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517231
1.“研究深圳*好的网站”因特虎智库创始人之一老亨重磅新作！
2.作者来深20余年，研究深圳20余年，有着独特研究视角和草根式的叙事范式：极少官腔和夫子气，更多的是发出市场和民间的声音
3.内容和写法上，甩开了传统编年、纪事和传记的正史写法，以散文笔法做传，抓住深圳40年历程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细节，关注民间，解剖案例，切换角度，提炼特质，发掘情怀
4.国务院参事王京生、原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作序推荐
5.深商研究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深圳老字号、深商公益基金、深商总会联袂推荐！
6.迷茫的、亢奋的、欣喜的人们，走过炙热的、波荡的、飞快的深圳
那些撕碎的、扭断的、突破的，将长久改变中国
深圳还在前行，行进中的她无法被定义。改革开放才40年，深圳依然年轻，依然沸腾
让我们像深圳一样，认认真真地开启一段人生
7.生于忧患，长于争议，成于反思：一部深圳史，就是一部成长史
8.一部写给青年创业者、大学生的追梦之书；一部写给深商企业家的献礼之作；一部写给在深圳生活或生活过的人的怀旧之书。
一部深圳史，就是一部成长史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了，深圳故事不再简单。深圳的历史越挖越深，深圳的社会越来越繁复，不分枝叶地描述，可以汗牛充栋，化繁为简的叙说，妙在沙里淘金。因特虎智库老亨的这部《深圳传》，以十数个选点，囊括深圳宏大叙事：深圳何来？改革何谓？开放何所得？经济何以兴？科技何以领先？文化何以有新意？未来何以值得期许？皆借典型事例，条分缕析，周详解说。篇幅不甚长，当详则尽详；史料极其丰富，写意亦写情。纪念经济特区，纪念改革开放，需要一部这样有情有义有识见的作品。
开 篇 因特虎往事：一切与深圳有关 1
第 1 章 深圳不是一天建成的 9
第 2 章 蛇口改革：4 分钱的事 25
第 3 章 深南大道，为什么越走越宽？ 41
第 4 章 二线关外的“世界工厂” 55
第 5 章 土地拍卖“槌” 71
第 6 章 中国电子街 85
第 7 章 华为的“人黄金” 101
第 8 章 腾讯的“秘密花园” 117
第 9 章 大疆：未来已来 133
第 10 章 深商豹变 40 年 147
第 11 章 大家乐，才是真的乐 165
第 12 章 “大芬丽莎”的微笑 179
第 13 章 为文人造个海 193
第 14 章 读书是高贵的 207
第 15 章 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 225
第 16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文学意象里的深圳 241
第 17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深圳人：融合岭南三大民系 257
第 18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深圳学派如何炼成？ 275
第 19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深圳绅士、淑女及其他 281
第 20 章 因特虎深圳札记：东海岸的深圳想象 289
附 录 一 深圳的“蒙特卡洛”往事 294
附 录 二 深圳：北方文化的南方“飞地” 297
参考文献 300
后 记
学问深圳别有径
（本文作者王京生，现为国务院参事）
40 年来，深圳积淀了一批文化研究成果，在当今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
于深圳特区成立 30 周年之际诞生的《深圳十大观念》，来自民间，风行天下，被誉
为总结梳理深圳改革开放 30 年历程的“精神史”和“心灵史”，铭刻着深圳人乃至
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征程中的集体记忆。“深圳观念”与“深圳速度”成为两个以
我们这个城市冠名的时代产物。2019 年、2020 年，分别是深圳建市 40 周年、深圳
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各种历史回顾和学术总结层出不穷，这是深圳精神升华的
新机缘，也是深派学问长进的新机缘。老亨的《深圳传》，是这种机缘的见证，并
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17 世纪初叶辽阔的北美大陆只有几处零散的居民点和稀疏的人口，但开拓新大陆的生活现实逐步把三大人种的居民联系起来，并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接触、冲突乃至融合。久而久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化。只有 40 多年历史的深圳也是这样。深圳曾经是文化边缘之地，但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的观念和文化首先在这里找到了立足点和生长的机会，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风格。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思想观点、文化思潮在这里相互碰撞、充分交融，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也生成了中华文化的新经验，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新可能。
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人的流动正如物的流动一样，越频繁，规模越大，一个地区就越有活力。1978 年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就在这一天，深圳家外向型“三来一补”加工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签下深圳市“001 号”办厂协议。自此开始，不到 10 年时间，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者云集深圳，深圳因此成为产业大城。待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越来越多的怀着不同初衷但都有一个梦想的劳动者选择来深圳。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深圳城市品位有了质的提升，一个人口上千万的科技文化大城初具规模。
老亨他们就是 1997 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深圳的，但是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学者。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白领，他们都有自己赖以谋生的本职工作，只是在工作之余，或者说是为了长远的生计，他们开始关注深圳，研究深圳，成为深圳学派的另一股力量。他们往往是从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来研究深圳。因此，在他们看来，深圳学派属于“问题型”学派。他们认为，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来创造性地解决当下及未来深圳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才是深圳学派的初衷。搞活经济，振兴工商，遂兴商学、经济学；改善公共治理，建设城市社区，就需要新的政治学、社会学；“大运会”要向全世界介绍深圳，证明“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那就需要对深圳作一个全球视野下的观照，并且作一个适合全球语境的诠释。
