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9636556
★ 知名媒体人伊险峰、杨樱首度出书，以两位工人子弟的阶层跃升，照见中国社会三十年沧桑巨变
“我们的大城市充满了废弃物，其中大多数是人。”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残酷真相。
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是什么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一个家庭要如何维持尊严，如何避免成为“废弃物”？
★ 一个昨日世界，但你并不陌生：两个家庭、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从闯关东到日本殖民，从苏联援建到社会主义建设，从国企改制到单位解体……百年间，东北经历了兴盛与阵痛；
高耸的坦克碑、风雨飘摇的单位、逼仄的工人小屋、终日奔波的母亲……计划经济重镇沈阳，承载着两位少年蕞初的人生。
两位作者将镜头对准学校、工厂与街巷；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重现过往；透过个人的命运流转，我们也得以窥见“共和国长子”遭遇的时代之困。
★ 近距离观察普通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与变迁，探寻当代人精神困境的社会根源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为什么精神却荒芜了？”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过山车般光怪陆离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作者携前述疑问，通过大量的采访，以两位专业人士的半生轨迹，审视他们的知识、尊严与自我建构过程；一步步厘清，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何改变并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
★ 李海鹏作序，陈嘉映、梁文道、罗新、班宇、严飞诚挚推荐
一部社会学视野里的故事，于是，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在汉语写作中应该是首/创。——哲学家 陈嘉映
一部令人震撼的大剧，充斥着既悲壮又无力、既切肤又旁观的历史感。围绕两个医生的个体人生，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沈阳。——历史学家 罗新
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只是不要成为时代废弃物。
两个原生家庭，跨越三十年的奋斗，调动的能量，堪比战争。
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家庭。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摆脱了掉队的命运，实现了阶层跃升。可是，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的人生，仍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并审视二人知识、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本书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阅读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我们将会厘清，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而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我们也将窥见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这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真实经历为线索，呈现了过去三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上述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
——作家、媒体人李海鹏
序言“社会”与沈阳人的精神世界李海鹏
部分20世纪
章我们的主角
第二章走进奉天
第三章张家
第四章王家
第二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一
第五章王医生的高光时刻
第六章张医生的门诊
第三部分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
第七章“我们”和“他们”
第八章“社会”与奖学金男孩
第九章男性气概和它的消逝
第四部分家庭
第十章父亲的角色
第十一章母亲的社会
第五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二
第十二章王医生抓住了机会
第十三章“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座坟墓”
第六部分社会人
第十四章“熟人社会”
第十五章社会里的成功男人
第七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三
第十六章王医生的房子
第十七章张医生的爱情
第八部分知识，尊严和自我
第十八章缺失的人文
第十九章王医生重入社会
第二十章不能独自进晚餐
说明及感谢
一部社会学视野里的故事，于是，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在汉语写作中应该是首/创。——哲学家 陈嘉映
