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传统的宏与微

别具一格，以文学批评开阅读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新路径，为文学批评正名；

问题意识强烈，所论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类著作所忽略，或无力论及者。

本书分两辑：辑主要是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涉及文学史方法、文学史理论、文学史界限、文学史书写等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本位观”“品格论”等观点，对流行的“审美中心主义”“作家作品中心论”等文学史模式进行了批评；第二辑主要是反思现当代文学批评问题，对“学院批评”“作家批评”“唱反调的批评”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学术意识、学术规范、学术争论、学术情理化等具体问题。

高玉，1964年生，湖北荆门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课题等、省部级项目11项。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俄语版和阿拉伯语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获第六届教育部社科奖二等奖，第四、七届教育部社科奖三等奖等“政府”奖21项。教学团队负责人，获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1人社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辑」

文化冲突中的文学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品格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批判——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

“五四”新文学与古典传统及其评价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思想方式批判

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超越性” 

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品格

「第二辑」

当代文学及其“时间段”划分

“80后”小说的文学史定位

光焰与迷失：“80后”小说的价值与局限

重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短篇小说

“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

后记

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文学批评在当今中国文学领域的地位相对低，远不能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相比，这与中国当今大学文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和背后的教育理念有深层次的关系。大学文学教育以文学史、文学理论为主体，培养出大量的熟悉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人中很多又成为专家学者，进而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反过来又加强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在文学教育中的地位，也强化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教育，这可以说是“良性循环”，当然也可以说是“恶性循环”，因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强化必然会削弱文学批评，这不仅仅是格局和构成上的削弱，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的模式和精神上的削弱，文学批评的削弱实际上是文学判断力的削弱。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大学文学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课程来完成的。文学理论主要是培养学生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抽象观念和看法，培养学生文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知识和专业的层面上使学生掌握言说文学的话语方式，包括大量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方式，比如形象、结构、风格、典型、叙事、解构、文体等，它的作用是使中文专业的学生在谈论文学时不再是日常经验式的、日常情感式的，不再是生活层面的，而是“专业”的。文学史也不只是一种模式的，有的强调历史事实叙述，有的强调学术研究，还有的重视审美教育，但总体上，文学史主要以传授文学知识为主，主要介绍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特别是经典或者优秀的作家作品。介绍和叙述具有主观性，具有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看法，具有评价性，因而具有一定的批评性。但文学史中的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固有的，而是附属的，由此可见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本质和模式主要是知识型，而不是能力型，不是审美能力教育，也不是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感悟和体验以及写作能力，而是文学专业知识教育。

中国大学的文学审美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文学史当然要讲清楚为什么有些作品会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些作品会成为经典，文学史当然也要讲清楚经典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这种评价会从正面告诉学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优秀的及其原因，但文学史主要方向还是客观地叙述文学的发展史，即文学史知识。在这一意义上，当今中国大学中文专业培养的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都可以说是文学知识型的，他们可以不读文学作品，可以对文学的艺术性、审美价值毫无感觉，但却不影响他们成为合格的甚至优秀的毕业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者也是专业知识型的，而不是文学审美型的，他们同样可以不读文学作品，同样可以对文学的艺术性、审美价值毫无感觉，但却不妨碍他们成为合格的甚至优秀的学者。

当今中国大学的文学专业教育可以说是远离文学的，不仅远离文学创作，而且远离文学批评，不仅不能培养出作家，而且培养不出批评家。中国大学中文课程设置其实是沿袭清末“大学堂”以及民国大学体制，始终强调学术性，强调文学研究，而不强调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文学教育与创作和评论的脱节状况有所改善，有一些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一些知名作家也走进大学校园，还有一些“驻校作家”，但总体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大学教授研究文学问题（包括文学理论问题、文学史问题），研究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研究文学思想，研究文体、叙事、语言，研究具体的作家与作品，这具有合理性。但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在当今的中文专业本科的文学教育越来越趋向素质教育、普及教育的情况下，过分地强调学术性显然是和今天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背离的，中国不需要这么多研究文学的学术精英。与学术能力相比，学生的阅读能力、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文学素养、文化素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则更重要。大学中文专业不太可能培养出作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作家来说，生活阅历以及对生活的理解是比写作技巧更重要的东西，这是大学培养不了的，但这并不是说写作教育就不重要，既然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那么基本的文学艺术感受能力和领悟能力培养就是必需的。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大学文学教育中，学生只学了很多文学以外的东西，结果是对文学作品从艺术上缺乏基本的判断，虽然知道很多文学知识，掌握了丰富的理论，但却不能分辨文学作品的好坏，更说不出文学作品的好坏，这与当今大学文学教育中文学批评教育缺失有很大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加强文学批评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真正培养学生的文学能力和水平，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文学批评是重要的教育方式，大学只有真正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文学史并列起来，建立独立的文学批评学科，让学生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学会欣赏、感受、领悟并分析文学作品，才能够真正提高文学审美能力。

