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97286丛书名: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做新闻》是20世纪70年代异军突起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中的里程碑式作品，也是一代代研习媒介研究的学者无法绕过的“高峰”。1999年《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邀请大量学者评选20世纪重要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著作，《做新闻》位列35种经典之一。
作者运用现象学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理论视角，从新闻工作所受到的限制（constraints）和新闻人能够调用的资源（resources）入手，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常规化以及内在的权力关系运作进行了浓墨重笔的描绘。全书建立在深入而系统的经验调查基础之上，对城市日报、地方电视台和市政厅新闻中心的实地观察贯穿1966年至1976年。
尽管《做新闻》出版已经四十年，但其理论洞见愈发闪烁出光辉。有学者对《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2000—2002年间高被引文献做引用分析后发现，塔克曼的《做新闻》、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及吉特林的《整个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处在整个共引网络的核心位置，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这一视角在与框架分析逐渐融合之后仍然深刻影响着今日的新闻传播研究。
推荐序 也谈“读经典”／潘忠党
译者导读 从1969到1978：《做新闻》的诞生／李红涛
中文版序 报导报道者／盖伊·塔克曼
导言
第1章 作为框架的新闻
第2章 空间与新闻网
第3章 时间与类型化
第4章 灵活性与专业度
第5章 事实性网络
第6章 再现与新闻叙事
第7章 妇女运动如何成为新闻话题
第8章 事实、言论自由与意识形态
第9章 新闻作为建构的现实
第10章 作为知识的新闻
参考文献
索引
中文版序
报导报道者?D?D《做新闻》的田野故事
盖伊？塔克曼
大多数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都不会出版。大多数中年男性都不会把矮墩墩的年轻女士放在眼里。这两项“事实”大体上解释了我如何收集到博士论文数据，这篇博士论文构成了《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的基础。
当然，我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撑这两项“事实”。我只是单纯相信它们应该是真的，我猜测，大多数自认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学者都会赞同我的看法。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事实”，是因为本书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变成一项事实？此外，我相信，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项研究，是因为在我所观察的某些新闻人眼中，一个忙于写论文的女博士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倘若他们面对的是年长的严肃男性，为写书收集材料，而且有可能在书中批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有可能就会感到威胁。当然，真正威胁到他们的，是由上层主导的公司重组，牵涉到合并和关张。我猜测，报道人之所以容忍我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触怒准许我入场的高层。
我在《做新闻》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是老派的参与观察，先是发现问题，选择田野地点，获准入场，而后泡在田野中，观察人们的行为举动，偶尔抛出一两个问题。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就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从1965年到1969年，我在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这套田野调查方法正是系里当年传授的方法。布兰迪斯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而社会学系，则是一个特殊的系。布兰迪斯大学的创立部分是为了回应反犹主义。1965年，这所大学建校还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当时，无论是大学还是社会学系，都带有左倾色彩，以不太传统的方式探究不太正统的问题。这种倾向实非偶然。
1966年，我开始在“新闻台”观察新闻生产，当时我只有23岁。一年后，我开始在《滨海日报》做田野。关于那段经历，我现在记不住所有相关的“事实”（细节）。用“新闻话”来说，我既不记得谁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原因对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不记得谁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哪个房间。我现在手头上并没有这些信息。因此，我只能脱离田野笔记来撰写这篇中文版序，我的叙事建立在当下的想法和追忆之上，包括五十多年前自己的样子，在美国激进的社会学系之一接受社会学训练的情景，以及跟田野中的男性新闻人的互动。无论是我当时的生活，还是研究，都与布兰迪斯大学分不开。
布兰迪斯社会学
布兰迪斯大学创建于1948年，是一所由犹太人资助的无宗派大学。建校之前的几十年间，犹太社群一直讨论要建立这样一所大学。但经历了二战和犹太大屠杀，犹太商人和学者才愈发意识到学术界的反犹主义。当时，跟基督教徒?D?D特别是富裕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D?D相比，犹太裔的学生愈来愈难进入大学，声誉卓著的学府尤甚。同时，主流学术界的文化也开始蔑视犹太学者。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大量犹太裔教授被德国和德国支配的大学开除，他们逃离希特勒治下的欧洲，远渡重洋到美国找工作，但几乎总是被拒之门外。极少数拥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或许会引起大学校方或相关院系的注意，但总体而言，即便是那些受人尊敬的欧洲学者和科学家也多半跟其他犹太人一样，走上了通往集中营之路。左翼学者本来就不受学术界待见，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反共狂热让他们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其中很多都是犹太人。在被迫离职之后，这些男性学者（学者几乎都是男性）通常都无法找到其他职位。
布兰迪斯大学的创校校长艾布拉姆？萨查尔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意识到，要想迅速建立起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就要延揽其他机构敬而远之的欧洲移民和左翼学者。因此，他将生计受到反共浪潮损害的学者招募到自己麾下。其中包括科学家、社会科学学者，以及活跃在人文和艺术领域的人士，他们都是一流的知识分子，很高兴搬到波士顿区域，找到一份好工作。萨查尔本人并不是左翼，一些布兰迪斯学者声称，他还在任内努力约束校内的左翼员工。话虽如此，1951年，他从伯克利引进了一位年轻的讲师?D?D刘易斯？科塞，请他主持创立社会学系。
科塞教授生长于柏林，父亲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母亲是新教徒。当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彼时的哥大社会学系自诩位列全美社会学系三甲之列。科塞的博士论文由罗伯特？默顿指导，探讨社会冲突的功能。科塞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曾在巴黎索邦大学求学，也曾在法国和美国发表政论文章。他通晓欧洲社会和政治理论，赞同质性研究，包括历史、文学和参与观察式的研究，在纽约左翼圈子享有盛名。1954年，他与布兰迪斯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欧文？豪一起创办了《异议》杂志。这两位创始人希望借助《异议》杂志在保守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开辟一条道路。
在科塞教授的主持下，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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