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3002921
★一部极简医学史，勾勒出人类这5000年来与未知的疾病进行殊死搏斗的史诗，带你直面人类的脆弱与伟大。
★精心筛选人类医学史上50个里程碑事件，揭露让人头皮发麻的极限生存纪实，让你明白生活在医学水平发达的现代有多幸运。
★超200幅震撼人心的精美图片，令你全方位感受人类医学史上鲜血淋漓的黑暗与黎明。
★脉络清晰，全面梳理5000年医学史时间线，与医学家一起经历拨开迷雾拯救生命的漫长过程。
★带领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胜的乔治·华盛顿仅仅因为感染风寒，就被自己的医生活活放血而死？医生在不给患者打麻醉药的情况下，把手伸进膀胱寻找膀胱结石？直到1847年人们都还没接受做手术之前要洗手消毒的理念？真实的医学史比你能想象到的更荒唐、更血腥。
★独家奉上120年（1901—2021）历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总表。
医学史是人类与死亡抗争的历史，每一个片段都可能关系到族群的生死存亡。本书凝结了医学史上里程碑式发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5000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从死神镰刀下逃出生天的惊心动魄历程。自公元前3000多年的冰人奥茨用真菌治疗鞭虫感染开始，人类从未停止与疾病、死亡的战斗。书中精心撷取了医学发展史中具有代表意义的50个医学事件，其中既有家喻户晓的传奇，也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作者将一个个凝练的故事、大量珍贵的照片与精美的画作，编织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绘卷，让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纵览5000多年医学史上的“高光时刻”，从中感受生命的脆弱与伟大。
编者序：生死攸关——50种发现里的医学史
引言：拯救生命的“发现”
1//新石器时代：一起凶杀案的法医学分析
2//远古时代：魔法和民间疗法
3//公元前1570年：古埃及木乃伊与外科医生
4//公元前700年：用按摩驱除恶魔和压力
5//公元前170年：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睡眠疗法
6//公元200年：盖仑发现神经和体液
7//公元900年：中世纪的拉齐与循证医学
8//公元1508年：达·芬奇留下的心脏谜题
9//公元1600年：男助产士家族的秘密
10//公元1670年：通过列文虎克的微型显微镜看世界
11//公元1721年：抗击天花
12//公元1747年：“酸橙佬”与治愈坏血病
13//公元1776年：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民间疗法
14//公元1799年：“英勇”的放血疗法与水蛭热潮
15//公元1816年：勒内·雷奈克与听诊器
16//公元1828年：切除结石的漫长过程
17//公元1846年：笑气——让手术不再可怕
18//公元1847年：洗手就能降低死亡率
19//公元1848年：怪物汤——公共卫生是头等大事
20//公元1854年：霍乱与流行病学
21//公元1867年：孟德尔与遗传性状
22//公元1870年：古代的颅骨外科手术
23//公元1881年：自然发生说与细菌致病理论
24//公元1882年：从瘴气中出现的结核病
25//公元1894年：一桶蛇与一种抗毒素
26//公元1896年：X射线的发现
27//公元1898年：与鼠疫的生死战斗
28//公元1898年：病毒从烟叶和人类身上获取生命支持
29//公元1900年：玛丽·居里的实验室在黑暗中发光
30//公元1901年：输血安全
31//公元1905年：激素与内分泌学
32//公元1907年：“伤寒玛丽”——臭名昭著的厨师
33//公元1909年：埃利希的“灵丹妙药”与化疗
34//公元1922年：控制糖尿病病情
35//公元1929年：弗莱明的脏培养皿带来了青霉素
36//公元1930年：医学残忍的错误
37//公元1939—1955年：挽救了美国总统生命的老鼠药
38//公元1944年：发现DNA
39//公元1945年：污水里的神奇药物
40//公元1945年：用香肠肠衣、洗衣机和果汁罐拯救生命
41//公元1951年：弗兰肯斯坦与心脏仪器
42//公元1967年：布隆伯格与种癌症预防疫苗
43//公元1967年：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44//公元1972年：来自古代中医的抗疟药物
45//公元1978年：世界上个试管婴儿
46//公元1983年：癌症的一级预防与二级预防
47//公元1998年：MMR疫苗与自闭症——发现与学术欺诈
48//公元2011年：人体仿生部件
49//公元2013年：粪便微生物疗法的应用
50//公元2016年：小头畸形与寨卡病毒
后记：弥合传统治疗和生物科学之间的鸿沟
尾注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年表（1901—2021年）
编者序：生死攸关——50种发现里的医学史
在本书编辑工作接近尾声的2021年10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夺去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全球已有超过2亿个确诊病例，而我们仍未知这场抗疫战争将持续多久。正如14世纪被鼠疫（又称“黑死病”，约5000万人死于此病）的恐惧笼罩下的欧洲，当我们处在某种尚未得到有效防治的疾病（通常是传染病）的死亡威胁下时，每个人都惴惴不安：医学何时能治愈并防控这种疾病？