一部令人震撼的大剧，充斥着既悲壮又无力、既切肤又旁观的历史感。围绕两个医生的个体人生，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沈阳。——历史学家 罗新
两位作者令人想起工厂车间里的调度员，制定计划，并线输出，反复确认着书写的节拍，如大雨过后倒灌的水渠，从深处返流，漫经地面，为历史与现实空间重新造影。那些不规则的图景，旁逸斜出的暗渍，列车碾过的印痕，抑或我们凝视、打捞与捕捉的动作，共同构成了一批半成品、一代人与一座城市的命运轮廓。——作家 班宇
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很火，和东北失落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关注。不论是东北式的喜剧幽默，还是旧工业社会里留下的人文沉淀，好像变成了一座“富矿”，供人们挖掘和书写。本书围绕着过去四十年中沈阳的重大历史事件、工人阶级文化等，呈现了一部丰富的民间社会史。作者不仅有着深厚的讲故事能力，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站在了社会学的角度去近距离观察普通家庭和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与变迁。——社会学家 严飞
章 我们的主角
在万豪后面。
这家万豪在世纪交替那十几年里，一直是沈阳豪华的酒店。从桃仙机场进入沈阳，过了广阔的开发中的浑南区，还没到浑河大桥的时候，闪闪亮的金顶就已经招摇地在对岸路口翘首以待了。万豪对面是沈阳早的高级住宅区，河畔花园。1991年3月这家楼盘就在《沈阳日报》上打出广告：
中外合资 金牌工程
沈阳首座外商住宅区
时价三千多块钱一平方米，差不多是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举凡有头有脸的人都应该在河畔置一套房产，大佬都住在那里，传说赵本山也是那里的住户。快三十年了，小区看起来老旧了很多，大佬们起起落落换了几茬，现在看起来衰落了不少，与对面金光灿灿的万豪不可同日而语。
往北一点点，有几个卖奢侈品的大商场。同样是千禧年前后，中国奢侈品的半壁江山号称都由东北人掌握的时候，它们都是中国零售业绩数得上的大店。现在店已不景气，但富人区的架子还在，餐馆高档而且洋气，豪华酒店还是依着惯性在这里扎堆开业。尽管与万豪的合作早就终止了，但它还是固执地叫自己万豪，大家也已经习惯于用万豪来指称它，并以它为地标。
王平医生在这里开了半天会，把我们约在万豪后面的一家日式海鲜火锅店里。我和他有五个月没有见面，在五个月之前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五个月前，我们都参加了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
这一天很紧凑。
上午，我们到了沈阳。天冷。离约定时间还早，就决定试试直接到陆军总院的机场大巴。在车上等了有一个小时，司机中间来过一次，拎了一桶热水放在驾驶位边上，又下去了。只剩下袅袅的热气和零星几个裹紧羽绒服的乘客。那趟大巴本来要开到龙之梦客运站，但走到陆军总院站人就全下去了。司机也意外，“你们都走了啊。”
下了车，发现陆军总院的名字改过了，现在叫“北部战区总医院”，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它“陆总”，或者“总院”，过去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在楼下等了一会儿，通了电话，张医生穿始祖鸟羽绒服，从病房楼里出来。我们穿过整个总院，到另一个大门外的商场里找了家餐馆吃饭。
张医生和王医生都是我们的主角。
我们跟张医生解释了我们想做的事。大意是，我们想写一本书，事关一代人的阶层跃迁，想找几个专业人士为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你挺合适。
张医生，张晓刚，工人子弟，有一兄一妹。他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后在三〇一医院（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他认真地听，讲他关注的一些大事，比如中年人的翻盘机会。前半生不顺还好办，你看王平——就是王医生——刚工作时不顺，现在顺了；后半生不顺就比较麻烦，没有翻盘机会了。
他这不是拿自己当对照组。在之后一年多的数次谈话里，他从来没有不顺的任何暗示。
不过，那天他说，他应该做一些更烧脑的工作。
这不属于不顺的范畴。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上的问题。
就像是深思熟虑过，他说，你这事我全力配合。说得很诚恳。
王医生在火锅店里表情严肃。
王平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主任秦浩比他大一岁，成立科室的时候挑中了王平来一起做事。王医生表示对名利很淡泊，但很在意一家名叫“好大夫”的网站上的评价。“全国二十万医生，请三百人到北京去开年会，有我一个”，“机票酒店都不用掏钱，怎么也得四星级，照顾得都很好”，“果断把双人间升级为单人间”。
王医生说现在爱忘事，眼睛花。吃饭时他突然到处找起了手机，想起这会儿应该有人给自己拿一台机器，但手机放在口袋里，振动听不见。
“你看，就是容易忘事。”
联系上了，但是他很不满意，一直埋怨送机器的人为什么不配个手提箱，七十来万的东西，就这么端着。
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外围采访，没准会有一些说他不好的话。他想了想，很严肃地说，应该不会有他找来的人说他的坏话。他说他在原来的诊室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做我自己的事”。
