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28126丛书名: 人文与社会译丛
布迪厄以结构主义视角，从关系着眼的思维方式，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对前资本主义社会风俗与民族学的实践行为进行批判性回顾，揭示了文化生活中的权力动力学和基本结构。
“现在，哪一个黑箱是你还没有开启的？你忘了哪些依旧操纵着你的因素？”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引领我们不断从陌生角度来审视社会世界，提高批判意识。
《实践感》是布迪厄的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绪论
卷一 理论理性批判
前言
章 客观化的客观化
第二章 主观主义的想像人类学
第三章 结构、习性、实践活动
第四章 信念与身体
第五章 实践逻辑
第六章 时间的作用
第七章 象征资本
第八章 支配方式
第九章 主观的客观性
卷二 实践逻辑
前言
章 土地与婚姻策略
第二章 亲属关系的社会用途
新近的理论
关系的功能与集团的基础
平常与非常
婚姻策略与社会再生产
第三章 类比的化身
生成公式
基本划分
门槛与过渡
被否认的违犯
图式转换与相同性
不确定性的用法
附录 住宅或颠倒的世界
中外文主要人名对照
参考文献目录
绪 论
在他看来，月亮和女人有什么特殊的相似之处呢？
她古老恒久，出现在地球世代交替之前，之后又继续存在；她是黑夜的主宰；她具有卫星的依存性；她的容貌永驻不变；她变化有恒，起落盈亏有时；她发出反射之光；她以不确定的回答应对不肯定的询问；她决定潮涨潮落；她令人生爱，让人伤心，给人以美，使人疯狂，诱人作恶和助人为虐；她神情安详，难以捉摸；她独来独往，凌驾一切，威风凛凛，熠熠生辉，令人敬而畏之；她预示着狂暴或憨厚；她的光芒、她的运行和她的出现，都让人心跳怦然；她的火山口、她的岩石海洋、她的沉默，都在发出警告；她显露时光彩夺目，隐没时令人向往。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在社会科学领域，认识的进步意味着对认识条件的认识所取得的进步；因此，这一进步需要人们不懈地回到原先的研究对象（在此是《实践理论概要》的，其次是《区隔》的研究对象），这些对象实际上都是一些机会，借以能使与对象的主客观关系更加完全地客观化。之所以有必要回过头来重建这种关系的各个阶段，是因为这项工作首先作用于其实施人，而有些作者又试图将其归入正在形成的著作，即乔伊斯所说的workinprogress，故它有可能抹去自身的踪迹。然而，在此我试图传递的主要内容不含任何个人成分，如果说让它脱离它来自其中、而且应该回到其中的实践，允许它作为非现时的和失效的东西存在，亦即作为理论
“命题”或认识论话语存在，那它就有可能丧失其自身的意义和有效性。
展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作在法国知识界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展示一种对智力活动的新的理解方式被整整一代人接受所借助的具体中介，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理解智力活动的新方式与让—保罗·萨特所代表的“完全的”、断然转向政治的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完全辩证的对立。这一典型对比大概会有助于激励当今许多有志于社会科学的人的抱负——调和常常是彼此脱离的理论意图和实践意图，科学志向和道德或政治志向——使他们以一种更为谦卑和更为负责的方式完成他们的研究任务，亦即一种远离纯科学和警示性预言的战斗职业。
在为独立而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对阿尔及利亚社会进行科学分析，这正是为了力求理解和阐明这场斗争的原委和实际目标，而这些目标虽具必要的战略一致性，但从社会关系角度看，它们各有所求，乃至互不相容；因此，该分析显然不是要引导斗争的进程，而是为了使可能出现的方向偏离变得可以预见，因而使偏离不那么容易。正因为如此，我不会因为有些著述显得幼稚而加以否定；在我看来，这些著述虽在当时实现了所追求的实践意图和科学意图的调和，但多半应当归因于写作时所处的感情氛围①；我更不会否定我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和《背井离乡》这两部研究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经验性著作的结论中所作的预测，更确切说是提醒，即使这些研究（尤其是《背井离乡》）后来被用来为它们力图防范的某些可能的方向偏离辩解。
