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

  
《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1879—1929）》探讨的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它要研究阐明的是性格如何与环境相结合造成历史的问题。罗伯特·塔克多年的研究和反思将这部关于斯大林早年岁月的传记造就为一部真正的历史和文学杰作。

     
关于斯大林的传记作品有它自身的一套传统。作者们都会一成不变地在一开始就指出，外高加索地区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高加索山以南，在历史上就是个亚洲人和欧洲人混居杂处的地方。接着，他们都会先概述一下那个小小的外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然后说在这个国家的小镇哥里于1879年诞生了一个叫做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男孩，他后来闻名世界的名字便是斯大林。接下去，故事就按照编年的方式顺顺东东地往下进行。
这本书尽管也采取了传记的形式，但却以略微不同的构思引出了它的特殊主题：性格与公开的政治世界的聚合点。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讲述一个人生平的故事，还不如说是要阐明他与历史的联系。这个人的一生是使自己后来成为专制的统治者的一生，而且当代所有的大国里都还能见到这种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可以说成是对一个独裁者的形成与他得以独裁的那些条件的研究。
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名字被历史记录为暴君的代名词，对这个断言可能持有的任何怀疑，都被俄国的揭密洪流冲涤得一干二净。 
无数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他是一个性格专横的人。然而，既通常又具有悲剧性的是，事后看来非常清楚明白的许多事情，往往无法事先预见。苏维埃早期统治俄国的党内寡头中，看来许多人并没有觉察出斯大林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这个统治集团包括那个强有力却不专制的领导人列宁，他周围是一群地位略低的著名革命人物：列夫·托洛茨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尼古拉·布哈林、卡尔·拉狄克和其他一些人。相比而言，斯大林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之外并不怎么为人所知，而且高级领导中的许多人还把他视为二流角色，因此他不是个叫人害怕的人物。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的运动中上升为党的一个组织者，是在俄国进行地下工作的“委员”之一。1917年11月，党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不过在列宁的革命的苏维埃共和国里，他依然不是别的领导。然而五年以后，他就是别的领导了。除了身处主要的决策群体之中，他还得到了关键的、具有组织权力的职务——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只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中，轻视他的看法依然故我。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领导层对来自列宁的警告无动于衷。1922年晚期，列宁虽病势沉重但还是关心着党的未来。这时他也确信，斯大林的某些性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粗鲁”以及他在政治上受“愤恨”指导的倾向——使得继续委托他担任具有很大权力的总书记职务是危险的；在一封致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的信中（这份文献后来被称为他的“遗嘱”），他建议斯大林的职务应由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的人来接替。他接着说，性格问题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小事，可它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小事。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他的遗孀将这份文件传达给了党的高层领导。然而，他们没有理会列宁关于斯大林的劝告。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以生命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

塔克实现了真正的突破……他的分析向原先模糊的历史角落投注了强大光线……他对斯大林人格结构的研究开启了一条光明的研究路径。
　　——罗伯特·M.斯鲁瑟，《美国历史评论》
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关于这位20世纪显赫人物的成功的、全方位的传记。罗伯特。塔克的著作标志着这种状况的终结。
　　——罗伯特·H.迈克尼尔，《俄罗斯评论》
一部引入人胜的传记，讲述了斯大林的早年岁月以及1929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上升到权力*的历程……一部堪与伊萨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系列传记相媲美的图书。
　　——乔治·切尼，《图书馆学刊》
多年的研究和反思将这部关于斯大林早年岁月的传记造就为一部真正的历史和文学杰作。
　　——《外交杂志》
[这部书]看上去转变了斯大林研究的领域……塔克成功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以及它们的争夺者。
　　——迈克·拉特克里夫，《泰晤士报》（伦敦）
我对“精神分析史”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感兴趣。然而塔克的主题让人信服，因为他理解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他知道斯大林掌握权力不仅仅是源自他的党棍政治和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虽然它们看上去对他很重要。他对斯大林给予称赞，因为他评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以及他必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狱龙·奥莱里，《渥太华学刊》
读了罗伯特·塔克的书，我们现在更加理解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事件的起因。
　　——米哈伊尔·科里亚科夫，《新俄罗斯言论报》（纽约）
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我看来，“斯大林之谜”终于被解开了。
　　——迪米特里·别兹鲁奇科，《俄罗斯米斯尔报》（巴黎）
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约瑟夫·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传记作品有它自身的一套传统。作者们都会一成不变地在一开始就指出，外高加索地区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高加索山以南，在历史上就是个亚洲人和欧洲人混居杂处的地方。接着，他们都会先概述一下那个小小的外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然后说在这个国家的小镇哥里于
1879年诞生了一个叫做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男孩，他后来闻名世界的名字便是斯大林。接下去，故事就按照编年的方式顺顺东东地往下进行。
    