王医生看上去很板正。有问必答，答得尽心尽力，但是说到他觉得可以结束的时候，便戛然而止。讲家里的情况时是个例外。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大家庭的运转核心。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正准备考东北育才学校的高中。太太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与他同届，现在在一家有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工作。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妹妹还在二〇四那边住。妹夫在沈海热电厂。妹妹被他参谋着提前退休了，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妈妈。
母亲这年肾上长了个肿瘤，全家人吓得不轻。“做了一夜陪护，想起小时候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日子，找到了感觉，这是家。”
王医生说，他由此意识到自己生活的重心在哪里、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
又说到了他的女儿，青春期，经常指责他思想落后。
思想落后的前情提要是这样的。他爱他的女儿，觉得必须要安顿好她的前程，因此出国留学是考虑之一。没想到女儿激烈抗拒，认为这是不爱国的表现，这出乎王医生的预料，他本来只是考虑钱的事。“留学钱？那才几个钱。这么说吧，如果她觉得上海好，那至少得给买一套房子吧，一千万够不？”
房价是他主动发起的话题，在日后我们的聊天里，这个话题也仅仅有过一次变体：“在上海做啥工作赚钱算多？”
“房子得有。不能在这家工作不开心了，连职都不敢辞，成天担心自己交不起房租，委屈着自个儿迫不得已撅着屁股还得干下去。不能。”
“撅着屁股干”，是王医生经常说的词。他用来反问自己，质疑别人，包括我们。“你们撅着屁股干，累死累活的，说不是为了赚钱，那图啥？”
***
王平掏出一个硕大的钱包抢着付账。“请得起，到沈阳了你们得听我的。”
随后他抱着机器坐上出租车。他没有车，也不会开，在数九寒天也骑共享单车上班。“挺大一个公司，就不能给它弄个包。”他又重复了一遍。尽管我们早就想好了要写两个专业人士——医生的成长史，但我们还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好长时间才适应，原来这机器就是手术刀。
一周以后，2018年年底，我们给张医生和王医生分头发了邮件。
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值得记录的，也到了应该记录的时候。
总的来说，这是流动性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
知识、专业性是决定因素，它超过了阶层和出身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相信进步带来的改变，也让这一代人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这一代人还经历了旧企业衰落、社会剧烈转型、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在这一点上，沈阳和大东区都具有特别意义。
大东区除了经历大工业遗产和计划经济传统工人社区的起落之外，还有传统市民社会的转型（这是与铁西区不大一样的地方）。它包括了市民社会的瓦解和社会结构的解组。
从那天的采访开始，就不断地有人——特别是我的同学们狐疑地看着我们：写晓刚？啥？写王平？为什么写他们？这能行吗？他们不是名人。得写名人啊。马云。罗振宇。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
一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之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如何把握时机。
教育、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支持。
希望为这一代人，在个人意义上和代际意义上获得更全面的评价以及赢得更多尊严。
通过个人的成长和变化，也能折射出家、家族、社区、城市的变化。
我猜想这些东西还是迷人的。作为他们的同学，我在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亲戚一次又一次的聊天过程中，发现了更多一开始我们所忽略的东西。
在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事儿与我们的关联度并不大，但它是一个以前未曾出现的现象，而且显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如果在音乐、小说、电影、电视中都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它对我们当然是一种启发。
有的时候，感觉我们正做的工作就像一部精神流浪汉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两个人莽撞地闯进这个庞大的题材，试图顺着理清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人公在这四十余年中也在不断地寻找。
在那封邮件中，我们详细地列出了我们要进行对话的次数、要点和想要见到的人。
半年以后，我们终于接近了现在的想法——呈现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知识、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这令我们变得有野心，而且愈发显得我们莽撞。我们的社会学训练，不论是对社会学的掌握，还是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了解，都过于欠缺了。