在种族主义问题无时无刻不被当作生死问题提出来的背景下，像《种族与历史》这样一部作品所表明的不是一种反进化论的知识立场。如果说这一点不言自明，那么要传达看到像分析一种有其自身法则和存在理由的语言那样分析美洲印第安人神话时产生的智力和感情震动就不那么容易了。在研究过程中读到这部或那部北非礼俗实例汇编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汇编充斥于有关北非研究的书架和著作目录，实难计数，但实例的收录乱无章法，势必显得毫无意义。在法兰西学院研究班讨论会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些初看上去没有意义的叙事序列进行了分析和重组，表现出极大的细致和耐心，堪称某种科学人道主义的典范。我之所以大胆使用“科学人道主义”这一说法，而不管它显得多么可笑，是因为它相当确切地表达了我着手研究卡比利亚仪式时所怀有的那种对科学的元科学热忱。卡比利亚仪式这个课题初被我排除在外，因为今天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前殖民地的人，认为民族学是物种不变论本质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所关注的是仪式的某些实践方面，这些方面适合于助长种族主义表现。事实上，在酝酿写作《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一书时，我所能见到的几乎绝大多数部分或全部谈论仪式的著述，在我看来都难逃其责，至少从它们的客观意图和社会效应来看是如此，因为它们体现了一种招人非议的民族中心主义，后者仅根据一种含混的、完全适用于替殖民地秩序辩护的弗雷泽进化论，展示了一些注定被视为是无法证明的习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便改弦易辙，转向一些示范性著作。比如雅克·贝尔克的著作，其中《上阿特拉斯的社会结构》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尤为珍贵；还有他的一些非常出色的文章，比如《北非的部落是什么？》和《马格里布社会学一百二十五年》②，为我提供了许多出发点和极为宝贵的参照点；另有安德烈·努斯奇的著作，其中有关土地史的研究促使我在殖民地政治史，特别是在重要的土地法中寻找农村经济和社会——包括那些表面上受殖民化影响不直接的地区——所经历之变化的根源③；后还有埃米尔·德尔芒让和夏尔—安德烈·朱里安的著作，它们在一些不同的领域为我这个新手指出了方向。
初，为了“正名”，我将仪式排除在合法研究对象之外，并对所有给仪式以一席之地的著作抱有怀疑。自1958年起，倘若不是这同一个意图驱使我尽力使仪式摆脱虚假的原始主义关切，挑战种族主义者的蔑视，我决不可能从事仪式传统的研究。这种蔑视通过它强加给受害者的自愧意识，阻止他们认识和承认固有的传统。的确，在科学领域，一个问题或一种方法的形成可以被视为高度合法，但不管此现象多半在无意中产生的合法和鼓动效应有多大，都无法让人完全忘记在灾难性的战争环境里进行的风俗习惯调查之不当乃至荒谬，因为近我找出了几张照片，使我再次彻底明白这一点。照片拍的是一些盛放种子的石砌蛇饰瓮罐，是六十年代我在科洛地区作调查时拍摄的，虽没有用闪光灯，但质量不错，原因是接纳这些固定“家具”（因“石砌”之故）的房子的屋顶在居民被法国军队撵走时遭到了破坏。可见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认识论洞察力或专门的道德或政治警觉性，就能对如此明显“不当”的知识里比多（libido Sciendi）的深层决定因素作一番审问。这种不可避免的担忧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因为提供情况的当地人总是对这类审问感兴趣——只要该审问也成为他们的审问，亦即变成一种为重新获得“本来和其他”意义而作的努力。不管怎样，无疑是在纯民族志调查的“无动机”感驱使下，在阿尔及尔统计学院范围内，我与阿兰·达贝尔、让—保
罗·里韦、克洛德·塞贝尔以及一组阿尔及利亚学生一起作了两次调查。
这两次调查后来成了《阿尔及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和《背井离乡》这两部分析殖民地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著作的依据；许多更具民族志特色的文章也是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些文章中，我对作为前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基础的对待时间的态度进行了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永远地改变了他的学科的样貌，使得自从涂尔干及其弟子们去世之后坠入困厄和无人过问之境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皮埃尔·布迪厄对于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游戏、所有的社会领域都怀有永不知足的好奇心，他恨不能活上一千辈子，以理解这一切，掌握它们中隐藏的道理和内在原因。
——罗伊特·瓦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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