细数人类5000多年的医学史，这种至暗时刻并不鲜见，可以说我们从未停止与疾病和死神的较量。如果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没有顶住政府施加的压力，停止为病人接种天花疫苗，而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也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风险更低的牛痘接种的话，天花这一夺走全球数亿生命的传染病也不可能在1980年被彻底消灭；如果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没有发现死亡率极高的产褥热是通过医护人员未消毒的手传染的（100多年前，医生们在手术前是不洗手的），可能产妇至今还宁愿在家中分娩，也不愿去医院直面死亡；如果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没有确定结核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主要病原菌，进而促使阿尔伯特·卡尔梅特（Albert Calmette）和卡米尔·介兰（Camille Guérin）发明了卡介苗，可能结核病患者还要像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排着队乞求国王触摸自己来获得治疗，甚至会像新英格兰的一种民间疗法那样，挨家挨户去围剿“吸血鬼”并焚烧他们的心脏……
这些我们现代习以为常的治疗方法，每一种在被接受之前都经历了医学家们无数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不少现在人尽皆知的医学常识，在次提出时甚至饱受质疑和抨击，比如上文提到的博伊尔斯顿推行接种天花的疗法。1721年的波士顿天花肆虐，博伊尔斯顿致力于抗击天花，身体力行地推广接种疫苗的方法。尽管当时在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接种疫苗早已司空见惯，但他和同样建议推行接种疗法的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与攻击，政府命令博伊尔斯顿停止给病人接种疫苗，公众舆论把矛头指向了他们，人们甚至把一枚燃烧弹扔进了马瑟家。但博伊尔斯顿战胜了压力和恐惧，为248名病人接种了疫苗，并在隔离期间照料他们，终只有6人死亡，仅占2%。与此同时，天花感染了5889人——超过了当时波士顿人口的一半，844人丧生。幸运的是，博伊尔斯顿的接种疗法获得了一位大使夫人的支持，并提倡在英国推行这个方法。1980年，这种疾病被消灭了。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本书精心筛选了50种人类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疾病研究，从史前人类的医疗痕迹——“冰人奥茨”（Ötzi the Iceman）的刺青和草药袋、有整齐圆孔的头骨，到现代人的医学突破——试管婴儿、癌症预防、3D打印人体仿生部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疾病的医学探索过程都是从死神手中挽救生命的背水一战，也是人类不断了解自己，从而破译生命密码的伟大征程。这些医学研究发现的过程大多漫长得让人备受煎熬，有些长达千年，甚至今日仍悬而未决。作者将医学家们研究过程中难以言说的曲折与艰辛，撷取为一个个凝练的故事，并配以大量震撼人心的珍贵照片与精美画作，让您在极短的时间内纵览人类这5000多年医学史上的“高光时刻”，并从中感受生命的脆弱和伟大。
书中还呈现了医学史上那些令人惊叹又倍感庆幸的承接关系。比如，1632年出生的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发明了显微镜。此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1859年通过更强大的显微镜观察到葡萄酒、啤酒和醋中某些特定的微生物负责正常或是异常的发酵过程。1876年，罗伯特·科赫也通过显微镜观察证明了炭疽（一种对牲畜伤害极大的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巴斯德在1881年发表了他的细菌致病理论，这为医生们提供了解释和控制感染的新方法，让人们逐渐接受了塞麦尔维斯的理论，使得产褥热以及同样情况下导致的感染问题有所改善。同时，巴斯德和科赫的研究成果也让约翰·斯诺（John Snow）早在1854年提出的流行病学的理论（他系统地绘制并追踪了霍乱病例，今天，人们利用这种方法追踪世界各地的流行病）变得更加可信。显微镜的发明还让1898年保尔-路易·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的研究得以实现，当他把一只从老鼠身上取出的跳蚤放在显微镜下时，与鼠疫这一全球性流行病的战役终于初现曙光。
美国总统杰斐逊曾写信赞美发明了牛痘接种技术的詹纳：“你从人类苦难日历中撕掉了那残酷的一页。你应感到欣慰，人类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未来，人们只会从历史书上知道曾经有一种可恶的疾病叫作天花，是你消灭了它！”
人类与疾病的战争不会停息，但凭借人们的智慧、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当下困扰我们的疾病终将只能存在于历史书中。
引言：拯救生命的“发现”