因此，他们认为深圳学派不是源于“闲适”，而是源于“焦虑”，不是因为有“闲暇”，而是因为有“隐忧”。远虑近忧，成就深圳学问。深圳学派“排忧解难”的深度、广度、普度，彰显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务实地求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本《深圳传》中有充分的体现。从 4 分钱的奖金，到锱铢必较的工缴费，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土地使用费、开发建设费、房屋预售款，到不断变化的科技公司中无形资产的股权比例，老亨用掰指头算账的方式，
论述了蛇口的改革开放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来一补”加工经济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高新技术产业在深圳崛起的可行性，以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内在逻辑性。 老亨他们提出的“深商”概念，迅速获得深圳商界和社会各界认可，看来确实是下了一番研究功夫的。这本《深圳传》，可以说是一本“深商传”。当然，《深圳传》也以较多的篇幅讲述了深圳文化，手法还是一以贯之的：力求发掘深圳文化繁荣背后的硬道理。譬如，深圳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大家乐”？“大家乐”文化为什么会在深圳兴盛？大芬油画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商业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即便对于“深圳读书月”这样的主流文化活动，老亨的论述也力求均衡，既阐述官方主张，也发出民间声音。追求合理性，但不回避不同观点，这样的学问态度贯穿全书始终。
老亨他们也在探索深派学问的新形式。他们认为，深圳不可能回到说唱艺术时
代，不可能回到印刷媒体时代，不可能回到单向的（通常总是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时代。深圳扁平型的社会族群结构正好照应了扁平型的信息互联互通时代，深圳人文赖以生长的得天独厚的技术基础正是互联互通技术。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激发无穷的创意和灵感，可以集成无数的思想与见解，可以遴选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足以深刻改变我们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意见和意见领袖。
钱钟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自是学问之一种；书院、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又是一种；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影、电视，是又一种；BBS 论坛、博客、短信、微信、电子邮件，也是一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深派学问不必泥古，不必食古，不必太自惭于古北京的翰墨，不必太沉溺于旧上海的音影，而应将互联网时代的便利用足、用好，方便学者，方便问者，方便用者。老亨他们在 20 年前就有意借助互联网平台做学问，确实有一定的超前性。
与传统学院派的叙述方式不同，老亨的这本《深圳传》采取以点代线、以点代面的方式来讲述深圳故事，互联网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很突出：纵横捭阖，通俗易懂，符合普通人的阅读习惯。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不符合正规史传的学术标准，难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40 年的深圳故事如恒河之沙，若想淘出全部真金也不可能，而且这也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
与传统学院派的叙述方式不同，老亨的这本《深圳传》采取以点带线、以点带面的方式来讲述深圳故事，互联网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很突出：纵横捭阖，通俗易懂，符合普通人的阅读习惯。
——王京生，国务院参事
在经济特区40年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刻，我们有幸读到这本新版《深圳传》。虽然很多都是当年耳熟能详的老故事，但是，足以让你对特区的认识又有许多新的感觉。他们不愧是经济特区和中国现代化的理性观察者。
——乐正，曾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深圳市改革办公室主任，现为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深圳未来如之何？大约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差，就看对深圳的前40年作何观感、作何评判了。于是，便将深圳开埠以来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四十不惑的深圳应该明白的理，循时间的轨迹，关键的节点，铺排开来，算是一个来深20余年、研究深圳20余年的湖南读书人、深圳主义者内心的所思所想。
—— 老亨，因特虎三剑客之一，现任《深圳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
华为的“人黄金”
2002 年，“深圳被谁抛弃”的话题被讨论得热火朝天，支撑“抛弃论”的重要论据是：平安、招商、华为、中兴等深圳企业的四大金刚将要抛弃深圳，将企业总部搬到上海。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是招商系企业，是蛇口基因下的蛋；华为、中兴则是深圳新兴的明星企业，中兴是混合制所有制改革的典范，华为更是民营企业的样板。许多年来，在跟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口水仗中，华为是深圳后一张底牌。华为是深圳新兴商业力量的代表，华为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华为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标杆。
华为何其有幸！
华为为什么总是如此幸运？
华为做对了什么，以至于华为总是赢？
逼上创业路
