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895593
《菩提达摩、慧可、僧璨禅法录》以中国禅宗初创期的祖师禅法思想为研究对象，分为三部分：部分“正编”，是对菩提达摩、慧可、僧璨禅法语录的校刊，收录了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慧可与向居士的信、僧璨的《信心铭》。第二部分“附编一”，是达摩、慧可、僧璨相关传记资料的校刊，将中国佛教史书及碑铭中所在有影响的达摩、慧可、僧璨传记汇集载录，如《续高僧传》《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中的相关内容等。第三部分“附编二”，是关于达摩、慧可、僧璨生平事迹与禅法思想的研究论文，包括《达摩的思想》《二祖慧可邺城行迹考》《三祖僧璨生平事迹及其禅法思想》等，是作者zui xin学术研究的成果体现。本书全面地反映了初创期的禅宗思想。
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在佛教八大宗派当中，禅宗可谓是中国特色的宗派。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极占篇幅的，它对中国佛教影响非常深刻。它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改变了佛教趋向开悟方法的一般见地，甚至可以说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生命与灵魂。中国禅宗把南朝宋代后期从印度来华传授禅法的菩提达摩尊奉为初祖，奉以后递代相传的五祖是：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其中在五祖弘忍门下除了惠能南宗外，还有曾盛极一时的以神秀为创始人的北宗一系。
对于早期中国禅宗的了解，在敦煌文献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只能凭借《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一些有限的史料得到零星的了解。20世纪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大量早期禅宗文献，诸如《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及《菩提达摩四行论》等，丰富了我们对早期中国禅宗的了解。在发现敦煌禅籍后的六七十年里，国内外学者相继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本书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对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三祖僧璨的禅法录与传记资料作了校刊与研究。
全书分为三部分：部分“正编”，主要是对菩提达摩、慧可、僧璨禅法语录的校刊。
关于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我们以往所熟知的有唐道宣《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上所引述的那段简短文字，以及宋代道原所编的《景德传灯录》卷三十所收录的前有“弟子昙琳序”的《菩提达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以及唐净觉《楞伽师资记》中所载《二入四行论》等。以上这几种可以称为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的略本。随着敦煌禅宗文献的出土，对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的资料有了新的发现。目前现存所能知道的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版本有多种，但在现存《二入四行论》的各种版本中，以敦煌本北宿99和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明天顺八年（1464）刊印的《二入四行论》（简称天顺本）的内容为完整，也有使用价值。敦煌本和天顺本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可称为广本，内容完整，记述了达摩及其弟子、追随者的思想和实践，所述禅法十分丰富，超出了达摩本人在世时所传授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天顺本《二入四行论》早由日本驹泽大学学者椎名宏雄教授发现并作研究和校刊，以《天顺本菩提达摩四行论》为题撰写论文并附上他的校录本，刊载于1996年《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第54号。本编对达摩《二入四行论》的校刊即是以此作为底本，主要参以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之篇《达摩大师二入四行论及略序等》、驹泽大学程正教授所翻译的椎名宏雄教授的两篇论文及篇译文中所附简体《天顺本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大正藏》第51册所载宋代道原所编《景德传灯录》卷三十收录的《菩提达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以及《大正藏》第85册所载《楞伽师资记·菩提达摩传》中《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台湾影印《卍新续藏》第63册所载《菩提达摩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进行校刊。
相较于初祖菩提达摩，记载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璨禅法的资料非常少。二祖慧可的禅法我们只能通过《续高僧传·慧可传》中所载其与向居士信件往来谈论禅法来了解了。除此之外，也只是零散地记述于他的传记中，因此在本编有摘录他与向居士书信往来的部分供读者参考。