医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虽然尚未发现关于医学史起源的记载，但在文字出现的几千年之前，人类已经能够照顾病人并治疗疾病。苏美尔和埃及的医生试图用他们自己的处方和赶走恶魔的仪式来让病人恢复健康，但这样做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在古代，医学被认为是神授的，且由备受尊敬的权威人士和医生传承下去，通常他们希望病人相信这是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能有效治疗疾病，而不会说这是自己的一个新发现。
什么是发现？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一个完全成形的新思想吗？
还是一种观察始终存在的事物的新方式？对事物的发现必须依赖于对其深刻的了解，就像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一直在思考如何不将金冠融化就能测量出金冠的体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有一天，他洗澡时浴缸中的水溢出来了，他脑中灵光一现，才有了后来著名的阿基米德原理，也就是可以用替代的方法，通过量取等量水的体积而得到所测物体的体积。
这个“尤里卡时刻”的故事流传至今，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新的发现源于偶然和天才之间的碰撞。就如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恰好注意到余光所视的光线闪烁，由此发现了X射线；勒内·雷奈克（René Laennec）因为看见孩子们玩耍而发明了听诊器；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é）梦见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而发现了苯分子的六碳环结构。但尤里卡时刻是在发现了一些无法理解的事件之后，试图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解释，后通过一种新的思维过程来解释所有观察到的事件。
无论是突然的灵感还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验，古代的发现大多经历过被遗忘和被重新发现的过程。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今巴基斯坦）人大力发展卫生设施，他们的工程师对污水的管理比后来的罗马人更好（他们的房子设有室内管道）。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保护人类免受疾病侵害吗？很可惜，大约公元前1800 年，他们的文明被干旱、饥荒和气候变化毁于一旦。而生于1800年的“英国公共卫生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英格兰发展卫生设施——虽然他那时还不知细菌为何物，但他确定这些污水会影响人类健康。那么到底是谁创造了卫生设施？哈拉帕人还是查德威克？
即使文明之间存在某种连续性，历史发现也可能会消失。欧洲的罗马军队外科医生都知道伤口消毒、器械消毒以及血管缝合，也知道适当的废水管理、通风和防蚊措施对预防疾病的益处。但随着罗马帝国的陨落，这些医学知识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欧洲在医学和其他领域都形成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体系，进而演变成了一种文明。
新的发现所造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血液在人体内循环，而早在300年前的大马士革，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在1242年也有同样的发现（有趣的是威廉·哈维并不知道伊本·纳菲斯），所以这到底是谁的新发现？但是哈维的发现对现代医学影响更大，因为他是在科学新兴的17世纪的欧洲提出的这一发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对观察自然现象和设计实验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很快在哈维新发现的基础上将其推向前进，因此这一发现并没有被遗忘。
相比之下，许多新发现由于不符合当时的理论而被人们忽略和拒绝。1881年，古巴医生卡洛斯·芬莱（Carlos Finlay）发现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但是直到20年后才有人相信他。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看了芬莱的论文，并重复了他的研究——虽然他提到了芬莱的研究，但是人们还是将他作为蚊媒疾病的发现者。同样，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青霉素、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发现了遗传规律，但是他们的发现在当时一直被忽视，直到后来的学者认识到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因为坚持认为产褥热是通过医生不卫生的手而传播，几乎被排斥为异类，如今，医生们都已戴上了手套。
人们对新的发现持怀疑态度是自然的，毕竟医学是一门生死攸关的学科，让人们抛弃历史悠久的治疗方法和理论去支持新的见解是存在风险的。例如，我们很难判断新的癌症治疗方法是否比现有的方法更有效。