在当今中国文学社会分工体制中，文学创作主要归属于作家协会系统，而文学研究则主要归属于高等教育系统，一些科研院所，比如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院等也有专门的文学研究机构，它们和大学的文学研究在学术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差别仅在于高校学者的文学研究具有从属性，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文学教学，研究往往是教学的延伸或者说是深入，而对科研院所的学者来说，文学研究是专职工作，教学则是其兼职工作。所以，高校的文学研究学者职称都是“教授”一类，而科研院所的文学研究学者职称都是“研究员”一类。三种系统中都有学者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但着力点明显不一样。

作家协会系统的文学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为创作服务的，除了少数独立文学批评以外，大多数表现为“作品推介”，这种文学批评很难有“批”意义上的“评”。为什么中国当代缺乏真正的文学批评？分析一下各种文学批评写作的原因和动机以及整个文学批评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就会明白。这其实也是当代文学批评不能真正得到改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客气地说，这种文学批评不管对于文学理论建设，还是对于文学史编写，都没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的作用主要是功用性的，比如对图书发行有帮助，对作家协会体制的“工作”绩效有用；它可以作为汇报工作的材料，也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科研”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编写和现代文学史编写很不一样，当初王瑶、唐弢、刘绶松等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可以说非常尊重现代文学批评，当初很多关于思潮、流派以及作家和作品的分析与结论、定位与定性等都被直接借鉴或者接受，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充分建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而当代文学史家基本上不看当代文学批评，他们不信任这些批评，基本上是重新判断，比如对于作品，他们基本上是“重读”，在“重读”的过程中重新批评，所以他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出版或者发表时评论界讨论很热闹且评价很高的作品并没有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相反，有些当时比较“沉默”的作品，反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被提到并且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看作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家观点的不同、看法的不同，但这并不能消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

