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1110802
以引人入胜的访谈形式，将汉学各领域的重要观点浓缩，充满学养和智慧的光芒。
通过一些经典话题，粗线条地勾勒了世界著名汉学家的学术人生及其背后故事，有趣、有观点。
《文明互鉴——世界著名汉学家访谈录》一书是在对《国际汉学》的《汉学访谈录》专栏文章整理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著作。它共汇集了《国际汉学》上刊发的对海外汉学家的31篇访谈，主要辑录了欧洲本土汉学家的访谈及亚洲、北美洲、大洋洲汉学家的访谈。海外汉学家的访谈录是了解他们学术人生的捷径，访谈者以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文字中记录了汉学家的人生。虽然只是朴素的速写，但通过与被访者的近距离的访谈，我们得以跨越时空地了解国际知名汉学家的学术人生背后的故事，十分富有启发性和可读性。
法国近代中国研究的巨擘——巴斯蒂院士访谈录 8
马骥 8
何碧玉教授访谈录 21
唐利群 21
中国古代文学在法国——法国彼埃•卡赛教授访谈录 27
刘婷 27
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法国著名汉学家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研究员专访 37
阮洁卿 37
超越传统的看法———德国汉学家郎宓榭访谈录 44
罗莹 44
“他者文化”与“我者文化”的“黑塞式”融合——访国际黑塞协会会长卡尔•约瑟夫•库施尔教授 55
庞娜娜 55
德国红学今昔谈——与顾彬谈《红楼梦》的德译及其在德国的接受 64
姚军玲 64
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访谈录 70
张西平 70
见微知著，以情鉴史——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的汉学研究之路 76
李婧敬 76
与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的对话 84
张振辉 84
“漫步在古典中华与当代中国之间”——波兰汉学家、中波文化交流的使者马丁访谈录 94
李怡楠 94
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访谈录 105
柳若梅 105
打破边界的人文研究——白若思先生访谈录 119
张诗洋 119
傅熊访谈录 129
李雪涛 129
高奕睿及其敦煌汉文写本研究——剑桥大学汉学家高奕睿教授访谈录 151
董永强 151
捷克汉学家、藏学家高马士访谈录 160
李梅 160
中国情铸五十秋——汉学家高利克访谈录 170
杨治宜 170
“航行在中保文化的两岸”——《红楼梦》保加利亚文版译者韩裴访谈录 182
林温霜 182
前 言
《文明互鉴———世界著名汉学家访谈录》的根底在《国际汉学》的《汉学访谈录》专栏,自创刊以来,每有知名汉学家来访,先是《国际汉学》编辑部亲自做访谈,后有在各国访学或治汉学的学人踊跃赐稿,这个专栏在 20 余年的时间里刊登了近 50 位国际知名汉学家的访谈。北京外国语大学是随着新中国的外交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而日益精彩的世界知名学府,《国际汉学》亦是在国际范围内研究中国学术,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因其独特的学术研究方向蜚声海内外学界。为了集中展示西方汉学研究动态和前沿成果,《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教授建议,精选部分访谈汇集成书。钱锺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意思说如果你吃了鸡蛋觉得好,不必一定要去找那个生蛋的母鸡。 钱先生道出了学者们的真实想法,学者们默默耕耘,希望被人解读的是他们的著作和研究。 然而,对于身在中国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学人,仅拜读甚至研读海外汉学名家的著作,却不能做到知其所以然:海外汉学家在异域如何研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又如何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结出与国内学者迥异的果实? 他们如何看待并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 诸如此类的疑问,若非熟悉海外汉学家其人,仅从著作中恐难获得答案。海外汉学家的访谈录是了解他们学术人生的捷径,仿佛置身于飘着咖啡或茶香的书房,听知名汉学家娓娓道来自己的心路历程,那样生动地撩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绪。 漫谈间重温了数十年的光阴,其间甘苦只在笑谈间轻轻滑过,访谈者以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文字中记录了汉学家的人生。 虽然只是朴素的速写,但通过与被访者的近距离的访谈,我们得以跨越时空地了解国际知名汉学家的学术人生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访谈因其生命力而得以留存,被我们珍视。从这些访谈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的奇缘。 法国巴斯蒂院士发现中国是经由母亲的中国学生———胡鸿烈,后来转做教育、创办了香港家私立大学的树仁大学创办者与其夫人钟荣期 1948 年至 1952 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1952 年毕业那年的中国春节邀请巴斯蒂全家做客时,为其讲解汉字和中国文化,让巴斯蒂院士为之着迷,竟成为了她毕生追寻的事业。 德国郎宓榭教授学习汉语是因为汉语离西方语言文化很遥远,加之其他偶然因素而选择了相对冷门的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 这一时期选择汉语这种小众的语言,并没有为日后职业生涯或其他功利的目的考虑,纯粹出于自己的兴趣而走上了汉学道路。 地域上离中国更近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也未见更好。 日本军国主义盛行、举国疯狂的年代,沟口雄三、村山吉廣选择从事中国研究,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也是对日本追随欧美教育以及那个时代的叛逆。 