三祖僧璨是一个“不出文记”的人，然而在《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载有《三祖璨大师信心铭》。唐乾符五年（878）有题名为《唐三祖信心铭》的石刻流传于世。近年来随着敦煌禅宗文献的陆续发掘，敦煌本《信心铭》逐渐被日本学者研究并加以整理。在铃木大拙《禅思想研究第二》中介绍了敦煌出土的《信心铭》，它们分别是P2104、S4037、S5692，但这三种版本的《信心铭》都不全。另外，敦煌本的《信心铭》还有P4638本，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中载有将敦煌P4638本《隋朝三祖信心铭》与《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三祖璨大师信心铭》对照的部分内容。本编是依《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三祖璨大师信心铭》，参照田中良昭的研究成果，对《信心铭》加以校刊。对于《信心铭》，日本学者关口真大认为其是唐代8世纪后期有人托僧璨大师之名所作，因此属于后人伪作。但这并不影响后人对《信心铭》的重视，后代常被禅僧引用。其意义深奥，语言优美，历来被认为是禅宗的要典。
本书的第二部分“附编一”，主要是对达摩、慧可、僧璨相关传记资料的校刊。
本编将中国佛教史书及碑铭中所载几种有影响的初祖菩提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的传记汇集载录，然后加以校刊。与他们相关的传记资料皆以唐道宣《续高僧传》、净觉《楞伽师资记》、杜朏《传法宝纪》、刘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所载神会《师资血脉传》以及《历代法宝记》、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为主。除了这些资料之外，有碑文的皆另行列出。
所使用到的史料《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神会《师资血脉传》、《历代法宝记》、《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宋高僧传》皆是中外学者对其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菩提达摩的传记，杨曾文教授在《菩提达摩四行论》（少林书局，2006年）中已经校刊过。本书菩提达摩的传记是在杨教授校刊的基础上再作校订。
本书第三部分“附编二”，是关于达摩、慧可、僧璨生平事迹与禅法思想的研究论文。
本编主要有四篇论文。篇《达摩〈二入四行论〉的思想》，是利用相关史料及敦煌文献以及天顺本《达摩二入四行论》等资料对达摩的生平事迹、弟子、著作、禅法思想、禅法特点及影响等五个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
第二篇《〈宝林传〉中二祖慧可传记研究》与第三篇《二祖慧可邺城行迹考》，主要是对二祖慧可传记及生平事迹的研究。对于二祖慧可，在众多记载其生平传记的资料当中，唯《宝林传》的记载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人们对《宝林传》的评论不一。中日学者对其价值和意义作了充分的评论，其中有其错谬的地方，也有其有价值的地方。拙文通过对《宝林传》中二祖慧可的校刊研究认为，《宝林传》中的《慧可传》与《续高僧传》《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中所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二祖慧可门下旁出的法系及支派在《宝林传》中的记载不仅可靠而且是所有史料中全的。为此本编有《〈宝林传〉中二祖慧可传记研究》一文来论述这个问题。另外，本编第三篇《二祖慧可邺城行迹考》一文，专门考证二祖慧可在邺城的一些活动行迹，以补充和完善慧可的生平事迹。
第四篇《三祖僧璨生平事迹及禅法思想》对于史料记载少的三祖僧璨，通过各种对其着笔不多的史料记载及中日学者的研究，对三祖之争及僧璨的生平事迹、禅法思想等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论述。
2006年，我与杨曾文教授合作编著过《菩提达摩四行论》一书，由少林书局出版，但这本书只在内部出版流通。随着各佛学院及研究学者对这本书的使用率不断提升，同时，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方便，所以在以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重新校刊、修缮、补充而有了这本书的问世。
这本书的完成要感谢杨教授多年来的教导提携，有老师的指引与教导才使我顺利地完成这本书。
法缘
2018年3月9日于厦门闽南佛学院
本编将中国佛教史书及碑铭中所载几种有影响的初祖菩提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的传记汇集载录，然后加以校刊。皆以唐道宣《续高僧传》、净觉《楞伽师资记》、杜朏《传法宝纪》、刘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所载神会《师资血脉传》、《历代法宝记》，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为主。除了这些资料之外，如果有碑文的将另行列出。
每篇传记所据版本以一种为主，加以分段、标点，后边用括号（）注明出处；正文中括号【】内的字是原书的夹注；凡对个别字句有修正者，皆在“校记”中加以说明；如将异体字改为规范字及改正明显的错别字，不再出注。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本编所使用的主要资料：
1唐·道宣《续高僧传》
或称《唐高僧传》，三十卷，道宣（596～667）所撰，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之后所编撰的僧传体史书，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等十科。初稿是从南朝梁代初叶开始，到唐贞观十九年（645）止，后陆续又有增补，达四十卷，共有正传498人，附见229人。本传在取材、地域上都相当广泛，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2唐·净觉《楞伽师资记》