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文学批评则主要是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以及其他文类研究的“副产品”。当然，大学和科研院所也有“报纸体”式的文学批评，也有“推介”式的批评家，他们快速跟踪当下文学创作，大量参与作家协会的文学批评活动，写的文章多是“短、平、快”，多发表在报纸和网络上。大学和科研院所文学批评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这些批评家不跟踪文学创作的热点问题，批评不是从创作出发的，而是从学术研究出发的，不是要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不是要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和定位，而是从作品的批评中探讨理论问题或者文学史问题，批评的对象不一定是当下的作品，也不一定是热点作品或者经典作品。文章的写作方式也是很不一样，文章往往写得很慢，写得很长，不抢位，不抢先，不讲实效，多发表在纯学术刊物上；文章发表的周期很长，不会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批评”，指的就是这种批评，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多是在这里产生。这种批评具有非常好的品质，澄清历史事实，材料准确充分，结论建立在充分的材料基础上，注重审美判断，更重要的是，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以点带面，具有抽象意义，目的是为文学史书服务，或者是解决文学理论问题。他们当然会对作家和作品进行评判和定位，但这不是他们的本意；这些批评当然也会对作家和作品造成商业上的影响，但这同样不是他们的本意。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文学批评在当今中国缺乏主体性，它从属于创作，从属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这种“从属性”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落后状态，不仅落后于文学理论研究，还落后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很少得到人的信任和尊敬，不仅作家不信任和不尊重这些文学批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也不信任和不尊重这些文学批评。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落后的重要表现就是批评家缺乏充分的学术训练，包括文学理论的训练和中外文学史素养的训练。举一个例子，别林斯基曾写过《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两文，没想到这变成了一种文学批评的模式或套路，至今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还被广泛地效仿和简单地套用。我们可以看到，当今文学批评每年都有各种“××年长篇小说一瞥”“××年中篇小说一瞥”“××年短篇小说一瞥”“××年诗歌一瞥”“××年散文一瞥”之类的文章，有的用“一瞥”，还有的用“印象”“综论”“综述”“概观”“观察”等，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文章作为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别林斯基时代的俄国文学作品在数量上不是很多，别林斯基写《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这样的文章是合适的，但今天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和19世纪中期的俄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小说为例，目前中国每年在公开发行的正规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超过4000篇，这么多中篇小说如何“一瞥”？这种“一瞥”有意义吗？10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白烨先生每年主持编一本《文学蓝皮书》，根据这个报告的统计，中国文学长篇小说21世纪以来每年就超过了1000部，至2013年超过5000部，这么多长篇小说用一辈子都很难研究完，如何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一瞥”“印象”“综论”“综述”“概观”“观察”呢？作为文学批评，这种“一瞥”“印象”有价值吗？别林斯基的文章虽名为“一瞥”，其实篇幅很长，翻译成中文分别为59页和111页，不仅有现象描述和评论，更有理论探讨，所以是世界文学批评史的经典之作，而我们的“一瞥”“印象”多为短论，有的就发表在报纸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5000部长篇小说如何用两三千字来“综论”“概观”？每部长篇小说题目平均以6字计，加上书名号和标点符号，仅把名称全部写下来就有4.5万字，用两三千字概括那能力得有多强？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印象”等只是谈自己读过的感受，但感觉和印象多是片面的，不是“科学”的，因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5000部长篇小说，读多少可以写“印象记”？读100部可以写“印象记”，读10部可以写“印象记”，读1部也可以写“印象记”，但这种“印象记”又有什么概括性呢？且不讨论“概括”的准确性问题，单说数量，读100部小说已经是很多了，但它们怎么能够代表5000部小说呢？所以“一瞥”作为一种文学批评“体式”在今天完全不能成立。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可以说充斥着很多这种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文学批评。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很多还是“感觉批评”“印象批评”“读后感”式的批评，缺乏深刻的学理性，不能算作学术研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改变大学文学教育的方向和格局，把文学批评提高到和文学史、文学理论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具有根本性。当今中国大学文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学术型的，以知识教育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学文学课程设置就是以文学史为中心而展开的，体现为庞大的文学史知识体系；同时，理论学习贯穿于各种文学史。表面上，“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文学批评也属于“二级学科”，但它根本无法与各种文学史二级学科和文学理论二级学科相比。目前大学文学教育主要是理论训练及文学史知识学习，而缺乏实践训练，包括写作训练和批评实践训练。20世纪80年代，大学中文专业有很多选修课，其中尤以作家作品研究为多，诸如鲁迅研究、茅盾研究、老舍研究、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等，这些选修课特别重视作品解读、作品分析，具有文学批评的因素；而今天，这样的选修课也不多了，更多的是现象研究、问题研究，教学模式也与从前大有不同，不再是作品阅读和讲解，而是文学史梳理以及问题分析、现象归纳等。所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根源在于大学文学教育，不管是作家协会系统的文学批评家还是大学系统的文学批评家，他们绝大多数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等，但大学恰恰没有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文学批评训练，他们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但从事的却是文学批评工作，这是典型的“学非所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不重要，恰恰相反，优秀的文学批评都要以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和文学史知识为基础。我们都知道韦勒克、沃伦非常强调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不同的功能，但他们其实也非常强调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韦勒克、沃伦说：“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根植于具体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三者其实互为包含、互相促进，文学批评如果能够提供对作品有效的判断和解读以及分析，它会是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理论有力的证据，会促进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反过来，文学理论基础和文学史知识背景会加强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以及历史定位，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背后一定有强大的文学理论基础和文学史知识基础。应该说，当今中国大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但由于中国文学批评作为学科的不成熟以及吸纳能力不足，这些资源事实上被浪费了，殊为可惜。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不尽如人意，当然与文学教育有深层次的关系，但同时也与文学批评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文学批评家阅读作品不够多、视野不开阔、出手太快、发言过于随意等，这些方面学术界谈得比较多，这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再赘述。

高玉

2018年8月于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