮脏的男人的政治世界，那么她们会玷污自己，而且搞乱自己的性别；参议员英格尔斯就曾说过，政治世界的纯洁只是“彩虹色的梦”而已。
如果女人入侵政治，她们就会男性化，正如男人支持改革，他们就会女性化。贺拉斯 · 布什奈尔曾建议，如果女人能投票，而且就这样进行几百年，那么“女人的面貌和气质都会改变”。女人的外表会变得有棱角，身体变得结实，嗓音变得锐利，行动生硬、唐突，她们会自作主张，充满意志力和胆气，极为渴望地位和权力。可以料想，女人在政治中做出决断，那就是一场噩梦，因为她们实际上会“改变生理结构，变得又高，又壮，大手，大脚，脑袋都会更重”，很可能，她们会“瘦削，棱角分明，又细，又干，具备所有令人失望、过分激发出来的性情”。
为了弥补政治上的限制，女人总是不得不体现出比男人还要强烈的道德纯洁（虽然这种纯洁被认为是一种脆弱）；人们习惯上说，通过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们才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只要她们远离政治，理想和纯洁的王国就属于她们。同理，现实和肮脏交易的王国如果必定存在，则它们属于男人；改革派自认为将更加纯洁、无私的个人理想带入政治，而他们的对手却指责他们试图将政治女性化，并混淆性别领域。正如女人进入政治，就弄乱了自己的性别，改革派将女性的标准——道德性——引入政治生活，他们也搞乱了自己的性别。有一句老话，说改革派是“长发的男人，短发的女人”，就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这种流行的意见。
在亨利 · 詹姆斯的《波士顿人》中，其中心主题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要求女性选举权是有悖常理地搞乱性别，甚至是丧失人性。与布什奈尔一样，詹姆斯也担心女人违反常情的好斗和女性原则会毁掉男人的世界。他的主人公，南方人巴西尔 · 兰索姆（Basil Ransom）大声疾呼：
整整一代人都成了女人；世界上听不到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女里女气、神经兮兮、歇斯底里、唠唠叨叨、满口说教的时代，空话连篇，故作柔弱，夸大焦虑，过分敏感；如果我们不多加小心，那么它就变成了曾经出现过的能、肤浅、狂妄、由平庸主宰的时代。我想要维持的，或者可以说，我想要复兴的，正是阳刚气，它是一种勇敢坚忍、了解现实、毫无畏惧、直面世界，并把它视为奇怪而且有些卑贱的混合物的能力……
詹姆斯认为这个世界已然失去了男人气，当然，它并不是吉姆 · 菲斯克、卡内基、洛克菲勒或铁路大亨们的世界，也不是特威德帮、罗斯科 · 康克林的世界；相反，它是有文化之人的世界，是东部社会。波士顿就是缩影，放眼整个美国，没有人比詹姆斯更熟悉了，在那里，这些人的学问曾经与生活中男性在行动和决断上的坚定相提并论。似乎在这个社会中，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将思想领域和道德顾虑与行动和决断中的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差不多是一种痛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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