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14741
刘诗宇选取了“凝视”——这个词本身的意味还在于，因为“凝视”本身的存在，从侧面决定了“被凝视者”即凝视对象的“暂时”的确定性。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但这智慧何来，我以为它仍是一种本能的决定。大多时候，其所以然的事情，都孕育于事物的本然之中。
刘诗宇是年轻而敏锐的，正因如此，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的兴趣的触角也是广泛的，但能够从诸多广泛的话题中持续地做一两个有影响力的系列，这在年轻的研究者当中并不多见，这说明诗宇的沉思与多思，而理性思想的深入，恰恰也来自一颗沉静的心。
随着时光的逝去，也正是这颗心，决定了他是他，而不是别人。
——何向阳
所谓“边界内外的凝视”有两重含义。
一是严肃文学有“边界”，是一个需要被反思，但又确实存在的概念。当通俗文学、影视、动漫、游戏对严肃文学形成了一种“合围”，今日之文学研究尤其需要一种同时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视野。既是为了寻找与时代对话的途径，也是为了进一步将今天的严肃文学“盘活”，让它变得更枝繁叶茂、丰富多彩。
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当我们站在严肃文学的“边界”之内滔滔不绝时，说的可能是比较靠近整个文化生活边缘位置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作为文学研究者应该对此有明确的认知，之后才存在追求进一步的专业化、历史化，或从边缘反思、返回中心的选择。
本书共分四辑。前两辑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台北等“城市”的视角，以及新人、旧人、少年、知识分子、女性、反面人物等“人物”的谱系统观当代文学史，这种视角或谱系超越了严肃与通俗之分。后两辑从学术史、思潮史、文学想象、作家作品等专题角度，寻找解释文学问题的钥匙，以及沟通文学内外的路径。
总序 袁 鹰/1
序 远方之远 何向阳/5
辑：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
精神上的漂浮者
——漫谈王朔小说中的城市叙事 3
资本逻辑与现代想象
——从《子夜》中的上海形象谈起 11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论叶兆言《夜泊秦淮》中的南京叙事 20
书写在城市背面的底层记忆
——漫谈郑小琼《女工记》中的广东城镇叙事 28
楚文化传统与现代城市精神
——论方方笔下的武汉形象 36
冲淡平和中的生活迷思
——漫谈吴明益《天桥上的魔术师》中的台北印象 44
第二辑：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谱系研究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一体化”想象
——论《创业史》中的旧人形象塑造 53
“新人”形象涉及的问题与可能性
——从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的争论说起 60
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用” 69
莫言的“革命者”形象：历史与文学层面的双重意义 77
当代文学中“反面人物”形象的问题与可能性 84
少年本体的逐渐觉醒
——当代文学中少年形象的演变 91
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坏女人”形象的存在与缺失 97
强健身躯与高尚道德
——“十七年”时期农村叙事中底层形象的美学造型 104
第三辑：当代文学的经验与历史
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 113
动漫、影视、游戏与文学的“代际差异” 135
“文到中年”的油腻与沉稳
——当代长篇小说去向略论 139
讲故事的人，与这面现实和人性的镜子
——论叙事与“疫病” 146
何为“误读”，何为“经典”
——当代文学走向的一个讨论维度 161
第四辑：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
当代文学史视阈中的《红高粱家族》 187
“逻辑”的“变异”与70后作家笔下的“公共性”问题
——以《福寿春》《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为例 197
故事与现实的沉潜，幽默与戏剧化的抬升
——马秋芬小说论 204
世界经验、政治寓言与叙事形式的中西之辨
——刘震云作品海外传播研究 218
文学或科学，生存与毁灭
——评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 237
序
远方之远
何向阳
