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9152659
人类为什么不是雌雄同体？
为什么年轻女人都有纤细的腰身？
为什么富有的男人要娶美丽的女人？
年轻就等于美丽吗？……
我们或许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两性困惑，但很少有人会把性和人性联系到一起。
英国知名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借用“红皇后假说”（美国古生物学家瓦伦于1973年提出，其典故出自童话故事《爱丽丝镜中历险记》），从进化角度破解了性的起源，探讨了性选择是如何塑造物种多样性和人类心智的，两性博弈是如何塑造人性的，如此种种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问题来理解《红皇后效应 : 性与人性的演化》：红皇后效应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人类既如此相同却又各具特色？爱是理性的吗？
红皇后效应认为，所有的进步都是相对的。为了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生物不得不拼命进化，但敌人、对手也在不断进化，生物进化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一样：不进即是倒退，停止等于灭亡。
为什么人类既如此相同却又各具特色？虽然地球上的人类拥有不同肤色、分属不同的种族、外表也千差万别，但我们拥有共同的特质（人性）：开心了会笑、难受了会哭，会思考、会害怕、会吵架和撒谎等，即使与世隔绝“蛮人”也与现代人有着相同的笑容与悲伤的表情。而这一切都源于有性繁殖——“性”。人类通过性的基因传递保持了共同的特性，但又因为基因不同而拥有截然不同的外貌。如果不了解性的演变，便难以理解人性的进化。
爱是理性的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爱情当然是感性的。真的是这样吗？但残酷的是，所有爱情都是经过反复衡量才做出的选择，就算水性杨花的女人，也不会无缘无故献出自己的身体。生物的性选择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进化出两种性别，决不是为了浪漫。无论男女，都在寻求自身生殖利益的化的途径，恋爱、结婚、生育后代等环节充满了博弈。而浪漫只是掩盖两性博弈策略的假象。了解了这些，回头再看看“女人拜金、男人重貌，富人偏爱男孩、穷人喜生女孩，男性更挑剔、女人更瘦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悟。
在作者看来，所谓人性，其实就是两性博弈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个观点未必全面，却不失为理解人性的重要切入点。要想充分认识人性，本书将是不错的选择。
所有的进步都是相对的。在《爱丽丝镜中历险记》中，爱丽丝和红皇后拼命向前奔跑，却仍停留在原地，因为周围的景观是和她们一起移动的。爱丽丝跑得越快，世界随之更新的速度也越快，她的进步也越小。
生物进化也是如此。英国知名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选取微生物、植物、昆虫、鱼类、鸟类以及人类等的案例，运用红皇后效应中的悖论展示了基因竞争是如何导致性别产生，性选择是如何塑造物种多样性和人类心智的，两性博弈是如何塑造人性的，如此种种。
为什么人类既如此相同却又各具特色？不了解性的演变，便难以理解人性的进化。认识你自己吧，别总探索上帝！
目录
第1章 人性
先天与后天／ 24
社会中的个体／ 30
为何如此／ 33
冲突与合作／ 37
选择／ 40
第二章 未知的谜团
怀孕的处女／ 46
性和自由贸易／ 48
人类的对手是自己／ 52
对个体的重新探索／ 55
无知的挑衅／ 61
超级副本理论／ 64
相机和齿轮／ 67
第三章 寄生物的力量
略有不同的艺术／ 77
纠缠的河岸／ 80
红皇后／ 85
智力的斗争／ 89
人造病毒／ 92
撬开DNA 之锁／ 95
性和接种疫苗的相似之处／ 98
威廉·汉密尔顿和寄生物的力量／ 101
高海拔地区的性／ 104
无性的蜗牛／ 106
寻求不稳定性／ 109
蛭形轮虫之谜／ 111
第四章 基因变异与性别
人类为什么不是雌雄同体？／ 115
没有后代的亚伯／ 121
赞扬单边解除武装／ 125
理性的趋同结论／ 155
精子的安全性技巧／129
做决定的时刻／131
纯种火鸡／134
旅鼠的字母角逐游戏／137
是运气还是选择？／140
嫡长子和灵长目动物学／143