但是这承平日久的一代，从贫穷中走出，从工人阶级转身为专业人士，在他们经历的这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复杂而且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名词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完全变为另外的意义，“专业”“知识”“成功”“财富”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重新定义，“国企”“单位”“福利”“社区”等每一个词仿佛都换了内涵和外延……如果可以有一些机会审视并探讨个中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极为诱人的。
在几十年间，张医生和王医生完成了知识获得，赢得了社会尊重，看起来功成名就。
在他们上升的同时，整个锈带地区在下降：东北经济的衰落、东北文化的妖魔化、东北人和“东北人”这个词的内涵的转变……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变化。
过去这些年，沈阳在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敏感一点的沈阳人都活在各种失落当中。这种失落有悲天悯人愁煞人之感，看到“024”这样一个电话区号都会触景生情，感慨起命运无常来——三位区号表示在电信业曾经发达的时段里沈阳作为“中心局”的地位，现在一些新贵城市当年可未必有这样的殊荣。因为三位区号或者“东北局大军区总部”之类的荣耀，沈阳原来还幻想过成为直辖市，直到现在心里还为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暗暗较劲。但是，一些跟增长有关的硬数字不留情面，沈阳还担了“数据打假”“挤水分”的名分，这个以往看上去手到擒来的中心地位现在也没有任何把握。这时候，连人口都成了个大问题：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前者对张晓刚这样的医生来说倒不是什么坏事——以及前些年执行计划生育的坚定和听话，让沈阳的育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多年的城市化，也有人认为是东欧化，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虽然沈阳很早就想凑齐一千万人口，成为超大城市，但过了这么多年，人口只能勉强维持着增长，每年只有七八万，离大目标越来越远。
沈阳四十年的发展，前十年似乎是计划经济回光返照，那时感觉硬硬的底子都在，沈阳努力努力还可以争一争中国第四城、第五城的位置。接下来十年，完全被下岗这事打击懵了，一群掌握不了自身命运的省市领导，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大政方针转向——让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城市失守而放弃，兵溃如山倒——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就这样任其发生：“你总得给我点解决政策吧？”结果等着等着，就等成了一直被各种人声称要挽救的对象。后二十年，靠着过紧日子挺过了贫穷，借着一些区位和贸易的优势，再加上全中国如出一辙的房地产拉动了消费，城市里还算得上富裕，但眼看着再也追不上别人，以前讲些“共和国长子”之类的陈年荣耀，现在泯然众人，发自内心地说起了自己的“宜居”——房价不贵，物价便宜，就连夜市小烧烤和鸡架都成了“网红”选题。
这几十年间，始终有两个社会交错进行：一个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景气不再，先是失落，而后负重前行的沈阳城。
过了好久，我们终于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一个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对话、探讨、宣传和自我反省里的词有关：社会。这个词是如此变化多端，你可以说“这个人很社会”，也可以说“社会现在流行什么”，至于小孩，一旦做了什么事需要被说教，就会听到“等你进了社会”这样语重心长的预警。
而我们希望探讨的，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组动态的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是“自我”和“社会”。对于张医生和王医生而言，他们所追逐的、他们背景中各个时间段里鲜明的标签、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社会的变体。
在此过程中，我们本来希望探讨“两位医生如何构建了自我”，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被修改成“他们这一代的自我真的完成了建构吗？成为父辈，成为中坚，成为了不起的权威教授，成为有担当的人，但他们在人生的刻度上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专业人士张晓刚和王平都曾经是一流好学生。一个只会学习的好学生是不懂得社会的——让我们换个直接的说法：一个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在粗粝的工人阶级文化中，他们与社会之间隔着一条又是怀疑又是嘲弄又是羡慕的鸿沟。“社会险恶”，几乎成为他们从小到大的梦魇。他们要摆脱那些不信任，害怕地、担心地一步一步走过，或者躲过，后成为一个社会人。
他们到现在也为这事焦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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