刘诗宇是1990年代出生的人，1990年出生的他，评论集选入中国作家协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20年卷，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于时间中，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其纪念的焦点在于这是一个研究当代文学的年轻学者的人生中的“部书”，而部书又是在“三十而立”的当口。
这让我想起我的部评论集1996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那一年，《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的序，是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的雷达同志写的，我的部书出版的那一年，也是我的“而立之年”。
时光荏苒，当翻开同样的30岁入选丛书的刘诗宇的《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时，那句自己曾在《批评的构成》中的文字如在眼前——“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思想的大潮向后退去之时，我们终是那要被甩掉的部分，终会有一些新的对象被谈论，也终会有一些谈论新对象的新的人。这正是一切文字的命运。”
命运一事，真的是有巧合与偶得之说，但一切巧合与偶得其实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必然，这种传递的链条如若以一种宇宙时间的线性关系去看，也是没有边界的吧，正如没有终始的时间一样，或者也包括文化和生命本身。那么，还是自己数年前落笔的那段文字——
那么，就将一切视作传承，像一代代人已经做的。我们仍在做。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之所以在常规或传统意义的学术研究中，一直未受到与之成果相匹配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事物，它的开放性或说敞开性，它的正在成长性，或说是正在进行时，或者说它的不确定性，都决定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性质，它是一种无法用固有的、现有的成规去“套”的研究，同样，当代文学发展的变动不居，影响并决定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动不居，这种无法框囿的流动性，这种研究对象的“液体”状态，注定了研究者与研究方法的流动性特征。
总之，这是一种“在路上”的研究，我现在有些明白当时的《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的论文的感觉了，一切都不经意间，“在路上”的意象暗喻了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三者共有的状态。大门开开阖阖，远方之远，“朝圣”的脚步哪里能停？！
以这样一种眼光去看刘诗宇的《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一书，我们注定要获得的只是一种“瞬间”的思绪，行进的感觉，让不确定的事物“确定”下来，给它白纸黑字，给它一个“命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艰辛在此，诱惑也在此。从某些方面而言，这种研究不是一种“获得者”的研究，从深在的意义而言，它未尝不是一种“牺牲者”的研究。
换句话说，“牺牲者”的研究之“牺牲”，不是指研究对象而言，而是指研究者而言，指研究主体而言，这种牺牲在于举要优长，指出不足，而此番能量之付出，是以文学创作主体的进步为旨归的，这种一方付出叠加于另一方的能量流动，成就的是研究客体，但有意思的是，批评家的能量之注入，在一个阶段推动了文学整体进步的同时，并不为来自学术界——以固定客体为对象的研究，以及创作界——以自我创造为中心的发展群的更为贴切地认知，这就构成了“牺牲者”的“牺牲”，有了某种祭奠性。
比如我观察到年轻一代评论家，或者说是评论家的年轻时代，当其有足量的“能量”可以输出时，他（她）们的大量的文本都集中于“说理式”的解读，而一旦能量输出过多而假以时日自身能量不足时，他（她）们又几乎多数放弃了以具体的文本或创作态势作为“言论”的“本能”，而自觉转向——或者创作，或者学术。前者，是评论家“改弦易辙”，加入到文学之河的无穷流动之中。后者，是评论家不再兴味于变动不居的对象，而也使自己的言说之“立足点”有了固定的“岸上”性。窃以为，造成这两个方向的都是对于某个“边界”的破除，一个批评家一直或长时期地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动状态时，他（她）所从事的文字工作给他带来的“眩晕”感是不言而喻的。而“眩晕”本身，就是能量急剧流失的一种表征或症状。
从能量学的角度而言，批评家的“牺牲”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成就他人牺牲自我的工作，从文化与思想的建构上是崇高的，但对于人性的具体而言，也有难与人言的苦痛。