居支配地位的女人就会生儿子吗？／147
出售性别／149
第五章 孔雀的故事
爱是理性的吗？／ 161
修饰物和考究／ 163
赢取还是追求？／ 165
专制的时尚／ 168
耗尽的基因／ 170
蒙太古和凯普莱特／ 172
选择廉价吗？／ 174
修饰物的障碍／ 177
布满虱子的雄性／ 181
匀称的美／ 184
诚实的原鸡／ 186
为什么年轻女人都有纤细的腰身？／ 192
咯咯叫的青蛙／ 195
莫扎特和黑羽椋鸟之歌／ 198
有缺陷的广告商／ 201
有人性的孔雀／ 203
第六章一夫多妻制与男性的本质
人类也是一种动物／ 207
婚姻的意义／ 209
男人猛烈追求，女人暗送秋波／ 211
女性主义和瓣蹼鹬／ 214
同性恋滥交的意义／ 215
后宫和财富／ 217
为什么上演性独占？／ 221
狩猎者还是采集者？／ 224
金钱和性／ 228
性意盎然的帝王／ 233
暴力的回报／ 239
一夫一妻制的民主主义者／ 243
第七章一夫一妻制与女性的本质
婚姻强迫症／ 247
希律王效应／ 249
私生鸟／ 254
爱玛·包法利夫人与雌燕／ 261
通奸妄想症／ 265
为什么韵律的方式无效？／ 269
麻雀战争／ 272
绿眼睛的怪兽／ 275
典雅爱情／ 279
达尔文主义史／ 285
第八章性心理
平等还是相同？／ 288
男人和读图能力／ 291
先天基础上的后天培养／ 294
激素和大脑／ 296
糖和香料／ 299
性别主义和基布兹生活／ 302
女权主义和决定论／ 305
男同性恋的成因／ 308
为什么富有的男人要娶美丽的女人？／ 311
挑剔的男人／ 318
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 321
第九章 美丽的用途
美丽的普遍性／ 327
弗洛伊德和乱伦禁忌／ 328
教老鸟用新招／ 332
极瘦的女人／ 335
身份意识／ 337
为什么腰围很重要？／ 340
年轻等于美丽吗？／ 343
让上千条船起航的美腿／ 345
性格／ 347 时尚业／ 351
荒唐的性完美主义／ 355
第十章 智力棋局
猿类的成功／ 360
学习的神话／ 363
教养并不一定有违天性／ 367
心智程序／ 372
工具制造者的神话／ 375
幼猿／ 379
八卦心得／ 382
机智和性感／ 392
为青春而着迷／ 397
停滞／ 400
后记 自我驯化的猿类
这本书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我本人的观点很少。科普作家一贯被视为高智商的抄袭者，他们善于从忙于研究而无暇向世界讲述他们的发现的人那里挖掘资料，并将之归纳到自己的书里。虽然能把某一章写得比我更好的人大有人在，但令我欣慰的是很少有人能够谋划全篇。总的来说，我的职责就是综合其他人的发现，将其呈现给读者。
但我仍然对那些被我“抄袭”过的人表示深深的感激。在为本书做准备的过程中，我采访了60多个人，他们所表现出的尊重、耐心和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让我感动。我和其中的很多人成了朋友。我尤其想感谢那些忍受我死缠烂打、追问到底的人：劳拉·贝齐格、拿破仑·沙尼翁、勒达·考斯米德、海伦娜·克罗宁、比尔·汉密尔顿、劳伦斯·赫斯特、博比·洛、安德鲁·波米安可夫斯基、唐纳德·西蒙斯、约翰·图比……
两性间的战争就像《爱丽丝镜中历险记》中的著名场景：爱丽丝和红皇后拼命向前奔跑，却仍停留在原地。马特·里德利以此悖论巧妙地展示了两性博弈是如何塑造人性的。
——美国《科克斯书评》
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称，甚至人类引以为傲的心智也受到性别演化的巨大影响，这是非常有趣的观点。
——美国《出版人周刊》
红皇后
红皇后开始发挥作用了。20年前，这位特殊的君主红皇后成为生物理论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地位日益重要。
芝加哥大学一间昏暗的办公室里，成排地摆放着书架，随处可见由书籍和纸张堆砌而成的金字塔和巴别塔，这真是一座迷宫。挤在两个文件柜中间的一个扫帚间大小的空间里，坐着一位身着格子衬衫、胡须灰白的老人。他的胡子比上帝的长，比达尔文的短。他就是红皇后效应的先知——利·凡·瓦伦（Leigh Van Valen），一位专门研究进化的学者。1973年某天，他在研究海底化石时有了一个新的发现，然后他用恰当的词汇把新发现表述出来，即物种是否灭绝，与它们生存的时间长短无关，也就是说物种的生存能力不会因为生存的年代久远而逐渐增强（也不会像个体那样，因为年龄增长而削弱）。