据说，任正非是因为女儿的一句话才南下深圳的，他要给儿子和女儿选择一个不“荒凉”的家，但是深圳却给初来乍到的任正非好一顿“杀威棒”。刚来深圳时，任正非曾在深圳国有企业南油集团打工，他像在军队给上级首长写请战书一样给南油老总写“军令状”，要求将其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自己打理，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后来，任正非做电子产品生意时被人骗了 100 万元，其商业经验之不足，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任正非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打工仔，也确实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精明生意人。任正非自己也承认，他是因为在深圳无处就
业才不得不创办华为公司的。
任正非在他那篇传播甚广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被迫创业的过程。任正非祖籍浙江浦江，爷爷是个做金华火腿的大师傅。父亲任摩逊在北京读过几年大学，是个主张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后来在一个老乡当厂长的军工厂里做会计，随工厂从广州迁到广西融水，又从融水迁到贵州桐梓。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母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父亲任摩逊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曾做过专科学校的校长，母亲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这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政治地位低，经济条件甚至不如乡下的农户。
任正非兄妹 7 个，加上父母共 9 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收入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儿女都要读书，开支更大，每个学期每人交 2~3 元的学费，到交费时，母亲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任家的困难就更大。任正非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就到处向人借 3~5 元钱度饥荒，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能借到。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任正非很热的天还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他向母亲要一件衬衣，但是任正非不敢，因为他知道做不到。任正非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衬衣，任正非真想哭，因为他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任正非家当时是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上大学任正非要拿走一床被子，家里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少的一年，每人只发 0.5 米布票。没有被单怎么办？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任正非度过了 5 年的大学生活。
任正非清晰地记得，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后冲刺的 3 个月，母亲经常在早上塞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他安心复习功课。任正非说，他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全家除了任正非读了三年大学，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
“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任正非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他无缘。在任正非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现，而唯独任正非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任正非的生活翻了个个儿，由于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被评为“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
1978 年 3 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 人的代表中，仅有 150 多人在 35岁以下，任正非 33 岁，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无党派人士。
1983 年，中国百万大裁军，任正非所属的基建工程兵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基建工程兵哪里有项目安排就转往哪里，流动性很强。任正非的长女和儿子的童年，一度是漂泊不定的。基建项目所在地，往往都非常落后、荒凉。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任正非所在的基建部队驻在四川绵阳。当时的绵阳，教育条件很落后，军官子女都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高考基本上都是“剃光头”（考不上大学），好的两个孩子也只是考上了大专。就是在复员转业的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天，12 岁的女儿孟晚舟对任正非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
一句话，击中了当爹的心坎。
2013 年，华为资深顾问陈培根早向外披露，任正非本人曾在办公室里亲口对他说，当时对于是否离开部队，任正非不是没有犹豫过。陈培根也认为，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已是技术副团级的任正非，如果不转业，在部队里也会大有奔头。
正因为如此，早两年妻子就南下深圳，任正非却一直留在部队。女儿的一句话，让任正非不再犹豫。为了儿女的前程，他决定转业复员，离开部队，南下深圳与妻子会合，展开了另一番艰辛的打拼。