以此观照刘诗宇的“边界”，很有意味，他似乎一直在找一个边界，但又意识到那个固有的“边界”其实并不存在，这就是他在“内”“外”之间的犹豫不定，但对于一个流动性极大流动速度也极快的对象，又怎样去认定，怎样使一个批评家的阐释成为可能呢？
他选取了“凝视”——这个词本身的意味还在于，因为“凝视”本身的存在，从侧面决定了“被凝视者”即凝视对象的“暂时”的确定性。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但这智慧何来，我以为它仍是一种本能的决定。大多时候，其所以然的事情，都孕育于事物的本然之中。
比如，叙事研究。刘诗宇的一组“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其实是正读中文系研究生的他的一份“作业”，他在《长城》杂志参与的这一专栏，我2014年就注意到，这是一组精心打磨出来的研究文字，从当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上看，研究乡村题材的作品以及从乡土文学出发而关注社会变革发展的还是占多数，起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若治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乡村农民都是他（她）们无法回避掉的主题，或者说，也有个别的城市文学研究，但只是零星点滴，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势，或者气候。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若治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学则开始炙手可热，对于城镇的关注度在文学创作中也大大提高了，因为研究对象的腾挪变换，以城市叙事为对象的研究也渐渐取代或淡化了乡村叙事的研究主题。1990年出生的刘诗宇，其对于城市叙事的认可与兴味，是包含在这样一股大潮流中的。
而他的不同在于，其兴趣较其他研究者要更宽泛，比如其他研究者可能盯紧了一个作家一个城市或从中引发出的一系列作品，而诗宇的眼光更其宏大，他兴味于大都市之变，似乎有一个更大的雄心。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例证的，在给《长城》2014年研究专栏撰写的文章中——七年前的他也就23岁——我们看到了王朔笔下的北京、茅盾笔下的上海、叶兆言笔下的南京、郑小琼笔下的广东城镇等等，而其中的北、上、广、深也不是在一个时间段落中的城市概念，其中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叙事、20世纪早期民族工业刚兴起时的上海叙事、20世纪上半叶的南京叙事与20世纪后期打工潮兴起之后的广东叙事，在他的眼光所到之处，它们各有姿态，又杂糅一起，在对它们一一的悉心解读中，我想藏在这一切研究后面的动机之一，或者是著者本人置身于都市之中的一个在空间与时间中寻找自我定位的心理在驱使，也未可知。
较之这种“空间”的处理与探究，我更感兴趣的是本书中的另一系列——人物谱系研究。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种“时间性”的研究。
而时间性的研究，较之空间性研究而言，以我之经验，它更靠近研究者的生命体验。
比如，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一体化”想象——论〈创业史〉中的旧人形象塑造》一文，从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关于“新人”“旧人”的阐释讲起，联系这一问题的发端，从“五四”到“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直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强调旧人形象的文学性与审美属性的同时，辅以“旧人”谱系的文学史上的例证，又同时将“中间人物”与“旧人”加以甄别区分，以《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为例，探讨人物的复杂立体与生活逻辑。这篇文章的亮点还在对一般论者忽略的“素芳”这一女性形象做了观照，并将之纳入到一种“类型”的谱系中加以认知，虽然论证终因论文的长度要求而未及展开，但这种“点题”本身也映照出论者独特的思考。