物种灭绝的概率是随机形成的。这个重要的发现没有让瓦伦感到一丝轻松，因为它代表了进化中一个重要的真理，连达尔文都未曾完全理解。生存竞争永远都那么激烈。无论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多强，它们从不会因此而放松，因为竞争者和敌人们也适应了环境，生存就是一场零和比赛。成功的物种只会招来更多的竞争者。
瓦伦的思绪回到了童年，似乎看到了故事中的爱丽丝在镜中世界的奇遇。红皇后，一个令人敬畏的女人，她的速度快如风，但看起来却永远纹丝不动。
“在我们国家，”爱丽丝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如果你跑得够快，时间够长，你就可以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真是慢吞吞的国家，”红皇后说，“在这儿，你必须竭力奔跑才能待在原地不动，如果你想前进一步，那么奔跑的速度至少还要加快一倍。”
瓦伦写了一篇文章《新的进化法则》（A New Evolutionary Law），他把手稿发给了所有知名的科学周刊，但都被拒绝了。然而他的观点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公认。红皇后成了生物界的著名人物，她在性理论方面也赢得了较高的荣誉。
红皇后效应认为，整个世界充满至死方休的竞争，世界在不停地变化。然而我们不是刚说到物种在很多世代里都很稳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是的。红皇后效应指出，红皇后跑得飞快，但依然停留在原地；世界不断地回归到起始的位置，变化确实存在，但却没有进步。
根据红皇后效应，为适应无生命的世界所做出的改变——无论是体型增大，或更善于伪装，或更耐寒，抑或更善于飞翔——都与性无关。性只与竞争对手有关。
对于夭折现象，生物学家过于强调身体上的原因，而忽视了生物原因。实际上，在进化的进程中，干旱、霜冻、风暴、饥饿都是生命的大敌。所谓生存竞争就是适应这些环境。身体适应环境的奇迹——骆驼的驼峰、北极熊的毛、蛭形轮虫的耐热能力，都是进化过程中的伟大成就。批关于性的生态理论，都集中于解释对物理世界的调适。但随着纠缠的河岸理论的发展，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出现了，红皇后效应开始占主导地位。造成生物死亡或阻碍生物繁衍的事物，很少源自物理世界，而其主要原因大多来自其他生物——寄生物、猎食者和竞争对手。水蚤在拥挤的池塘中挨饿，不是由于食物短缺，而是由于同类太多；猎食者和寄生物是大部分生物死亡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树林中枯死的树木是因为各种霉菌削弱了它的生命力；鲱鱼几乎都沦为大鱼的腹中餐或落入渔网里。两个世纪以前，是什么导致人类祖先的死亡？天花、肺结核、流感、肺炎、瘟疫、猩红热或是痢疾。饥饿和意外事故会使人变得虚弱，而传染病却会使人丧命。有些富人死于衰老、癌症或心脏病，但为数不多。
在1914年至1918年的次世界大战中，2500万人丧生，而接下来的流感在4个月内，又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这只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一系列毁灭人类的致命恶疾之一。爆发自公元165年的麻疹、251年的天花、1348年的黑死病、1492年的梅毒和1800年的肺结核，都曾经使欧洲荒无人烟。这些只是流行病。地方性疾病也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正如植物不断地受到昆虫的袭击一样，动物也随时被贪婪的、数目庞大的细菌包围着。让你引以为傲的身体上，细菌的数目也许比细胞还多，甚至就在此时此刻，你身上的细菌数目可能比全世界的人口总量还要多。
近几年来，进化生物学家一次次地重提寄生物。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偶尔听到有人谈论今日主要的进化理论时，寄生物成了出现频率的词汇，它们被视为性进化中的原动力，好像能够终解决这个问题中的问题。”
寄生物比猎食者更加致命，原因有二：其一，寄生物的数目众多。人类的猎食者只有大白鲨等大型动物和人类本身，但寄生物的数量却不胜枚举。兔子的猎食者众多，如白鼬、黄鼠狼、狐狸、兀鹰、狗以及人类，而它身上的寄生虫数量更多，从跳蚤、虱子、蚊子、绦虫到各种原生动物、细菌、菌类和病毒，数不胜数。被多发性黏液瘤病毒杀死的兔子的数目要远远多于被狐狸吃掉的兔子。其二，同时也是个原因的因，寄生物通常小于寄主，猎食者大都大于猎物。这意味着寄生物的生命短暂但在给定时间内繁殖频率高于寄主。人活一生，肠道中细菌所经历的世代，是人类从猿进化至今所经历世代的6倍。寄生物的繁殖速度快于寄主，可以控制或减少寄主的数量，猎食者却是随着猎物的数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
