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青年学者共论国家治理

1.聚焦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回答“十四五”时期如何开好新局，尤其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问题。

本书内容涵盖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的数字治理、新时代的金融治理、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新时代的城市治理、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实践，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学理性概括提炼，帮助读者深化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为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事业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2.优秀青年学者献计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观点、新思考、新回答，助力新阶段新征程开新局

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创办了“新时代青年论坛”，青年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治、外交、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积极讨论，并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思考，引发热议。

3.本书是《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一书的精彩续篇

《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作者包括林毅夫、于鸿君、韩毓海、路风、王绍光、温铁军、强世功、潘维、陈平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聚焦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方略，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中国发展实践，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发表真知灼见，畅谈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是在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的七场“新时代青年论坛”的研讨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汇集了七场“新时代青年论坛”的研讨成果，是《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一书的精彩续篇。

4.王浦劬作序、韩毓海题跋，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学术讲政治”

本书由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王浦劬作序、副院长韩毓海题跋。“用学术讲政治”既是北大习研院的学术研究特色，也是本书的鲜明特点。

全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交流思想来解疑释惑，内容生动通俗，行文一气呵成，是一本深入了解我国国家治理、读懂“中国之治”的佳作。

本书汇集了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的七场“新时代青年论坛”的研讨成果，青年学者们围绕中国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各展所长、碰撞思想、共同献计，深入探讨“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践，如何深入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等重大问题，内容涵盖中长期发展规划、新时代的数字治理、金融治理、社会治理、区域与城市治理、共同富裕与中等收入群体、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如何以“中国之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十四五”时期开好新局等问题。

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五年规划：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安排　/ 001

尹　俊

新时代的数字治理　/ 041

陈　佳

新时代金融治理刍议　/ 079

吴　文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创新与发展　/ 121

彭莹莹

新时代的区域与城市治理　/ 157

韦　欣

共同富裕与中等收入群体　/ 195

刘蓝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 229

刘舒杨

跋：彩云长在有新天　/ 261

韩毓海　尹　俊

王浦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层面。

我们党两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宣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大意义，引发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的研究热潮。系统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相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需求，在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方面，尚需深化并达成共识。

有鉴于此，有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上，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实践中，研究和阐述中国语境下“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为我国的治理现代化事业提供学理支持。我国的国家治理基本理论包含多方面内容和问题，此处仅讨论三个元问题，即何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何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何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

在中文中，“治理”是个多义词，它至少包含着治国者的统治和管理、治国的结果和状态、治国之道以及对于特定事物和事务的处置等含义。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日常用语中，这些不同含义在不同语境下得到交叉广泛使用。

在国家治理意义上，“治理”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权建立以后的政治管理。从国家权力角度来讲，“治理”是国家主权确立以后，国家治权的运行和实施。从公民权利角度来讲，是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实现其权利的过程。

在国家功能意义上，所谓国家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与公民权利主体，围绕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维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互动行为、制度规则和思想文化。

就当前学界对于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三种分析范式，即国家中心主义分析范式、社会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和政党中心主义分析范式。

国家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发轫于比较政治研究，西方学者首先把德国和日本的治理方式标之以“国家中心主义”。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虽未产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却围绕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的得与失，形成了丰富的治道学说。因此，对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研究，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理论谱系。传统中国这种以统治者治国理政活动为对象的“治理”研究，也被西方学者简单类比为治理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

社会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在西方治理理论中经历了复杂的流变过程。词源考证表明，英文中的“治理”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中的“掌舵”一词，后又引申出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展开多方面研究，逐步发现，在治理公共事务中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为此，学者转向选择社会自我治理。20 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向社会放权和授权，实现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这种治理理论的根本倾向在于弱化甚至去除国家和政府权威，主张通过构建社会自治机制，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可见，西方学者的社会治理主张呈现强烈的“社会中心主义”取向。“以‘社会中心论’为视角对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聚焦的是政治系统的社会环境，着重于从政治系统的外部视角阐述社会条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

政党中心主义分析范式是学者近年来提出的国家治理分析范式。这种“将政党突出出来的‘政党中心主义’旨在弥补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在后发展国家比较研究中的缺陷，是除国家与社会之外的第三维视角”。这一范式从执政党的功能着眼，坚持认为“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主导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由此出发，认为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是政党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之后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新的国家治理模式。

这些研究范式大都选择治理中的特定侧面或者主体，设置它们为理论行程的逻辑起点和初始自变量，通过演绎推导论证，构建理论并且论证其范式的合理性，显示了学者各自研究的取舍视角和解释效用。

马克思主义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和辩证互动出发，深刻阐发国家本质属性、职能配置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科学把握国家治理功能及其本质规定。

（一）国家治理是国家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功能函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国家，都产生于社会，凌驾于社会，并且终回归社会。因此，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家治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范式。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阶级社会，对立阶级之间的对抗性，造成了社会的结构性分化、破碎甚至撕裂，而国家和国家治理恰恰是这种对抗的产物，如同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样：“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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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国情、传承中华文化、总结中国经验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生发于中国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聚焦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困境与难题，具有独特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略；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总书记强调：“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熟，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亮点，并在此过程中生发出独特的内涵、特征和逻辑。

一、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究其本质而言，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即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发展为工业文明，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例如，在现代化理论的开山之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指出，所谓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罗荣渠教授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可以说，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现代化所描述的也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由信息封闭转向信息传播、由独一保守转向多元开放、由习俗惯例转向制度规范、由专制转向民主、由人治转向法治、由蒙昧转向科学的发展趋势与发展进程。

因此，现代化过程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系统性。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现代化不是单一领域或单一因素的变革，而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勒纳将社会的现代性描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萨缪尔·亨廷顿也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同时，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之间往往相互影响，携手并进，单一领域的现代化目标难以实现。例如，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者罗斯托指出，工业化的推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催生出促进政府结构变革的社会力量。

第二，全球性。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伴随着工业革命，现代化早出现在欧洲，随后兴盛于美国，再扩展到东亚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化的影响已经遍布全球，现代化已成为一种潮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如亨廷顿所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现代化增加了全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现在的任何社会要么是现代社会，要么是正在成为现代社会过程中的社会”。

第三，复杂性。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首先，现代化意味着对于传统社会生活的彻底否定，不仅是形式上的否定，更是价值上的颠覆。如勒纳所言，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和传统习俗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化则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与哲学基础上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重新确立政治权力的内容与边界，重构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互动方式。即使传统社会的某些事物以某种形式保留在现代社会之中，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精神也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其次，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亚当·普沃斯基以东欧和拉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转型为例，指出在由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转型之路才能够成功。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需要从自身条件出发，审慎选择其现代化之路。波兹南斯基以俄罗斯、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转型为例，指出在经济转型中国家的过度缺位不仅没有充分激活市场，反而造成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与生产不足。 后，现代化催生了更大的社会风险，增加了现代化社会的治理难度。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不断激增。现代化创造出了高度的社会文明，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危机，诸如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核泄漏、化学污染等事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层出不穷。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本身即是风险社会。

第四，长期性。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欧洲的现代化开始于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才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

但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与历史进程，现代化的普遍性不等于现代化发展的同质性，更不能将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视作实现现代化的路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概念，是因为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分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传统的各民族与地区封闭自守、闭关锁国的状态陆续被打破，世界交往呈现出普遍性与全球性。从而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世界呈现出整体关联与相互依存的状态。但不能因此认为现代化的思想与制度可以使不同社会趋向同质性，甚至形成世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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