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时代，所有医生都确信疾病是四种体液的不平衡所致——包括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而治疗疾病的方法则是通过使病人出血、呕吐和排便来消耗过量的体液。当华盛顿呼吸困难时，他年轻的医生原本想尝试气管切开术，打开他的气管，但传统观点占了上风，因此，华盛顿后几乎被放了一半的血液。有时候，发现不起作用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在本书中就记录了不止一个失败的发现。
另一方面，与那些乐于分享学习和思考心得的同事合作是一件趣事。像波斯的荣迪沙帕尔和意大利的萨莱诺这样的学习中心，通过充当才智孵化器来鼓励人们去发现；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保护并翻译了古希腊的知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在19世纪，科学家们争先恐后地发现新事物，都希望自己是早的发现者，比如法国的路易斯·巴斯德实验室和德国的罗伯特·科赫实验室就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有人说，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一个新发现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因此，在20世纪，我们编制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来标准化精神病学用语，以便进行研究（DSM是一份947页的共识文件）。遗憾的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没有出现以下诊断方法：生物标志物、突变以及影像技术，比如X射线、磁共振成像（MRI）或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因此，DSM用于治疗精神失常近1个世纪之后，可能终会像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盐、硫和汞理论一样，被淘汰进历史的垃圾箱。另一方面，帕拉塞尔苏斯也率先提出了疾病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这一观点后来演变成疾病微生物理论。
11.公元1721年：抗击天花
1721年，波士顿群情鼎沸。11月的一个黎明前，有人把一枚燃烧弹扔进了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家，它没有爆炸，因此可以读到附带的纸条上的话：“该死的，我会用这个给你接种，让你染上天花。”人们不信任马瑟，作为一个年轻的巫术专家，他影响了1692年塞勒姆灭巫事件。有20人被当成巫师被处决，主要是因为“幽灵证据”——指控者们“看见”他们施邪术，而别人看不见。马瑟支持使用幽灵证据，但终被法院裁定为不予受理。审判和处决结束后，陪审员和法官为不公正的行为道歉了，但马瑟则没有。30年过去了，一些人认为他的的事业是另一个危险的非理性妄想。
城镇里天花肆虐。上了年纪的居民在之前的流行病中幸存下来，许多人留下了伤疤：那些没有死于天花的人往往会毁容、失明或终身残疾。为了在这场新流行病中挽救生命，马瑟敦促波士顿的医生给儿童和其他易感染者接种。接种是一种故意感染的治疗形式，给病人以更温和（生存能力更强）的疾病形式。马瑟初是从他的奴隶阿尼西母（Onesimus）那儿得知这种方法的，阿尼西母小时候在非洲接种过疫苗，之后马瑟又从一本期刊中了解到了同样的事情。
在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接种疫苗早已司空见惯。这样做风险很大——接种会使人生病，大约2%的人会死亡。但自然患上天花的死亡率约为30%，人们知道，即使是轻微的天花病例，其幸存者也能终身免疫。当疫情肆虐时，接种疫苗可能比寄希望于避免感染更安全。因此，在苏丹，健康孩子的母亲会向已感染孩子的母亲“购买天花”，她们为每个脓疱讨价还价，将病菌抹在一块布上，把布绑在孩子的胳膊上。在波士顿，只有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愿意尝试这种手术——他异常大胆，1718年他在美国进行了次有记录的乳房切除术。他技术娴熟，病人在手术中幸存了下来。他对非欧洲的思想持开放态度，对美洲土著医学抱有真正的尊重。他致力于抗击天花，自己差点为此丧生，他妻子的家人也大多死于天花。像马瑟一样，他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们在这场新流行病中的命运。
博伊尔斯顿的接种遭到了他的同事们特别是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的强烈反对，因为道格拉斯想研究天花在波士顿人群中的自然发展过程。政府命令博伊尔斯顿停止给病人接种疫苗，公众舆论把矛头指向了他和马瑟。在一篇讽刺性的社论中，道格拉斯声称接种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一种“减少东部印第安人”的方式——这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天花是由白人定居者偶然（有时是故意）引入的，美洲土著已经因此失去了90%～95%的人口。
由于这场公开的争论，博伊尔斯顿陷入了对人身安全的恐惧中。但他为248名病人接
种了疫苗，并在隔离期间照料他们，终只有6人死亡，仅占2%。与此同时，天花感染了5889人——超过了当时波士顿人口的一半，844人丧生。这种流行病也在伦敦肆虐，马瑟和博伊尔斯顿主张在殖民地进行疫苗接种，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也提倡在英国推行这个方法。作为一位大使的妻子，玛丽夫人曾在土耳其亲眼见过这一做法，她公开了自己4岁女儿的疫苗接种情况，并说服她的朋友卡罗琳（Caroline）公主让两位皇室公主接种疫苗。