寄生物和它的寄主被锁在进化链中，彼此影响。寄生物的攻击越成功，寄主的生存能力就越受制于它自己的防御能力。寄主的防御能力越好，自然选择就越能促使寄生物增强击溃其防御的能力。因此，优势经常在二者之间摇摆。一方的形势越危急，它们就越发努力地投入战斗。这就是真正的“红皇后的世界”。在这里，你永远无法获胜，只能获得暂时喘息的机会。
智力的斗争
这也是个变化无常的性世界。寄生物是每个世代改变基因的诱因，而性好像也需要这种改变的诱因。上一代成功防御寄生物的基因，在下一代就会被淘汰，因为当下一代长大后，寄生物就会进化出能攻克上一代防御的技能了。这有点儿像体育竞技比赛，在围棋或足球比赛中，有效的战术会立刻成为对手防堵的重点。每个创新的进攻都很快会遭到对方针对性的防守。
当然，这种情况与军备竞赛也极为相似。美国制造出了原子弹，苏联就会紧随其后；美国发明了导弹，苏联也不甘落后。之后，坦克、直升机、轰炸机、潜水艇，两个国家彼此追逐，却似乎仍然停留在原地。20年前战无不胜的武器，如今已然淘汰。其中一个超级大国越强大，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就会越发努力追赶。只要可以支撑下去，没有一方愿意退出比赛。直到苏联经济衰退，军备竞赛才结束。
军备竞赛的比喻，虽然是随意之谈，但也带来一些有趣的启示。理查德·道金斯和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把从军备竞赛中得出的观点上升到一个原理的层次，叫“生死－晚餐原理”。兔子逃离狐狸的追赶，是为了活命，因此快速奔跑成为进化的动机。而狐狸只不过是为一顿晚餐而奔跑。那羚羊逃脱猎豹的追赶，又是为何呢？狐狸吃兔子，但也吃其他的动物，而猎豹只吃羚羊。一只活动迟缓的羚羊也许走运遇不到猎豹，但一只猎豹若奔跑速度太慢就会被饿死。所以，对猎豹来说，奔跑速度更加生死攸关。就像道金斯和克雷布斯所说的那样，专家通常会赢得比赛。
寄生物就是超级专家，但军备竞赛的比喻对他们而言不太准确。长在猎豹耳朵中的跳蚤和猎豹的关系，被经济学家称为“利益共同体”，如果猎豹死了，跳蚤也会随之死去。加里·拉森（GaryLarson）曾经画过一幅漫画：一只跳蚤穿行在狗背的毛发中，手中举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这只狗的末日快到了”。狗的死亡对跳蚤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即使跳蚤也加速了狗的死亡。
寄生物是否可以通过损害寄主而获利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寄生物学家。当寄生物初遇新的寄主时（如欧洲兔子的多发性黏液瘤病、人类的艾滋病、14世纪欧洲的鼠疫），初具有很强的杀伤力，随后逐渐减弱。一些疾病依然很致命，而另一些则变得无害。原因很简单，传染性越强的疾病，能够抵抗的寄主就越少，寻找新寄主也就越容易。所以在没有抵抗力的物种中流行的传染病，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寄主，因为它们不用担心找不到新的寄主。而当大多数潜在的寄主已经感染或具有抵抗力时，寄生物难以变换寄主，它们就必须要小心了，不能轻易毁灭寄主从而断了自己的后路。工厂老板也会遭遇相同境况。他对员工说：“请你们不要罢工，否则工厂就要破产了。”若当时正值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偏高，这句话会很有说服力，但当大多数工人都有了新的去向时，就没人会去理会他。然而，即使病毒减弱，寄主仍然会受到寄生物的侵袭，提高自身防御能力的压力仍然很大。与此同时，寄生物也在不断牺牲寄主的利益，设法突破防御，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
人造病毒
关于寄生物和寄主被禁锢在进化军备竞赛中这一说法，有一个意外的证据来源：电脑的内部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化生物学家注意到在电脑高手中出现了一门新学科——人造生命。它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可以模拟真实生命的复制、竞争和选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这可以证明生命是一种信息的集合形式，也可以证明其复杂性可能来自无目的的竞争或随机的设计。