沟口雄三描述他被良知唤醒后,人生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原点:“我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 但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想说自己对侵华战争也有责任,所以就站在谢罪的立场上进行中国研究。 我尤其反对在研究里包络上政治动机等目的。 我只是把它看作生活方式上的自觉性,并称之为‘原点’”。 日本学人在二战后对战争的反思,体现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的学术兴趣以及研究问题从欧美转移到了东方。 韩国有长达 35 年日本殖民历史,当时日语同欧美语言一样受到重视,学习汉语是因为与中国台湾的往来需要。与他们相比,为特殊的是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他在中国哈尔滨出生并在中国接受了完整的小、初、高等教育,直到 1951 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才回到波兰工作。因家庭影响而对汉学感兴趣的著名汉学家不在少数。 司马懿的父母都曾在 SOA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专业学习,父亲司马麟是英国杜伦大学担任汉学教授,对晚清中国哲学有深入研究。 司马懿 19 岁就来到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汉语,说非常流利地道的汉语,曾在中国各地游历。 回到英国后,她在剑桥大学接受了中文文史哲的系统学术训练,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读了硕士,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在耶鲁大学任职的司马懿教授是中青年一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 俄罗斯出生的白若思则是另一种典型,在俄罗斯、美国接受学术训练,毕业后在中国的大学工作。 曾几何时,一些欧美汉学家难以来中国只能去台湾地区学汉语,现在,来中国留学交流都更加容易,国内大学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青年汉学家来此研修和工作。除了这些颇具戏剧性的人生,他们在汉学研究方面,因其根植的学术土壤的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即使使用了同样的中文文献,往往也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然而,汉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通过东方中国或者海外汉学这个“他者”,海外汉学家们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国学者亦对海外同行的汉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汉学”这个独特的领域里,东西方文化在差异中求理解,在交流中互鉴,互鉴而后进行创新。
李福清院士分享他的治学心得时谈道:“我认为中国文论研究进行得有意趣的地方是俄罗斯,我们用俄罗斯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及其理论进行诠释,令中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生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光芒。 比如我们运用巴赫金的对话学说,以自身的俄罗斯文学修养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对话,这无疑会使其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另外,在俄罗斯,用符号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及其理论也是一个独到的角度。 1990 年中国学者刘守华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就我的书发表过一篇评论,就谈到了我运用巴赫金、普罗普、梅列金斯基等人的俄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问题。”李福清院士的汉学研究方法与日本学者、美国学者或者其他西方学者又有不同,日本川原秀城教授在京都大学求学时就文理兼修,治学理念上也坚持文理兼跨的跨学科的方法,“也是我经常说的,我认为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近代以前尤其明显。 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 在《西学凡》 中称,理学即哲学,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科学上的变化、变迁可以说和思想上的变化、变迁是并行甚至是合一的,如此,科学研究的结论完全有可能运用于思想研究上,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另一方面,思想的变迁和发展是很难把握的,和思想相比较而言,科学的发展则非常清晰。 如此一来,对于科学发展的分析能够为思想研究提供极好的思路,所以我是将研究思想史或者哲学史作为终目的进行科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意在将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应用在思想史研究中。 换句话说,我认为科学史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前提。 虽然在研究中没有直接谈及这一点,但是这可以说是统领我研究的重要的方针”。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郎宓榭教授用颇具德国学术特点的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明清的思想史,也有独特的发现。
