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本书立足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实践，运用系统集成的方法，研究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型。一是提出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内卷化”，乡村治理现实困境的根源是激励异化（激励本义的偏离），乡村治理现实的本质是封闭化的治理主体、物本化的治理理念、自利化的治理内容、运动化的治理机制、风险化的治理结果，在既定框架中的一切改革与创新都难以实现乡村治理的实质进步；二是从价值选择、制度建构、机制完善等维度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理论，以此超越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保障乡村的全面振兴。

王滢涛，男，上海人，本科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硕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曾先后在科研机构、高校、地方党政部门工作，并在中国农村基层担任乡镇农业分管领导和村党总支书记近三年，现任上海市奉贤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要研究方向：文明与社会现代化。

第1章  导论1

1.1  问题源起和研究主旨1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4

1.3  学科视角和理论基础20

1.4  主要概念释义29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37

第2章  中国乡村治理现实的困境反思42

2.1  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42

2.2  内卷化：乡村治理现实的困境56

2.3  激励异化：乡村治理现实困境的根源67

2.4  乡村治理现实的本质76

2.5  治理转型：超越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92

第3章  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价值选择105

3.1  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选择与启示105

3.2  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价值取向111

3.3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逻辑130

3.4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内涵135

第4章  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建构148

4.1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建构的核心变量148

4.2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建构的功能157

4.3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建构的共性和差异性184

第5章  完善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机制196

5.1  总体机制：“城乡一体化”机制196

5.2  动力机制：“互补融合”机制207

5.3  保障机制：“统筹协调”机制225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明显加快。农业综合产能明显增强，至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城乡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已有9000多万农业人口转移成为城镇居民。截至2021年2月，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业农村较快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从而能够不断完善和持续出台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但是，与城镇化要求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然呈现出“滞后”和“失衡”的特点。一是乡村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三农”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明显的短板，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继续快速发展，“三农”问题呈现出新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新三农”问题。二是乡村发展“失衡”问题比较显著，尤其是城乡产业发展不平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等现象仍然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外向型经济模式和快速城镇化所释放的投资及消费需求。然而，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长期以来出口对经济拉动将减弱，着力扩大内需对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陷入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表现在产业升级速度滞后于城镇扩张速度，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未得到根本控制，各类社会风险在城乡不断积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我国开始转变靠城镇化即可解决“三农”问题的片面理解，着手调整通过快速城镇化实现经济增长的策略，更为强调要建设好乡村以分散和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在这一背景下，重提乡村发展固现代经济体系之本，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在巨大的农村领域释放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成为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必然选择。重视乡村的发展，既能应对外部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升级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的需求收缩压力，又可承接崛起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企业家及社会资本所释放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必然降低，部分村庄也会因各种原因而消失。但农村人口比重的降低、村庄数量的减少，这些都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更由于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的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城乡之间只有功能互补、协调共生，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才能得以持续推进。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通过调整经济与社会政策，城乡得以比较均衡地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虽然利用其后发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快速增加，但由于对工业化的片面理解，忽视了农业改造和农村发展，由此形成的政策及道路选择问题，拖累国家可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当前，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国家提出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表达，乡村振兴不是就乡村论乡村，并非抑制城镇化，也不是要将城乡发展相对立，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现实困境、城乡格局和演变态势，从现实出发，系统优化中国城乡关系及其变化的复杂过程。乡村既具有满足人类生存延续基本需求的功能，又越发体现出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功能，而乡村本身则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始终遵循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因此，要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努力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质性开启了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为路径克服“三农”困境的新篇章。改革开放后的个30年，农村改革的方法论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主要通过激发基层创新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关键作用来推动改革。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改革吹响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农民的改革勇气和实践智慧不仅释放出巨大生产力，而且推动了我国波澜壮阔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则强调既要“摸着石头过河”，继续调动包括亿万农民在内的全社会各方面的改革热情和活力，又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重点改革制约城乡一体化的二元结构障碍，释放有利于促进乡村发展的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让发展成果惠及亿万农民。这一序幕已经拉开，国家层面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各地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政府、社会、村民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村治理向系统化、协同化、法治化的回归，为解决农村改革以来所出现的诸多瓶颈问题带来了转机。

但笔者长期在农村的观察发现，从地方政府执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情况看，由于乡村治理理论化研究的不足，使得战略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未弄清“乡村振兴”基本内涵的情况下，或继续以单向城镇化逻辑为“三农”问题开药方，或索性陷入脱离实际的乡村浪漫主义泥潭，延续传统思维框架和工作方式，忙于定规划、造项目、列工程、抓进度，沿袭着动员、督促、考核的工作惯性。事实上，在各地借“乡村振兴”之名推动的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了偏离和走样，例如地方政府和下乡资本结成利益联盟，农村管理去政治化，政府与民众间关系持续紧张等。纠正地方政府对实施“乡村振兴”的偏离和走样，使农业农村发展的效果符合战略预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新任务，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所在。

本书以“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为题，反思现实的治理困境和“三农”问题的新挑战，深入研究现实困境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研判乡村治理转型的方向、价值选择、制度建构和机制完善等，致力于提高新治理体系对指导乡村全面振兴的适用性。本研究可能有如下意义：

其一，理论意义。首先，本书在全面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形势下，对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理论做完整、系统的体系化研究，而不是仅仅把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市域治理或基层治理的一个面向，也不是单纯从经济、制度、法律等某一方面讨论乡村问题。其次，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理论。乡村治理的内涵并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融合了中国乡村治理实践和认识，在本书中笔者通过将多年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炼，以填补这一研究缺憾。

其二，实践意义。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历经了人民公社制度、“乡政村治”“城乡统筹”等多种乡村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模式的实践凸显国家对克服农村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探索与进取，但问题是，一些独特的乡村治理机制却始终延续了下来，这些机制造成乡村治理的运行进入了路径“锁定”的状态，难以推动乡村实质性的发展。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真正进步，必须进行系统性、革命性的制度和机制的重塑，使得有效的治理功能得以发挥。其次，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利于改善国家与农民关系，使得中央、地方和农民，以及基层政府、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回归到合理的平衡状态。

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承担国家政策执行使命的高效体系，也是自治事务自我调节和处置的民主机制。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可能成为改善中央和地方关系、化解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深刻矛盾的探索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