如果说生命是由信息组成的，而生命又布满了微小寄生物，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出，信息也会受到寄生物的干扰。计算机历史上个可以被称为“人造生命”的程序可能只是一个看似简单的由200行代码编写的程序。该程序由加州理工学院一位叫作弗莱德•科恩（Fred Cohen）的研究生于1983年完成。这个程序是一种“病毒”，它可以复制自己，迂回进入其他程序。这与真实病毒复制自己并进入其他寄主体内的方式是一样的。从此，电脑病毒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看起来，寄生物在任何生命体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科恩的病毒以及之后的病毒都是人造的。直到特拉华大学的生物学家托马斯•雷（¬omas Ray）对人造生命产生了兴趣，计算机病毒才次自发出现。他设计了一套名为蒂拉（TIERRA）的系统，它是由相互竞争的程序组成。系统可以不断地修补由细微错误引发的突变，各个程序以牺牲其他程序为代价来壮大自己。
效果相当惊人。在蒂拉系统中，程序开始进化出自身的缩短版，79个指令长的程序开始取代原始的80个指令长的程序，而后突然出现了只有45个指令长的程序。它们所需的编码有一半是从较长程序中借来的。这些是真正的病毒。不久某些程序就对这些病毒产生了托马斯•雷所说的免疫力，通过隐藏一部分字节来保护自己。但病毒并没有被击败。在困境中，突变的病毒出现了，它可以找到隐藏的字节。
至此，进化军备竞赛也逐渐白热化。托马斯•雷使用电脑时，也会不时地偶遇自主出现的超级病毒，有的擅长社交，有的擅长欺诈，这一切都源于可笑、简单的进化系统。他发现寄主—寄生物军备竞赛是进化基本、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
这个军备竞赛的比喻，还是有缺陷的。在真实的军备竞赛中，过时的武器是不会有翻身机会的。弓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在寄生物和寄主的竞争中，旧武器才杀伤力，因为对手已经忘却了对付过时武器的方法。因此红皇后可能不是停留在原地，而是回到了出发地，如同被罚把巨石推上山的西西弗斯，不论他怎么推石头，石头总会再次滚落。
动物对抗寄生物的方式有三种。种方法就是快速成长、分裂，从而把寄生物甩在身后。植物育种者都熟知这一点，比如，植物的尖端迅速成长，聚集了植物体内所有的能量，一般还没有受到寄生物的侵袭。一种较为新颖的理论认为，精子非常小，为的就是不为细菌预留空间，如此也就不会影响卵子了。人类的胚胎在受精后迅速进行细胞分裂，也许是为了让病毒和细菌没有立足之处。第二种防御手段就是性，它的作用比较迅速。第三种防御方法是免疫系统，只有爬行动物的后代才会采用。植物、昆虫和两栖动物有另外一种防御方式：化学抵御。它们制造出一种化学物质，可以毒死害虫。其中一些种类的害虫在进化中破解了这种毒液，军备式的竞赛再一次开始。
抗生素是从真菌中提炼出来的一种能消灭细菌的化学物质。但当人类开始广泛使用抗生素后却发现，细菌发展演变出了抵抗抗生素的能力。人们从致病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中发现了两个惊人之处：，这种抵御基因似乎可以由一个物种转移到另外一个，从无害的肠道细菌转移到致病菌，这种传递方式与性转换基因的方式相近。第二，很多微小细菌的染色体已经具有这种抵御病毒的基因，需要的是开发出一个可以开启此功能的机关。细菌和真菌的军备竞赛，使许多细菌具备了对抗抗生素的能力，若细菌进入了人类的肠道，那么它们就不再需要这种能力了。
相对于寄主而言，寄生物的生命太短暂，因此寄生物会迅速地进化并适应新环境。艾滋病毒基因在10年间的改变相当于人类在1000万年间的基因变化。对于细菌来说，一生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小时；而人类每隔30年才会产生一个世代，所以人类是进化史上的“乌龟”。
撬开DNA之锁
不过，乌龟进化过程中的基因混合还是比野兔的多。奥斯丁•伯特发现生物寿命的长短和基因重组的数量有关系，这也正是红皇后效应起作用的证据。一个世代的时间越长，就越需要更多的基因混合来抵御寄生物的侵袭。贝尔和伯特还发现，只要存在一种代号为“B－染色体”的寄生物染色体，就会引发物种额外的重组（更多的基因混合）。因此，性似乎是对抗寄生物的武器，但是，它又是如何对抗的呢？
暂且把跳蚤和蚊子放在一边，让我们先看看那些致病的病毒、细菌和真菌。它们是大部分疾病的起因，也是侵入细胞的高手。真菌和细菌的目的是吞掉细胞，病毒的目的是破坏遗传机制以制造新的病毒。不管怎样，它们必须侵入细胞。为此，它们利用蛋白质分子侵入细胞表面的其他分子，即所谓“结合蛋白质”。寄生物与寄主之间的竞争都和结合蛋白质相关。当寄生物配上了新的钥匙，寄主就换锁防盗。这是种群选择论者关于性的一个说法，即任一时间，有性物种都有很多把不同的备用锁，而无性物种的锁却是同一模式的。有了正确的钥匙，寄生物就可以迅速地消灭无性生殖的物种，但却无法如此对待有性生物。引申到农业生产，若我们在田地里单一种植同系交配的小麦和玉米，就容易招致作物流行疾病，必须大量使用农药才能制止。