海内外对汉学的研究,既有各国学术传统的差异,也有个人治学方法和理念的不同,但也异中有同:都重视原始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无论是档案文献调查还是田野调查从民间收集资料,扎实的学术研究都必须要基于一手全面的资料基础上展开,这是中外学者都极为重视的共同的治学路径。 访谈录中海外汉学家们都肯定了在海内外汉学研究文献资源方面的合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著名学者们既是合作受益者,也是积极促成跨国合作的推动者。
此外,本身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属性的海外汉学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也愈加明显。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了突破东京大学校内学科之间的界限,就颇为费心费力,“不能把各个领域的人综合起来,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打破专业的障碍联合起来,本来这只是一个手段,但联合本身就很困难,所以就变成了目的”。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较为典型的是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白若思在俄罗斯接受汉学训练时,历史和文学专业有明确的界限,“到美国后发现,文学研究者常常会参照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是美国的研究特点”。 艾尔曼教授原本对中国哲学感兴趣,但他的研究兼跨科技史、社会史等领域,司马懿教授从中国文学到中国神学,在历史、哲学与神学多领域间自如地穿梭游走。 汉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切换视角和方法后的跨学科研究拓宽了探索方式,深化了认识,从而有利于学术创新,对这一点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都趋向一致。
对于汉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黑塞的感慨颇有代表性:“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尚有一些人将全球化狭隘地理解为经济的全球化。 他们大力宣扬促进经济与旅游业发展的全球化,却竭力回避东西方之间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对话。 东西方之间真正思想上的交流几乎没有发生,或者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中西之间由于文化和国情的巨大差异,导致中西交流中经常发生误读、误解,中西之间思想层面的交流仍不尽如人意。
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都在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做贡献,他们需要向国人阐释中国文化、帮助国人跨越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这既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使命。 翻译中国典籍和当代作品,是海外汉学家除研究之外的重要工作。 目前,被翻译到海外的中国典籍和当代作品的总数量相对较少。崔溶澈认为“为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翻译和研究总是集中在几部著名的小说上,重复的现象比较多,同一部作品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本和研究著作。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韩国的很多翻译者并非学者,而是作家,他们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 在此情况下,他们更乐意翻译较为知名的中国古代小说,因为翻译过程中可以参考日文的翻译本。 其二,翻译中国古代小说的成果终是由出版社出版的译本,而商业效益一直是出版社考虑的首要问题。 因此,许多出版社只愿意出版如“四大奇书”、《红楼梦》这样的名著,其他知名度较低的中国古代小说就算被翻译出来,也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将其出版。对此,我认为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让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 首先选拔一批具备很强学术实力的学者,要求他们每人承担一部分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工作,并有计划地进行。 待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再由政府和出版社出资,将这些成果作为文化项目进行出版。 如此,便可以扩大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范围”。法国何碧玉教授、保加利亚韩裴教授在访谈中也不谋而合地表达了同样的心愿。 然而,美好愿景与海外汉学家们面临的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构成了矛盾:海外学习汉语的学生们出于功利性目的,对于当代汉语和当代中国更感兴趣,而对语言能力要求更高的需要阅读中国典籍相关的研究领域,在人才培养以及市场需求对接方面,却面临着时代危机。 在新时代,史景迁之问: “我试图弄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更多的相似还是更多的不同。 ‘谁向中国学习,什么时候?’再次成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在与海外汉学家的跨时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强烈的探索精神,耕耘学术世界让他们保持着青春和激情,同时他们又像夸父般执着,数十年面临的各种困难和考验与他们挚爱的事业相比,那么渺小。 与日益繁荣的中外贸易和旅游业相比,这些站在职业生涯之巅的海外学者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文化交流的未来仍有疑虑:如何让我们的世界因文化交流而更美好?