《楞伽师资记》是对《楞伽经》的译者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和提倡以《楞伽经》心性思想指导坐禅修行的菩提达摩及其后继弟子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等人的简历和禅法的集录。因此，此书的内容不仅为传记，更包含许多禅宗思想，为初期禅宗史研究之基础资料。此书久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日学者从敦煌文献中陆续发现它的多种残本，经过多人的研究，逐渐拼凑成一个基本完整的本子。
目前主要有以下校本：（1）金久经据敦煌文献S2054、S4272、P3436所校刊的《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1831年由北京待曙堂出版，收入他的《姜园丛书》之内；（2）日本矢吹庆辉据敦煌文献S2054，参金久经校本重加校刊，载于《大正藏》第85册之中；（3）篠原寿雄《楞伽师资记校注》，载于1954年出版的《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简称“篠原寿雄本”；（4）柳田圣山利用以往成果并参照P4564抄本，重校《楞伽师资记》，收入他编撰的《初期的禅史Ⅰ》之中，1971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以下简称柳田本）。
3唐·杜朏《传法宝纪》
《传法宝纪》一卷，杜朏撰。为中国初期禅宗史传之一，所记述的人物，依次为菩提达摩、惠可（即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神秀。其所撰的时间当于开元四年（716）至开元二十年（732）之间，流传不久就在社会上湮没无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从敦煌文献中被发现。
现主要有以下校本：（1）日本矢吹庆辉据敦煌文献P2634本校，内容仅存序和《达摩》章的一部分，1932年被收编于《大正藏》第85册之中；（2）神田喜一郎据P3559写本校，内容完整，1943年收在白石虎月编的《续禅宗编年史》的附录中发表；（3）柳田圣山据P3559本重校，收入1967年由法藏馆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后的《资料的校注》之中，1971年对全文重新校订注释并译成日文，收在由筑摩书房出版的《初期的禅史Ⅰ》之中（以下简称柳田本）；（4）杨曾文校本是以柳田校本为底本，用敦煌文书P2634、P3559重新校订，收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及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之中。
4唐·神会《师资血脉传》
六祖惠能弟子神会（684～758）于开元二十年（732）在滑台大云寺与北宗僧人崇远进行辩论，说是要“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批评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独孤沛所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及刘澄所集《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皆记述了这次辩论。《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后面记载：“远法师问曰：‘禅师口称达摩宗旨，未审禅门有相传付嘱，以为是说？’答曰：‘从上以来，具有相传付嘱。’又问曰：‘复经今几代？’答曰：‘经今六代。请为说六代大德是谁，并叙传授所由。’”此后记述禅宗所奉六代祖师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的传记。独孤沛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序中记述编撰此论的缘由，其中说：“后有《师资血脉传》一卷，亦在世流行。”可以认为，前述六代祖师传记就是所谓《师资血脉传》，作者应是神会。
神会《师资血脉传》载于唐刘澄所集《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而此又收录于杨曾文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中。《神会和尚禅话录》是目前学界常用的校录本。
唐刘澄所集《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也见载于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合作校订的《敦煌出土菏泽神会禅师语录》（《铃木大拙全集》第三卷，岩波书店，1968年），以及1968年台湾胡适纪念馆重新刊行出版的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中。
5《历代法宝记》
又作《师资众脉传》《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上乘顿悟法门》，一卷，唐佚名撰。但从全书的内容和后面所附门人儒者孙寰所写的《大唐保唐寺和上传顿悟大乘禅门门人写真赞文并序》来推测，此书当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成都保唐寺无住和尚（714～774）圆寂不久，由其门人所编撰，宣传以保唐寺为中心的禅系为正统的禅宗史书。
《历代法宝记》在敦煌文献中有首尾完整的写本共有13种，分别是：S516、S1611、S1776V、S5916、S11014、P2125、P3717、P3727V、日本石井光雄旧藏本（目前下落不明）、俄藏261（m，1514）、德国柏林藏Ch3934r、津艺103V、津艺304V。日本《大正藏》第51册所收的此本是以S516写本为底本，用P2125写本校对的本子。此后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岩波书店，1930年）和《鸣沙余韵解说》（岩波书店，1933年）分别收有此写本的影印本及介绍文章。1935年朝鲜学者金久经又据《大正藏》第51册所收本并参照S516、P2125两种写本加以校订，收在沈阳出版的《姜园丛书》和《禅宗全书》册之中（以下简称金九本）。柳田圣山以错漏较少的P2125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重加校订，并译为日文，编为《禅的语录3：初期的禅史Ⅱ——历代法宝记》出版（1976年筑摩书房初版，1984年有第三次印本，下简称柳田校本）。