红皇后的例子比它更微妙也更有力度。性产生的后代比无性生殖复制出来的个体生存概率大，性的优势在一个世代中就可以体现。同一世代的无性生殖个体因为拥有共同的门锁，一旦被寄生物找到正确的钥匙，很快就会攻破门锁，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这种锁在几世代之内必须废弃。稀有的东西才珍贵。
有性物种可以依赖某种锁库，这是无性物种无法做到的。锁库有两个意思大致相同的学名：杂合性和多态性。当近亲繁育时，它们就会随之消失。这就意味着在整个物种（多态）和每个个体（杂合）中，任何时刻都有不同版本的相同基因。西方人蓝眼睛和棕眼睛的多态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多数棕眼睛的人都携带着蓝眼睛的隐性基因，他们是杂合体。对于忠实的达尔文论者来说，这种多态性和性一样令人困惑，因为这说明两种基因都很好。当然，如果棕眼睛比蓝眼睛有微小的优势（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如果正常基因比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基因好），其中的一种基因就会逐渐消灭另一种基因。那为何我们身上还存在各种各样其他版本的基因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杂合基因？就镰状细胞性贫血的例子来说，因为镰状基因可以帮助攻击疟疾病毒，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疟疾高发地区，杂合基因（具有一个镰状基因和一个正常基因）要比正常基因好，纯合体（具有两个正常基因或两个镰状基因）则会遭受疟疾和贫血的折磨。
这个例子经常出现在过去的生物教科书中，因此人们很难意识到它不只是个趣闻，而是个常见的论题。该例子指出，许多声名狼藉的多态基因，如血型和组织相容性抗原等，都是影响抗病性的基因，也就是基因之锁。而且，许多多态基因都非常古老，经历了许多世代。例如，人体内有多个版本的基因，在牛体内也有多种版本的类似基因。奇怪的是，人类和牛的基因版本中居然有相互重合之处，这就意味着你的某些基因可能和牛的基因是一样的，其相似程度可能高于你和配偶的基因的相似程度。语言也有相似的情况，比如，世界各地用来表述“肉”的词语，英美国家用“meat”一词，法国用“viande”，德国用“Fleisch”，而在新几内亚一个与世隔绝的石器时代的村落里人们也用“viande”指代肉，但相邻的村落却使用“Fleisch”一词。相比语言上的相似性，基因中的相似性要惊人的多。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从而确保基因的各种版本都能生存，并且变化不大。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力量来自疾病。一旦基因锁变得稀少，那么寄生物的基因钥匙必定也会变少，这样一来基因锁就会占据优势地位。在这种稀有至上的情况下，每个基因都在强盛与衰败中徘徊，基因不会灭绝。诚然，还有许多机制有利于多态性，这将使稀少的基因较普通基因更具有选择优势。就连猎食者也常常选择普通形式而忽略稀少形式。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鸟笼子中藏了一些食物，并将多数食物染成红色，少数染成绿色，鸟儿很快明白了红色的食物可食，从而忽略了绿色的食物。霍尔丹首次认识到，寄生比捕食关系更能帮助生物种群保持基因的多态性，尤其是在寄生物侵犯新物种的成功概率增加、侵犯旧物种的成功概率减少时，情况更是如此。这就是所谓钥匙与锁的案例。
锁和钥匙的比喻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一下。比如，亚麻的5种基因中有27个版本，可以抵御锈菌的侵蚀，这也就相当于5把锁有27种变化。锈菌也有相应的钥匙去攻破亚麻的每一把锁。锈菌的攻击力度取决于它的5把钥匙与亚麻的5把锁的契合度。这与真正的钥匙和锁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只是部分契合。锈菌不必打开每一把锁就可以传染亚麻，但锁被打开得越多，毒性就越大。
性和接种疫苗的相似之处
读到此处，一定会有人忍不住提示我：你忽略了免疫系统。