比如，《“新人”形象涉及的问题与可能性——从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的争论说起》一文，对当年学者与作者之间的论争公案做了历史化的解读，论述“新人”的理想化与可信性的同时，更肯定“新人”存在的合法性，更重点论述了“新人”被压抑的可能性，他试图规避大多数作家对“新人”的“只空属某一阶级与身份”的误解与图解，他认为“当‘新人’形象的‘高、大、全’特征被着重强调时”，其后果势必是带来人物刻画上的反动，比如，“当八十年代以来启蒙与审美的文学观对‘新人’形象‘一刀切’的同时，‘新人’表现出的‘正面人性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后来的文学实践所淡化，所以包括寻根、先锋小说乃至后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中，表现人生与人性的阴暗面成为了主流。”这种辩证的态度和必要的警觉，对一个时年25岁的论者而言，实属不易，的确呈现出其理论的思辨能力，而其所言“‘新人’这个概念与时间修辞有关”的论断，在有创新价值的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年轻论者站在“新人”形象塑造之繁难角度，对于“新人”形象塑造的未来的自信。
人物谱系研究的确是一种时间性的研究，也是面向生命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研究。这种研究所需的理论支撑与实有对象固然重要，但重要的还是论者本人在“他者”身上的非凡体悟，这种体悟从哪里来，只能是从对象唤起的自我主体的经验的共鸣中来。这就要求，论者的立论并不只在论文中以典籍的掌握多或知识的拥有量取胜，他还必须在一个其所关注的课题中有自我的精神或情感、角色、心理的自觉参照才行。通俗地讲，你对一个问题发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个问题在某个方面也许是一个你自己的尚未发见的潜在问题。
这个角度言，我特别欣赏诗宇的理论勇气，比如他的《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用”》中所试图探讨的知识分子形象中的一种类型化形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在1998年曾有一文《不对位的人与“人”——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考察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问题的一种文化求证》，试图触及这一话题，当然角度不一，我是想从作家与人物的不对位的角度谈，力图探明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流变中的一种固化和僵滞。诗宇此文直截了当选取了“废人”形象作切片，虽然他的论述我并不尽然同意，一些逻辑关系也有可商榷处，但他的思索与介入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他在文中指出小说家处理“知识”的重要性，比如他写道：“证明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意义并非仅有道德信仰这一条路可走，展现出知识本身的意义与魅力亦是一条根本之路。”所体现出的恰是一种风华年代的锐气。所以，尽管有研究的技术可能再作更细地打磨，但问题的涉猎之勇气证明了一个年轻学者的探索的执着，这是可贵的，而打动我的也是这个。
他说：“……这可以是只局限在某一种具体的人物形象上的小问题，也可以是关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问题。”的确，一切研究无不如此。这种认知，可能也是支撑论者对一系列人物形象进行持续论证的动力所在。
总地说来，刘诗宇是年轻而敏锐的，正因如此，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的兴趣的触角也是广泛的，但能够从诸多广泛的话题中持续地做一两个有影响力的系列，这在年轻的研究者当中并不多见，这说明诗宇的沉思与多思，而理性思想的深入，恰恰也来自一颗沉静的心。
随着时光的逝去，也正是这颗心，决定了他是他，而不是别人。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我还有一句话想说，就是，这部书中所呈现的，只是刘诗宇的一部分，不，我不是指这部书只是他的理论的一部分，我是指，理论只是刘诗宇的一部分，此外的他，这部书之外的他，那个创造力或许在诗、小说、剧本中的他，才是我们需要在丰繁的时间中去注意读解的，而这部书，只不过是抽出了他未来的无数个创造的个线头而已。
2021.7.1 北京
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
精神上的漂浮者
——漫谈王朔小说中的城市叙事
“漂浮”一词，一方面象征着自由，一方面象征着无所凭借，令人向往与令人厌恶两种情绪同时包含在了这一个词当中。对于王朔作品的评价，也总是伴随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非褒即贬，其中也总是暗含着强烈的情感。能够同时调动起世人两个方向的情感，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某种程度上就象征着成功。