任正非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任正非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被人欺骗，栽了跟斗。后来，山穷水尽，无处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这时，任正非的婚姻破裂，自己与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当时广东卖鱼虾，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他们挑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一个 43 岁的离异男人，在这样的绝境中，除了选择自己创业，他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任正非选对了地方
“不称职”的打工仔不得已选择了自己创业，而一旦做了老板，任正非的品质与个性就开始产生魅力。任正非花了两年时间将被骗的百万巨款追了回来，这一件小事就注定：他这一生要么碌碌无为，要么卓越绝伦。他要么是秀、成功的商人，要么连一个平庸的商人也做不成。他的兄弟姐妹多，家庭负担重，父亲出身又不好，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考上大学后，他按照父亲的嘱咐啃书本、钻技术，并且凭着过硬的本领获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参加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并在 1982 年被选举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艰苦的生活环境、崎岖的心路历程造就了任正非别样的性格和人格。
白手起家的中国民间企业面临的环境之险恶，非外人所能理解，没有一点蛮劲、狠劲、野性、狼性，不可能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市场准入资格的艰难困苦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选择在深圳创业，任正非选对了地方，赶上了好时机。
1988 年春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辞掉了副厅级的官职，走过深圳，去了香港闯世界，创办了一家名叫“创维”的公司。那个春天的早晨，黄宏生一身新装，默默整理完办公室的东西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打印好的辞职报告放在总经理的办公桌上。在人们惊诧而沉默的目光中，他走出了服务 6 年的进出口公司。泪水不自觉地掉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迈入的世界，是梦想中的天堂，也是现实中的地狱，他将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奋力拼杀。
黄宏生之所以到香港下海，是因为他清楚在国内办民营企业是非常困难的。到香港去，披上“外商”的行头，就好得多。多少年中，创维都自称“外商投资企业”，直到 2000 年之后，创维才恢复民营企业的真面目。
就在黄宏生出走香港的前一年，1987 年 2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按照文件规定，民间科技企业可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享有其他类型企业的同等权利，其经济活动受政府的管辖和保护。民间科技企业按集体企业纳税，在发展初期可向税务部门申请减免 1 至 3 年所得税。民间科技企业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得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或信用贷款。深圳的民间科技企业的门槛很低，股东在 2 名以上，注册资本只需要 1 万元人民币。正是这个《暂行规定》给了任正非一条出路，他不必像广州黄宏生那样出走到香港，也不至于像 1988 年创办用友软件的王文京那样只能在北京中关村当个“个体工商户”，任正非在深圳就可以直接创办自己的民间科技企业。
任正非东挪西借了 2.4 万元，开始筹备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87 年 9 月，华为“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正式获工商局核准，注册资本 2.1 万元，任正非等 6人平均持有 1/6 的股份，共有员工 14 人。华为的初创地点在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的一栋七层楼工业厂房，有 10 余间房，那里既是办公室，又是仓库，员工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在仓库里，仓库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从香港进来的交换机配件。1988 年，华为正式营业，主要业务是代理进口香港康力公司的 HAX 交换机。
那时，中国开始对程控交换机有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国的电信市场不相信华为，银行也不支持华为，华为货款回收慢、产品研发投入巨大，企业现金流存在严重问题。为了获得周转资金，华为经常向员工借贷、向亲朋好友借贷，甚至向大企业借高利贷，年利率高达 20%，即民间俗称的“滚刀肉”。为了缓解华为的燃眉之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亲自出面，说服银行给华为贷款。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华为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局面逐步改善。
在谈到深圳为什么要给民间科技企业发准生证，为什么要扶持华为这样的民间科技企业发展时，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朱悦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文件的制定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要有技术人才的社会积累；二是不能过高寄希望于当时尚未进行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必须依靠多元化的灵活的所有制模式。1 在这篇文章里，朱悦宁提到了华为：创办两年后，华为销售额达到6000 万元，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办公室说，让南油（国有企业）介入吧，搞得太大了。朱悦宁说：你们怎么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怕搞不大，你们怕搞大。
近年来，任正非在媒体上有了较多的亮相。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深圳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政府能够坚持市场化原则，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在民间的表述里，这一经验被形象地总结为：“官不扰民，民不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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