他们认为，抵抗疾病的正常方式是通过接种疫苗或其他方法来产生抗体，与性无关。免疫系统是新近才出现的专业名词。大约3亿年前，它首次出现在爬行动物中。蛙类、鱼类、昆虫、龙虾、蜗牛和水蚤都没有免疫系统。即便如此，目前一个创新的理论把免疫系统和性有机结合在包罗万象的红皇后效应中。加利福尼亚的汉斯•布雷默曼（Hans Bremermann）提出了该理论，并把两者互相依赖的关系写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没有性，免疫系统就发挥不了作用。
免疫系统中包括约1000万种白细胞，每种都配有一个蛋白质门锁，叫作“抗体”。抗体又对应着细菌钥匙，即“抗原”。倘若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体细胞的一个门锁，白细胞就会疯狂地繁殖，以便组建一支白细胞的部队，吞噬入侵者，不管它是流感病毒、结核菌还是移植心脏的细胞。但是，身体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无法集结所有的抗体锁来禁用所有的钥匙。人体的空间实在有限，无法容纳包含数百万种不同类型、每种又由数百万的个体细胞组成的整套抗体系统。因此每种白细胞只保留了几份副本。当其中一个白细胞遇到开锁的抗原时，它就开始大量繁殖，从而在病毒进攻和免疫系统回应的间隙治疗疾病。
每把锁都是由某种随机装配的设备生成的，并试图保持较多的版本，虽然有的锁，寄生物尚未发现与其配套的钥匙，但多备一些锁总是好的。因为细菌经常变换钥匙，以打开寄主不时变换的锁，所以免疫系统经常处于备战状态。但随机组合意味着寄主一定会生产出攻击自身细胞的白细胞。为了尽量避免不幸的发生，寄主体内的细胞会配有相应的密码。这个密码的学名叫“组织相容性抗原”，它可以有效地阻止内讧的发生。
寄生物如果想取胜，就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之一：在免疫系统回击前，转移侵袭目标（像流感病毒那样），或把自己隐藏在寄主细胞内（像艾滋病毒），或不断更新自己的钥匙（如疟疾），或者仿制寄主自身细胞的密码从而令白细胞战士们敌我不分。血吸虫病寄生虫正是从寄主的细胞中攫取密码，并黏在寄主全身的各个部位，从而突破白细胞的防线。锥体虫会引发昏睡症，它会不停地更换基因的钥匙。而艾滋病毒是狡猾的一个。有一种理论认为，艾滋病毒不断地发生突变，所以每一代都有不同的钥匙。寄主不断地变换门锁，抑制病毒。但大约10年后，艾滋病毒随机突变，终于制造出适合解锁的钥匙。此时，病毒已经获胜。病毒发现了免疫系统的缺陷。根据这一理论，其实质是艾滋病毒不断演化，终发现了免疫系统的漏洞。
其他寄生物则致力于仿制寄主细胞携带的密码。生存的压力迫使病原体不断地仿制寄主的密码，与之相对地，寄主也在不停地设置新的密码。根据布雷默曼的观点，这是性介入的好时机。这种组织相容性抗原基因具有多态性，它可以确定密码，但也是感染疾病的原因。小小的老鼠身体里都有上百种组织相容性抗原基因，人类身体里这种基因的数量也就可想而知。每个人身体里的基因组合都大不同，除非使用特殊的药物，否则人与人之间（双胞胎除外）的器官移植都会受到排斥。如果没有性的远系交配，就无法维持多态性。这种说法到底是单纯的推测，还是有确凿的证据？
1991年，阿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和他的同事在牛津大学首次发现了有力的证据，即组织相容性基因的多样性是由疾病造成的。他们发现一种名叫HLA-Bw53的组织相容性基因在疟疾高发区很常见，但在其他地方却很少见，而患有疟疾的儿童一般没有HLA-Bw53基因。因此这也许就是他们患病的原因。佛罗里达大学的维恩•波茨（Wayne Po s）有了一个伟大发现，即家鼠都会用嗅觉寻觅拥有不同组织相容性基因的配偶。这种偏好使得家鼠后代的基因多样化，并且具有更强的抗病能力。
威廉•汉密尔顿和寄生物的力量
很多前辈大师认为性、多态性与寄生物或多或少有所关联。
其中，霍尔丹的贡献为突出。1949年，也就是在DNA结构公之于世的4年前，他提出：“杂合性在抵御疾病方面有一定作用，某些细菌和病毒适应了特定生化体质的个体，而其他生化体质的个体对此仍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几年后，他的同事苏瑞士•贾亚克尔（Suresh Jayakar）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说法。之后，这种说法却被人们淡忘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先后有5个人在几年内独立地重提这个观点，他们分别是：罗彻斯特的约翰•捷尼克（John Jaenike），蒙特利尔的格雷厄姆•贝尔，伯克利的汉斯•布雷默曼，哈佛的约翰•图比（John Tooby）以及牛津的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