纵观王朔的小说作品，诸如调侃、黑色幽默、痞气等特征随处可见。种种受人喜爱或诟病的鲜明特点，都根植于发生在北京城的形色故事当中。虽然王朔在书中并不像老舍、邓友梅等人一般着意于环境与文化的描写，但一座城的气质还是与王朔的城市叙事如影随形。王朔故事的时代背景，大多为“文革”结束前后直至改革开放大潮当中，主人公们随着时代潮涨潮落的过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一代人特殊的生活际遇与心灵历程，主人公们相对统一的精神状态，往往就是王朔小说城市叙事所要传达的精神
所在。
对于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笔者倾向于用精神上的漂浮者来形容，这种精神上的漂浮，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写作动机，作品中的诸种环境、各个要素互相成就、难分你我，精神漂浮者文学化状态的呈现，就是小说城市叙事过程的具体
展开。
就如《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空中小姐》等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成年，但是这些人却基本没有固定的工作，即便是有，这些工作也很难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实际性的约束作用。这种随心所欲、自由或者说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状态常常是小说主人公生存的常态。习惯了历史性乡村叙事中对于饥饿状态的描写以及对于食的强调，读者常常会对这些闲人生存的合理性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正说明了城市叙事与乡村叙事的不同之处。二者的不同之处首先就在于农业文明当中，生存是人们行为的首要目的，而在物质相对丰富、社会分工明确的城市文明当中，由于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都不再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叙事的焦点也就渐渐从生存之争上转移开来，化为了对其他事情的关注。较少关于挨饿受冻、人们挣扎在生存水平上的集中描写，这可以说是王朔等人的现代城市叙事区别于历史性乡村叙事之处；而主人公们虽然游手好闲难以富裕，但他们却始终不必为吃穿发愁，这一方面是当时城市生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叙事倾向使然。物质难以对人物构成束缚，成就了精神上的漂浮。
小说描写对象的年龄集中在青壮年，这些青壮年或有父母或有妻儿，但是给读者的感觉却往往是孑然一身，仿佛他们上无老下无小一般，本来应该成为主人公生存压力或者说生活责任来源的社会关系，都在叙事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小说中极少有对亲情的描写，随着改革开放、城市的发展、观念的转变，人们的家庭观念日渐淡薄了，虽然飞速发展的科技拉近了人们的物理距离，但是无形之中却又为心灵壁垒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王朔笔下的那个年代，电视、广播等新型媒介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如果说过去终日孤独即象征着外界信息的封闭，但到了王朔笔下的年代，对于信息的接受则已经解脱了社会交往的捆绑，人们在保持孤独状态的同时，又可以避免因信息量不对等而带来的脱节状态，封锁心灵的代价越来越小，因此心灵上的孤独成为了人们日益普遍的状态。
王朔笔下的“侃”文化时常引得读者欣然一笑，可以看到在王朔每一部“侃”风明显的小说中，主人公身边都或多或少地聚集着一班同类，或者说狐朋狗友，常常在一起闲逛游玩是他们的常态。按说群居生活的人不应该显得孤独，于是王朔时代的城市经验特点就在这个疑问中显现了。以《许爷》为例，这篇小说讲述了叙事主人公一个朋友的一生，通过这个作品来观察那个时代城市社会交往关系的特点，再合适不过。
《许爷》中的主角许立宇，人称“许爷”，这个人物基本上贯穿了小说叙述时间截止之前，叙事主人公“我”的一生。许爷的形象集中出现在“我”人生中的四个阶段，童年时候我与许爷等人一同成长，青年时期转业归来看见许爷通过出租车事业成为大款而自己对于前途却比较迷茫，青壮年阶段自己小说写作事业稳步上升而出租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以及小说结尾虽然许爷已经不在，但是他的死仍在回忆及当下两个层面上纠缠着“我”。虽然小说呈现出来的景象仿佛是“我”与许爷的关系若即若离，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频繁出入另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伴随始终从未真正离开，那么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不仅是若即若离那么简单，仅仅是交往时间的长度也足以沉淀出一份不寻常的感情。