本书汇集了《国际汉学》上刊发的对海外汉学家的 33 篇访谈,上册主要辑录欧洲本土汉学家的访谈,下册辑录亚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及英国学者的访谈。 特别要感谢访谈者们与我们分享的精神交流的果实。 在编辑过程中,《国际汉学》编辑部的同仁边秀玲、库晓慧、王晓丹给予了大力支持,赵琬协助调整了格式。 主编张西平教授、副主编任大援教授、执行主编张朝意教授对本书的支持与帮助,保障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杨慧玲
何碧玉教授访谈录
唐利群
访谈按语：2008年1月，笔者采访了应邀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演讲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由于何教授停留的时间较短，笔者后来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何教授取得了沟通。以下访谈录据此整理而成。
编辑按语：何碧玉教授供职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翻译研究等领域开展研究。何碧玉教授夫妇共同将《兄弟》、《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七天》等余华名作译成法语，还译有沈从文、巴金、池莉、张爱玲、毕飞宇、莫言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翻译了部分京派和海派小说及部分散文体裁作品。
唐利群（以下简称“唐”）：您的汉语名字很美，也很中国，请问有什么来历吗？
何碧玉（以下简称“何”）：这个名字是一个中国朋友给我取的。我的法国姓Rabut的个音节Ra变成“何”，第二个音节bu变成“碧玉”，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唐：您是怎样对中国发生兴趣，并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您的研究对象的呢？
何：我跟中国的关系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味。我的祖父是法国海军陆战队（当时叫infanterie coloniale，也就是殖民部队）的军官，他在越南服役了一段时间，我父亲的一部分童年是在越南度过的（1930年代初），这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祖父本来要离开越南去中国（天津）任职，但因为生病去世没有成行。所以我后来来中国好像是为了完成某种心愿似的，或者可以说与中国有缘。
我来北京是在1980年，当时我刚刚获得了索邦（Sorbonne）大学的古希腊文学博士学位（我是法国高等师范大学毕业的，原来的专业是古典文学），也获得了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汉语文凭。当时我通过中国驻法大使馆找到了在中国的大学教法语的工作，一开始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老师，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秋天）我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你们的大学，我在这里给法语系学生上法国语言和文学课，还有文学评论课和拉丁文课，在中国工作六年才回国。
我以前在美国学过一年汉语，然后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读了两年，拿到文凭，到中国以后汉语就基本上是自学了。刚开始我无意换专业，可是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虽然我以前学过古典文学，但我更喜欢现代世界，所以决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唐：在法国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很少吧？
何：只有五六个人。我是指能够当导师带学生的。
唐：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法国的历史和现状。
何：先是一些在华的法国和比利时传教士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现代文学进行了研究（你们研究中心的《国际汉学》杂志已经发表了我和我丈夫安必诺（Angel Pino）写的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文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法国汉学家极少，他们又缺乏资料，所以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部分的法国汉学家是“毛派”，他们的研究集中在鲁迅和一些左派作家身上。现当代文学研究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活跃起来，可是翻译工作比研究工作要多一些。这个时候法国学者转向关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现象，主要对现当代文学的两个方面感兴趣，一个是乡土文学，还有一个是新文学的现代主义倾向。
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学者对寻根文学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们具有比较鲜明的中国乡土特色和民族特征吗？这里面有没有东方主义的问题？
何：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在中国兴起，是一个很突出的、影响很大的潮流，我想应该是汉学家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所以介绍到法国。与其说是东方主义，不如说是对地道的、多样化的中国文化现象的兴趣。
唐：您自己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沈从文，吸引您的是否也是沈从文作品里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的存在？
何：我觉得沈从文表现的不是乡土，他描写的是人，普遍意义上的人。在我看来，沈从文是一个对抽象的事物很有兴趣的人，上世纪40年代他写了很多抽象的东西，要是他的创作后来不是被打断的话，他会越来越抽象。另外，沈从文使我入迷的是他写了很多很残忍、野蛮的事物，然而其中却有某种很温柔的东西。这个特别能打动我。在人生里，在人性里同时有的恶与的善，沈从文的作品就能帮我们理解与接受这一切。
唐：所以说研究者的选择背后有很多具体的、复杂的原因，并不是东方主义的一个概念可以涵盖的。那么您的博士论文都论述了沈从文的哪些方面？
何：我主要论述了沈从文对人类的起源、对历史、对进步与退化辩证的看法。
我在后来的文章中进一步研究了他作为京派作家的美学观念及他怎样把文学创作看做控制现实和控制自己的工具。
唐：您这次来中国是应邀到北京大学等学校做讲座，我看了海报，有很多题目，像“中法互译问题”，“沈从文与寻根派”，“张爱玲：上海—香港，杂交与感伤”，“余华作品中的空间”，“朱天文与城市文学”……我觉得您的兴趣相当广泛，从翻译到研究，从沈从文、寻根派，到新感觉派、张爱玲；您初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后来又做到当代文学；近又开始了港台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促使您个人学术兴趣发展和转移的原因是什么？
