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艺术中的意义(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

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出生于德国汉诺威，1921年进入汉堡大学参与创立艺术史系，1934年因纳粹上台移居美国，先任教于纽约大学，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直至退休。他一生都在探索图像与观念的关系，其思想不仅奠定了现代图像学理论，也对整个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史学者，使艺术史学科受到世人尊敬。英国学者肯尼斯•克拉克把他描述为“那个时代伟大的艺术史家”。其代表作有《图像学研究》《理念》《丢勒的生平与艺术》《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早期尼德兰绘画》《视觉艺术中的意义》《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与历次复兴》等。

邵宏，1958年出生，现为自由译者与作者。主要译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论艺术与鉴赏》《风格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艺术批评史》等，主要著作有《美术史的观念》《衍义的“气韵”：中国画论的观念史研究》《设计的艺术史语境》《东西美术互释考》等。

本书初版于1955年，收录了潘诺夫斯基三十多年来的若干名篇，堪称20世纪艺术史中的关键性著作，也一直作为欧美艺术史学生的标准读物。它不仅揭示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丰富的生活和工作细节，更主要的是，深刻讨论了视觉艺术中涉及作品内容的图像志与图像学问题。

作者从“一个图像可以再现一物，象征另一物，而表达其他物”的视角出发，详尽考察了提香、普桑、丢勒的作品以及圣德尼修道院院长叙热的生平。作为欧洲语言、历史与文化的大师，潘诺夫斯基以出色的学术研究能力对“人体比例理论”和“瓦萨里编《素描集》的页”做出令人敬佩的阐述；还以敏锐的洞察力对英语与德语在艺术史研究与表达方面的异同做出了极具启发的比较。

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出生于德国汉诺威，1921年进入汉堡大学参与创立艺术史系，1934年因纳粹上台移居美国，先任教于纽约大学，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直至退休。他一生都在探索图像与观念的关系，其思想不仅奠定了现代图像学理论，也对整个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史学者，使艺术史学科受到世人尊敬。英国学者肯尼斯•克拉克把他描述为“那个时代伟大的艺术史家”。其代表作有《图像学研究》《理念》《丢勒的生平与艺术》《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早期尼德兰绘画》《视觉艺术中的意义》《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与历次复兴》等。

译者简介：

邵宏，1958年出生，现为自由译者与作者。主要译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论艺术与鉴赏》《风格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艺术批评史》等，主要著作有《美术史的观念》《衍义的“气韵”：中国画论的观念史研究》《设计的艺术史语境》《东西美术互释考》等。

序 言

导 论 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学

篇 图像志与图像学：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引言

第二篇 人体比例理论史反映出的风格史

第三篇 圣德尼修道院的叙热院长

第四篇 提香《有关谨慎的寓意画》：续篇

第五篇 乔治·瓦萨里编《素描集》的页：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哥特式风格所持态度的研究

附 论 多梅尼科·贝卡富米所作的两幅立面设计图以及建筑中的手法主义问题

第六篇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与古典遗珍

附 论 与丢勒有关的阿皮亚努斯《古代圣铭集》插图

第七篇 《甚至在阿卡狄亚也有我》：普桑与挽歌传统

后 记 美国三十年来的艺术史学：一位欧洲移居者的观感

所收文章首次发表的出版物

索 引

正文插图目录

图版目录

图 版

伊曼纽尔·康德临终的九天前，他的医生来访。衰老、病态和几近失明的康德从扶手椅起身站立，虚弱地战栗着且咕哝着含糊不清的词语。后是他那尽职的陪护意识到，他是要等访客先坐下后才会坐下来。于是医生依意落座，康德这才让陪护扶回椅子上。他在恢复了一些气力后接着说道，“Das Gefühl für Humanität hat mich noch nicht verlassen”——“人性的意识还没有离我而去”。医生和陪护二人感动得几近潸然泪下。因为，虽然德文的Humanität［人性］一词在18世纪时开始仅指文雅或礼貌而已，但对康德来说，这个词却有着更深的含义，此情此景足以强调这种含义；人对自我认可和自我强加的原则所具有的自豪与悲剧意识，与他对“必死”一词所包含的疾病、衰亡以及其他一切的全然认命形成对比。

拉丁文的humanitas［人性］一词在历史上便具有两种清晰可辨的含义，种含义来自人与低于人者之间的差别；第二种含义来自人与高于人者之间的差别。人性在种情况下指的是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指的是局限。人性的概念作为一种价值在以小西庇阿［the younger Scipio］为中心的圈子里得到阐述，这个圈子以西塞罗［Cicero］作为其迟来却坦率的代言人。它指的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使人有别于动物，甚至使人有别于自己所属的、不配冠以人类［homo humanus］之名的类人［species homo］：有别于没有pietas［敬重］与没有παιδε?α［教养］的野蛮人或俗人——敬重与教养就是敬重道德价值观及优美地融合学识与文雅，对于这种融合，我们只能用那个名声不好的词“文化”来界定它。

在中世纪，人性这一概念被置于与神性对立而非与兽性或野蛮对立的思考所取代。因此，通常与此概念相联系的品质则是脆弱和无常：humanitas fragilis［脆弱的人性］，humanitas caduca［易毁的人性］。

于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的理解从一开始便具有双重的面貌。对人的新关注既基于人性与barbaritas［野蛮］或feritas［粗野］这一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反题概念的复兴，也基于人性与divinitas［神性］这一对中世纪反题概念的承续。当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将人界定为“分享着上帝智力的理性灵魂却以肉体行事”时，他将人解释成一种既自发又有限的存在。而皮科的那篇著名“演讲稿”《论人的尊严》，不是一份异教徒主义的文献。皮科说上帝将人放在宇宙的中心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且可以自由地决定“转向何处”。皮科并未说人就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具有通常认作古典名句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层含义。

人文主义正是发端于这种对人性的矛盾理解。人文主义与其说是一场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能被界定为坚信人的尊严的态度，这种态度既基于强调人的价值（理性与自由），也基于承认人的局限（易于出错和脆弱）：由这两种假设便产生出了——责任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