这本书尽管也采取了传记的形式，但却以略微不同的构思引出了它的特殊主题：性格与公开的政治世界的聚合点。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讲述一个人生平的故事，还不如说是要阐明他与历史的联系。这个人的一生是使自己后来成为专制的统治者的一生，而且当代所有的大国里都还能见到这种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可以说成是对一个独裁者的形成与他得以独裁的那些条件的研究。
    
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名字被历史记录为暴君的代名词，对这个断言可能持有的任何怀疑，都被俄国的揭密洪流冲涤得一干二净。无数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他是一个性格专横的人。然而，既通常又具有悲剧性的是，事后看来非常清楚明白的许多事情，往往无法事先预见。苏维埃早期统治俄国的党内寡头中，看来许多人并没有觉察出斯大林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这个统治集团包括那个强有力却不专制的领导人列宁，他周围是一群地位略低的著名革命人物：列夫·托洛茨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尼古拉·布哈林、卡尔·拉狄克和其他一些人。相比而言，斯大林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之外并不怎么为人所知，而且高级领导中的许多人还把他视为二流角色，因此他不是个叫人害怕的人物。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的运动中上升为党的一个组织者，是在俄国进行地下工作的“委员”之一。1917年11月，党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不过在列宁的革命的苏维埃共和国里，他依然不是别的领导。然而五年以后，他就是别的领导了。除了身处主要的决策群体之中，他还得到了关键的、具有组织权力的职务——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只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中，轻视他的看法依然故我。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领导层对来自列宁的警告无动于衷。1922年晚期，列宁虽病势沉重但还是关心着党的未来。这时他也确信，斯大林的某些性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粗鲁”以及他在政治上受“愤恨”指导的倾向——使得继续委托他担任具有很大权力的总书记职务是危险的；在一封致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的信中（这份文献后来被称为他的“遗嘱”），他建议斯大林的职务应由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的人来接替。他接着说，性格问题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小事，可它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小事。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他的遗孀将这份文件传达给了党的高层领导。然而，他们没有理会列宁关于斯大林的劝告。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以生命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
    
由于要描述一下后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把话题转向尼基塔·赫鲁晓夫，即继斯大林之后成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那个人。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的一个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高声宣读了列宁遗嘱中处理斯大林问题的那部分内容，并且说：“后来的事件证明，列宁的忧虑是正确的。”接着他重新描述了这些“后来的事件”。他叙述的主旨是要说明，斯大林在20年代赢得党内地位后，紧接着在30年代把寡头式的一党体制转变为独裁政治，其中，统治党自身屈服于他个人控制的秘密警察之下。。在进行党内清洗的那些年代，他策划了一场真正的苏维埃大屠杀。
   
那些早先反对过他的入，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遭到了枪决或被送进了集中营。斯大林通过大清洗和恐怖行动建立了一个个人专制的王国，在其中，他一个人作出所有的重大决定，并迫使他的同僚们只能恭顺地说“是”。他还运用这种专制权力来宣扬他的个人荣耀，例如，通过秘密地改写他个人的官方传记来突出他的伟大这个主题。
    
作为这个独裁者的一名助理官员，赫鲁晓夫凭着自己30年代到斯大林去世期间的经历，在二十大的秘密讲话中（这个秘密没保持多久）提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问题。他说斯大林不能容忍批评和不同意见，乐于使任何被他视为“敌人”的人遭受痛苦或死亡，有强烈的怀疑感和猜忌感，还有被阴谋集团所包围的意识以及对赞美与荣耀的渴望。赫鲁晓夫强调说，斯大林的“负面性格”越来越严重，而且这些特性“持续不断地发展并在后数年中达到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总之，他描绘了一个独裁者的经典形象，而且自此以后，不同类别的人们。又以更多的细节重新描绘了这个形象，在许多例子中，他们同样根据亲身体验来谈论它。这些人包括：党的其他领导人，其重要地位足以与斯大林有直接联系；二战中在斯大林手下服役的将军们；苏联的记者和作家们；熬过集中营而写出回忆录的老布尔什维克；那位著名的南斯拉夫人米洛万·吉拉斯，他在40年代与斯大林打过交道；独裁者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基于她是这个家庭的见证人这一独一无二的优越位置，她所写出的确凿证据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还有那个持不同政见的前苏共党员梅德韦杰夫，他业已把新的传记资料编入关于斯大林权力生涯的一部著作。
    