但听到许爷已死时“我”的情绪却并未产生什么波澜。王朔把主人公得知消息的这一时刻在叙事时间中进行了拉长，使得其中的特殊之处也许并不明显，但当这样的事实以一句话的长度，白纸黑字的形式呈现在眼前时，其中冷漠残忍的味道也许就令人不忍直视了。可叹的是实际上在王朔笔下时代的城市生活，乃至今天我们所处的城市生活中，其常态化的经验就是如此。前些日子笔者听说儿时一个院儿长大，如今已十年不见的“发小儿”在自家的地下车库自杀了，为了不让向我传达这个消息的朋友面上难堪，也为了让我自己心里好受一些，我做出了很难过、很难以置信的样子。事实上，我可耻地意识到，儿时玩伴的死对于我的生活来说，不会比一阵风之于一棵树更重要，听过之后我仍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好像此事与我无关，可悲的是这件事好像确实与现下我的生活无关，以至于我需要为悲伤找一个借口。
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空间上的所在位置变得越来越具有偶然性。人们天各一方的同时，心灵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大，彼此都处于一种不相干的状态当中，这时一个人的死之于他人的意义也许就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这种状态虽然冷漠得可耻，但却是事实，一如王朔笔下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为朋友的死，狠狠地皱上一回眉头、自虐式地狠吸一口烟，更没有掉上几滴眼泪。
朋友虽然杂且多，但是却难以成为人物生活向某一个固定方向前进的着力点。加上物质上的充足、心理距离的产生与增大、孤独代价的消弭，共同将王朔笔下的城市人物推上一个无所着落的漂浮状态。在传统乡村叙事当中，春种秋收，保证自己与家人能够避开饥寒而在生命的终点得到善终，这既是人们源于本能而略显被动的生活要求，也是一个明确可靠的前进方向。当人还是那样的人，生存的阈限却在短时间内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被淡化，这时失去生活的目标也许就成为了无可厚非的状态，王朔笔下的精神漂浮者们，往往因为这种“山不转水转”的不确定性而感觉进退维谷。如果再结合进一步的分析，则可以发现这种状态不仅和城市乡村的区别有关，还与由政治集约化向经济市场化的社会发展步调有关。一如王朔谈及自己创作时所说，他笔下的人物，由于父辈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前颇有政治优越感，然而改革开放后经济状况成为衡量个人的重要标准，于是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面对的往往是“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取代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又很模糊”。① 这种状态又因为小说当中的主人公身处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而越发明显。
这种状态颇有些进退失据的味道。有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于是王朔笔下的人物们或漂浮在原地或随波逐流，生活中俨然充满了无聊之感。无聊与漂浮，将终混合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与寒冷，于是在进退失据与生活焦点迷乱的状态下，“爱情”成了暂时麻醉孤独的一剂良药，请注意这里的“爱情”加了引号，因为在王朔的笔下，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男女之间，游走着两种不同的情感，这两种当中具体哪一种更像是爱情也许我们不得而知，但总有一种不是。除了传统的因互相喜爱而决定结缘一生的传统式爱情之外，在王朔的笔下男女还有另一种相处的方式，如张明与吴迪、胡亦一般，他们因孤独而走到一起，结伴而行是为了摆脱孤独，一旦他们达到了摆脱孤独的目的，除非日久生情，他们的存在对于彼此而言都将失去意义。这种男女相处的模式更像是自然界中动物抱团御寒的模样，男女关系的倒退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行，形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
现象。
区别于传统的乡村叙事，在王朔笔下我们很难看到那种天地不仁的壮烈悲剧。小说世界里面有的，往往更像是人们在轻节奏生活的指引下，自导自演的生活化小型悲剧。王朔笔下的女人让每个男性读者向往，这些虚构的女人们有着男性渴望的性格特点，就如王朔笔下的吴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石静（《永失我爱》）、王眉（《空中小姐》）等女性那样，她们可以巧妙地营造或解读风情，当男主人公快乐的时候，她们可以锦上添花；当男主人公郁闷、狂躁乃至固执地陷于男性折磨人的自尊之中无法自拔时，这些可爱的女性也总是配合着他们那不成熟的配偶，将自己的耐性延伸至无限，一边深受其伤，一边等待着男方恢复理智之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道歉。