大陆学者荣新江也有校定《历代法宝记》，收载于《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刊登在《周绍良先生欣开九帙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2年)中。
2002年荣新江对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旧藏《历代法宝记》“略出本”作了校录，题名为《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见载于《戒幢佛学》第2卷（岳麓书社，2002年）。
6南唐·静、筠二禅德《祖堂集》
《祖堂集》是现存早的禅宗史书，全书二十卷，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由泉州招庆寺的静、筠二位禅僧编撰。内容上继承编于唐贞元十七年（801）的史书《宝林传》的祖统世系，从过去七佛，至禅宗所奉初祖大迦叶……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第三十二祖弘忍，第三十三祖惠能，以及从惠能弟子青原行思至第八代属于雪峰义存法系的禅师，从惠能另一弟子南岳怀让至第七代属于临济义玄法系的禅师或居士246人的传记。
《祖堂集》在中国久佚，1912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等人对韩国南部庆尚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所藏高丽版《大藏经》版本进行调查时，始自其藏外版中发现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开雕的《祖堂集》二十卷的完整版本。二战后，日本花园大学复印《祖堂集》的普及本。1972年，柳田圣山又在日本出版该书之影印本。台湾《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1994年12月编撰的《佛光大藏经·禅藏·史传部》中，也有收载根据花园大学图书馆藏高丽覆刻本影印的校刊版《祖堂集》。近年中国出版的校刊本有：吴福祥、顾之川点校本（岳麓书社，1996年），张华点校的简体字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7宋·道原《景德传灯录》
《景德传灯录》原称《佛祖同参集》，法眼宗禅僧道原编撰。“景德”取自宋真宗的年号，一般以景德元年（1004）作为《景德传灯录》的编撰年代，然而实际以后又有修补。道原按照禅宗派系编录传法语句，从过去七佛、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菩提达摩为西土二十八祖兼东土初祖）、曹溪慧能（即惠能）下一世南岳与青原、青原下十一世（法眼文益下三世），共五十二世1701人，上奉朝廷。真宗诏翰林学士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等人加以刊定，勒成三十卷，大中祥符四年（1011）诏编入藏。
本书问世以来，在宋、元、明各代流传颇广，在佛教内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引出了禅宗一系列的灯录著述，如《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等，为禅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为宋代及以后有关学术思想史的撰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式。
《景德传灯录》明本《大正藏》收载于第51册，1945年刊《普慧藏》本、《中华大藏经》、《佛光大藏经·禅藏》中也有收载。
8宋·赞宁《宋高僧传》
《宋高僧传》又称《大宋高僧传》，凡三十卷，宋代赞宁（919～1002）撰。本书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编纂，继唐代道宣《续高僧传》之后，集录由唐太宗贞观年（627～649）中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止，凡三百余年间之高僧传记。因于左街天寿寺编修完成，故又称天寿史。原书之序谓正传533人，附见130人。实则正传531人，附见125人。内容依准《梁高僧传》之体例分为十科，即译经32人（附见12人），卷一至卷三，共三卷；义解72人（附见22人），卷四至卷七，共四卷；习禅103人（附见29人），卷八至卷十三，共六卷；明律58人（附见10人），卷十四至卷十六，共三卷；护法18人（附见1人），卷十七，一卷；感通89人（附见23人），卷十八至卷二十二，共五卷；遗身22人（附见2人），卷二十三，一卷；读诵42人（附见8人），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共两卷；兴福50人（附见6人），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共三卷；杂科45人（附见12人），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共两卷。其中，习禅篇所占篇幅和所收录僧数皆占全书的五分之一，禅宗历代祖师，除云门宗创立者云门文偃外，于禅宗各派重要人物皆有专传，为研究唐、宋禅宗之重要资料。
本书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重要僧传，自宋之后，几乎各种重要的藏经都予以刊载，金陵刻经处也有单刻本，称《高僧传三集》（以下简称金陵刻经处本），《禅宗全书》第29册有收载；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了由范祥雍点校的铅印本，1997年10月又进行了第四次再版。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