何：我从现代文学转到当代文学的主要原因是1997年Actes Sud出版社聘请我做他们的中国文学丛书主持人。因为他们主要出版当代作家的作品，所以我开始读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说。至于台湾文学，我其实是受了我丈夫安必诺的影响，他对台湾作家的兴趣比我早多了。
唐：他也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何：是。他的主要研究论题是巴金。他在《巴金研究集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巴金在法国的接受》。现在正在写一本介绍巴金与法国传教士明兴礼（Jean Monsterleet）往来的书，还在编一个巴金译文目录。
唐：经常看见一些报道说，法国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翻译韩寒、卫慧、棉棉……这种翻译的兴趣是依据什么？是依据他们在中国作为某种热点吗？
何：我们住在一个媒体至上的社会里。一旦某作品在中国引起轰动或者变成热门，法国出版社就会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好像怕错过什么大事似的。近有一个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狼图腾》。他们认为这本书能够吸引读者的主要论据只不过是：这本书在中国卖了2000万册。当然，汉学家的标准肯定有所不同。
唐：前一段时间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提到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些是垃圾，在转述和报道中被夸大并引起了激烈的反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当代文学也不满意，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
何：我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当代文学还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对旧传统的挑战、颠覆的时期，因此不免有一些竞赛与夸张的现象。另外，中国社会变化太快（比如城市化的节奏非常快），作家可能还没有找到能够适当表现这个新环境的艺术概念和手段。还有文学市场化的影响；作者很难在这个环境中保持学者的态度。其实，我们面对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就是文学以前是一个比较精英的活动，只有极少数人被看做名副其实的作家，可是现在好像每个人都有资格当作家，只要他经历过一些事情并能把它们写出来。
唐：所以就难免粗制滥造，品格不高。您在您的一个报告中提到中国“当前的一些作品总是表现了极其丑陋的东西”，对此有所批评。其实文学是可以表现丑的，现代作家如鲁迅、闻一多、萧红、张爱玲、李金发……西方作家如卡夫卡、波德莱尔……都对人们不愿正视的现实和人性中的丑陋进行过揭露，但是到了像残雪、莫言的某些作品，以及当下文学中的所谓“污秽叙事”、“垃圾写作”之类……我个人觉得其中的某些审丑就不太容易让人接受了，您认为文学以什么方式，如何表现丑陋才是有效和卓越的？
何：一个文学作品当然不能不正视丑陋，要不它容易变成假的。可是无论现实多么可怕，人对美，对爱，对幸福的向往还是存在，一个不表现这个向往的作品也是假的。我之所以欣赏余华的小说，就是由于这个美与丑的紧张关系。
唐：我感觉您比较欣赏艺术性较高的、注重文学技巧的一类作家和作品，是吗？
何：还不仅仅是文学技巧的问题，文学作品也应该有力量，应该能强烈地表现人生的不同状态。我觉得上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品（像沈从文、萧乾、林徽因或者凌淑华的小说）能够接近这个美学理想，虽然它们表面上非常平静。
唐：海外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中国国内的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接受有“一边倒”的倾向，就是比较容易受美国汉学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欧洲汉学，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苏联汉学家的研究，以及日本汉学的存在，您觉得呢？
何：这个很明显。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地区，学术话语紧靠美国学者的话语。这当然与美国的地位有关，与华裔美国学者的作用也有关。此外，年轻的中国学者非常迷信理论，怕在理论方面显得落后，而美国就代表时髦的理论倾向。
唐：其实欧洲，包括法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批评方法、理论方面有很多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的地方，比方说，在听您的报告《法国传教士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时，我就觉得您对原始资料的重视与发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思考和结论，特别具有启发性。作为一名法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您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何：作为法国汉学家，我觉得法国学术传统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你提到的那个处理资料的严密方法。每个断言都得有证据，都得注明出处。
唐：您在海外做研究时，也会参考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吗？您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界存在什么应该注意和改进的地方？您对中国国内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议？
何：我觉得有些国内学者在注明出处时还不够具体和严密。也有人太重视理论，以至于理论反倒成了异化的力量。在我看来，理论就是一个工具，用着合适就用，不合适就放下。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现在一些年轻学者的文章很不好懂，其实连中国老一辈的学者也嫌看不明白。记得有一次我怎么也看不懂一位学者论文中的一句话，只好请教北大严家炎教授，严家炎教授把那个句子删了几个字，又添了几个字，给我看，结果我马上就懂了……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唐：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例子。学者做研究是为了沟通和交流，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的沟通和交流会越来越顺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采访人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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