身为男性，笔者也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配偶夫复何求，然而回归文章的主题，这种女性书写是城市生活中女性的真实面目吗？基于常识便可以很快得出否定的判断。虽然这种女性面貌的书写产生于男权主义潜意识，是虚多于实的，但其背后透露出的城市经验与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却是真实的，从这种无所不能容的女性面貌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生活中男性脆弱而偏于“撒娇”的心理愿望。这种心理愿望绝不仅停留在男性心中，如果写王朔这些小说的作者是一名女性，那么相信她的笔下同样可以出现如此理想的男性。
当生活不用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充斥着家国大义，北京也不是现在这么寸土寸金、必须为了一口吃食朝夕奔波时，这些有着一定资本漂浮在社会中层的人们，为了也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波澜，开始“自娱自乐”。王朔笔下的故事，虽然总是贯穿着幽默，但结局却是在感情方面略显悲哀，然而与之前的城市叙事或者传统的乡村叙事进行一番比较，便可以看出相比于其他，王朔小说中的悲剧结尾似乎缺乏一种必然性，而显得更像是男主人公在自己任性的恶作剧当中尝到了恶果。其他叙事中的悲剧往往因其不可避免而显得愈加悲壮，而王朔笔下的小型悲剧则显得充满了自为性。笔者倾向于把《空中小姐》这篇小说看成是王朔笔下一切爱情故事谱系当中为原初的一环，基本上王朔在其之后的爱情叙事，乃至像《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剧本当中的爱情叙事，都可以从这篇小说中找到原型。纵观小说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王眉从性格到所作所为，基本上无可挑剔，后小说甚至用意外死亡来为王眉的一生添加上了完美的注解。这种对女性的美化更是突出了男主人公的“无理取闹”，由于女性角色已经不能表现得再好，而男性角色还是对女性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于是“不满”与已经达到的“极限”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悲剧就此形成。但之所以说王朔小说中的悲剧缺乏必然性，则在于大多数的故事中只要男性稍稍进行让步，悲剧便不会成立。纵观王朔的爱情故事创作，男性向女性低头的例子极为少见，更多的则是像《空中小姐》中“我”与王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张明与吴迪等那样，男性一方只有在女方已经营造出求和氛围之后，才会象征性地让步认错，但实际上还是取得了自己挑起的争斗的胜利。从这种意义上讲，很多时候这种城市经验中的男性，对于女性对象的依赖程度，不下于弟弟对姐姐或者说儿子对于妈妈的
依赖。
较为先进的文明与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加之漂浮孤独又对此种状态潜含恐惧的心理，使得人们对客观环境总是提出更高于现实一步的要求，这种无法被满足的“撒娇情绪”因为无法满足而始终存在，又因为始终存在而无法满足，这一悲观的循环有时还会被套上成年人自尊的枷锁，从而更使漂泊的状态令人隐痛，这不仅是王朔小说世界当中人物的精神状态，也确实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特定时代下钢筋水泥囚徒们的时代心理。
在漂浮状态当中，连地心引力都没法产生束缚的作用，看上去这或许就是人们渴望的自由，但笔者相信每个人应该都做过类似的梦，即在梦中曾因为某种原因迫切地想快速向前跑，但是却因为身体发轻、无处借力，而无论怎样迈腿都寸步难行。这就仿佛是宇航员在真空之中，任何事物都不对你产生束缚之时，也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凭借、依靠，看上去自由的漂浮状态，实际上也是能禁锢人的无形牢笼，看着身边的事物匆匆而过自己却无法向前，以至于人物们只能如《空中小姐》和《许爷》当中的情节安排一般，只有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才能依靠回忆与求访等方式慢慢拼贴出事件的真相，这种滞后性体现出了一代城市发展当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相互龃龉的真实状况。
在《看上去很美》中王朔说：“给一巴掌就哭，给块糖就喊大爷，情感稍纵即逝，记吃不记打，忙忙碌碌，蹉跎岁月。”① 精神漂浮者的悲喜，不仅映照着一代北京人或者说城市人的心灵，也书写着一座城池，在那样一个时代中的记忆。
发表于《长城》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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