其中研究性和疾病关系为深入的非汉密尔顿莫属。从外表来看，汉密尔顿是一个典型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当他漫步在牛津街头时，常常会陷入沉思，眼镜随意地悬在胸前，眼睛紧盯着前方的地面。他谦逊的态度、轻松的写作方式和讲故事的风格极具欺骗性，他总能够在恰当的时间爆出生物界的惊人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汉密尔顿创建了“亲缘选择理论”，他指出基因的成功可以使动物照顾近亲，因为它们分享了许多相同的基因。这恰恰可以用来解释动物的合作关系和利他行为。1967年，他无意间发现基因之间的互相残杀行为，具体内容我会在第四章中详细阐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预见同行们将大力宣扬互惠原则是人类合作的关键。在本书中，我们会一次次地发现，我们正是沿着汉密尔顿的足迹探寻世界。
在来自密歇根大学的两名同事的帮助下，汉密尔顿建立了性和疾病的计算机模式，一种人造生命。该程序始于200种虚拟的生物，它们都像人类一样，从14岁开始生育，持续到35岁左右，而且每年生育一次。但计算机会随机让它们中的一些进行有性生殖，其他的进行无性生殖。死亡是随机发生的。不出所料，计算机模式每次启动，有性生殖的个体都会面临灭绝的危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竞赛，每次都以无性生殖获胜而告终。
接下来，他们引进了几种不同的寄生物，每种各200只。寄生物的威力取决于“致病基因”，这恰好与寄主体内的“抗病基因”相对应。在每一个世代中，抗病性弱的寄主和毒性弱的寄生物都会遭到淘汰。于是，无性生殖物种不再具有先天的优势，有性生殖物种常常在竞争中获胜。若每种生物中都有大量的抗病基因和致病基因，有性生殖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与我们预想的一样，在这种模式中，抗病基因越变越平凡，而致病基因也随之趋于平凡。因此抗病基因越来越少，而致病基因便趁机而入。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对抗寄生物的模式正在不断地落伍。”但无性物种的情况则与此截然不同：无性物种不受欢迎的基因并不会被淘汰，基因的数目一旦变少，就不会继续减少，反而会逐渐恢复。汉密尔顿写道：“在我们的理论中，性的本质在于储存目前没有用的基因，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它可以派上用场。性不断地尝试将基因重组，等待不利条件消失。”永恒、理想的抗病能力并不存在，瞬息万变才是常态。
汉密尔顿做了一个模拟实验：计算机屏幕上有一个红色透明的立方体，里面有两条线，一条是绿色的，另一条是蓝色的，它们像慢镜头中的烟火一样在彼此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寄生物在利用基因空间追逐寄主，说得更具体一点儿，立方体的每条轴线都代表相同基因的不同版本，寄生物和寄主都在不停地改变基因组合。大约过了一半的时间，寄主终停在了立方体的一个角落里，它已经用尽了基因的各种变体。突变错误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使没有突变错误，它也会自动发生。虽然起始条件是可确定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完全可以忽略。有时两条线沿着立方体的边缘，以稳定的速度彼此追逐，50个世代改变一个基因，接下来再改变另一个基因，如此往复；有时会出现奇怪的波浪和圆圈；有时就是纯粹的混乱。两条线在立方体中彼此追逐，就像彩色的意式面条，很是奇特。
当然，这个模式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世界。它没有解决问题的争端，只是建立了一个战舰模式，证明真正的战舰的确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但它帮助我们确定红皇后不停奔跑的环境。一个极度简化版的人类和一个怪异简化版的寄生物，不断地以周期或随机的方式改变着基因。虽然一直在改变，从未停止，但也从未离开，只要性存在，二者终都会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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