学者们只能尽量利用这些如今随手可得且极为丰富的资料。但是，对斯大林的性格和驱使他用清洗和恐怖手段来寻求无限的专制权力的精神动机进行必要的分析，这个工作充其量还仅仅是个开始，至于洞悉这些精神动机与他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则做得更少了。尽管许多相关的证据已经长久地记录在案，斯大林早年政治性格的形成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什么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他20岁时退出神学院而把追求革命作为职业，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选择孟什维克时，他却成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以及他在革命运动中的个人目标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如果要对他晚期的行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20世纪的一些心理学思想权威，如卡伦·霍奈和埃里克·埃里克森（不用提他们的先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了），告诫我们要更为敏锐地评价个性的发展。性格与动机并不会固定不变；它们在生命中会经历发展与变化，一般情况下，这些发展变化在紧要关头和决定未来命运的决断时刻显现出来。另外，自我的个性或年轻时形成的“心理一社会的自我身份认同”（埃里克森的用语）有预期性和规划性的特点。它包括的不仅仅是个体对自已是怎样的人和要做什么的意识，而且还有他的目标——他对自己得到什么、应该得到什么、想要得到什么的那种或者清楚或者尚未成熟的信念。因此，一个人后来生平中的多变性不可能不深刻影响他的性格。内心生活方案的实现与否必然会影响个体与自我的关系，而且这正是位于性格核心的东西。它同样会影响他与那些对他有重要意义的入的关系，因此，也许会影响他和他们的全部生活。所有这些对那些成为独裁者的人和其他人都一样真实。因而在研究这种生活时，应该探究一个人成长时代的意向结构，揭示其事后的看法和他在生命中期对自己涉身其间的生活史的态度。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谈到“专横的性格”时，我脑海中确实没有那种假定的心理综合症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这种病症会在早年显露出来并在以后作为一个常量而发挥作用。这种观点既与前面刚刚提到的个性发展概念相矛盾，又与我们面前的这个经典事例中的事实相抵触。我们可以在斯大林年轻的时候来看看一个未来独裁者的素质。我们会发现，他身上那种专横的性格根本没有形成。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20年代初——那时他
40岁刚出头——他周围的许多人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阴森逼近。我们无法假定，在那时和那以前，他本人就已经确定无疑地把未来的独裁作为目标。没法表明斯大林确想成为一个暴君。看起来他想得到的是政治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公认的布尔什维克运动领袖的角色，即第二个列宁。他想成为那个继承者，正如他早先想成为列宁亲密的战友一样，成为他早年作为自己个性认同形象和典范的那个人。他的愿望是，像列宁一样成为历史中的英雄。自然，其他许多人，首先是那些布尔什维克，在这个生活剧本的演出中也有他们相应的角色。
    
循着这样的研究，必须考虑的不仅是那个可能呈现专横性格的人，而且还有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必须考虑历史的因素，包括这个人渴望扮演的角色。布尔什维克们很自然地接受甚至尊崇列宁为他们的领袖。列宁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并不是制度上规定的一个职位，像美国总统那样，而是非正规的领导人角色。然而，这个角色在党的活动和集体意识（或在如今可称之为该党的政治文化）中有明确的、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列宁的党内地位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这场革命运动是他发起并领导的。因此，这项研究试图从重新刻画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它的领袖列宁的作用开始。
    
本卷的主题是直到1929年末的斯大林，那时他完成了取得政治地位的长征，并赢得了党对他成为列宁继承人的承认。但本项研究并不严格按照编年来进行。只要与这里的主题相关，我觉得引用他后来的事实和片段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也把某些20年代的问题，比如斯大林外交思想的发展，留到与他30年代的行为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而这些行为则是下一卷《自上而下的革命》准备探讨的主题。
    
埃里克森称做“心理史”的新型传记，正如新领域常常表现的那样，既令人激动又充满危险。一种危险是，把一项研究的注意力如此多地集中在领导人的个性上，实际上只对这个因素在影响历史进程或历史步伐时所起的作用传达了一副简单化的图像。对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进行心理史的研究所要面对的挑战，绝不只是尽可能地利用富于洞察力的系统方法来查验研究对象的性格。
    
在这个我正在进行研究的例子当中，其结果——斯大林的崛起和后来的独裁，要从下列因素中寻求解释，即斯大林的个性、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性质、20年代苏维埃政权历史形势的性质以及俄国是一个有专制和普遍接受专制传统的国家。然而只有澄清所有这些因素的复杂结合，我们才能发现为什么个性在这个例子中成为——正如列宁为时已晚但却准确预见的——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