玛丽夫人的举措减轻了政府对博伊尔斯顿的压力，当危机过去后，他被视为医学英雄，应邀到英国皇家学会演讲，并被敦促发表一份相关报告。博伊尔斯顿推测，如果波士顿当局强制接种而不是禁止接种，那么将有726条生命得到挽救。博伊尔斯顿的比较统计分析结果使他再次成为医学先驱，即便不是人，他也是首批用这种方式评估医疗干预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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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消灭天花
爱德华·詹纳被认为是发现天花疫苗的功臣，但他的突破仅仅是长期对抗一种可怕疾病的一次胜利，就像古往今来大多数成功的科学家一样，他的成果建立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础之上。詹纳知道接种疫苗这个方法，但因为2%的致死率和接种过程中被感染的风险，所以接种仍然存在争议。但他注意到，牛痘这种危险性更小的疾病，也让其幸存者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因此，他在1798年尝试了一种风险较低的接种方法——用牛痘脓液接种。实验证明，他接种的病人确实对天花有免疫力，这个过程被称为“接种疫苗”，源自拉丁语vacca，意为“奶牛”。詹纳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终使人们接受了他的相对安全的疫苗。
在接下来的2个世纪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和其他策略中断了古老的天花感染链。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仍有5000人感染天花。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免疫运动，1980年，这种疾病被消灭了，这一病毒只能存活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中。那么，后的天花病毒标本应该销毁吗？
皇家天花疗法
天花是一种机会均等的灾害，富人和穷人有同样的感染概率，而皇室试图治愈天花的方式和其他人一样是错误的。以红色疗法为例，法国的查理五世（Charles V）染上天花后，穿上了红色的衣服；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患上此病后，被裹在一条红色的毯子里。然而这有什么用呢？
由于没有治愈天花的方法，预防成了好的选择。国王和其他人一样，都会尽可能快地离开天花肆虐的城镇。他们实施隔离措施以防止疾病蔓延，但这些并不总是见效。如果国王家庭中已经有人感染，而且症状还不明显呢？如果有人送了一份被天花病毒污染的礼物呢？
在中国，尽管采取了隔离措施，清军入关后的首位皇帝顺治仍然在1661年死于天花。他的儿子康熙虽然在患病后伤痕累累，但还是活了下来，他当上皇帝的部分原因是他痛苦地获得了免疫力，并规定皇族成员必须强制接种。据当时的资料描述，给儿童接种有三种措施：将一块浸有痘脓的棉花放入健康儿童的鼻孔、让健康儿童吸入干燥的粉状痘痂、让健康儿童穿上已感染儿童的衣服。
被感染的毯子与细菌战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1492年偶然发现了美洲，到了16世纪，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把致命的疾病——斑疹伤寒、流感、白喉、麻疹，糟糕的是天花，传染给了没有天然免疫力的美洲人民。流行病几乎席卷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导致人口死亡的比例超过了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此后，文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起初这可能是偶然的，但后来至少有一些是蓄意的细菌战，这些事件至今仍被人们铭记。
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勋爵在1763年批准了分发受病毒污染的毯子，但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前也有其他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整个美洲，一个又一个部落流传着蓄意感染的故事，通常是通过毯子。印加人说，1493年西班牙人送给他们一个神秘的盒子。
有毒的礼物这一概念由来已久，有毒的斗篷、衬衫、小盒子和受病毒污染（天花就是一种已知的污染物）的衣服出现在希腊神话、亚瑟王传说、印度教故事和童话故事中。在印度，有一种接种方法是将健康儿童裹在感染者的毯子里，希望他们能感染上温和版本的病毒并存活下来。詹纳在羽毛笔中储存脓液，以备日后使用。如果人类有实施种族灭绝的阴谋，天花就是完美的武器。
16.公元1828年：切除结石的漫长过程
虽然53岁的斯蒂芬·波拉德（Stephen Pollard）身体仍然硬朗，但他还是得前往伦敦，让一位著名外科医生的侄子取出他的膀胱结石。截石术（也叫取石术）可能会导致病人死亡或不育，不过，波拉德已经有了6个孩子，而且当时的技术创新已经让这一手术的死亡率从大约30%降低至不到10%，病人通常不到3个月就能痊愈。不幸的是，波拉德死于手术。当他的外科医生因医疗事故被公开指控，他还成了诽谤诉讼的主体。
波拉德当然不是个被结石折磨的人，此前，人们在一具埋葬于公元前4800年的埃及木乃伊的骨盆中发现了一枚结石。小的矿物质沉积物可以在肾脏中形成，脱落，并在排尿时刮伤尿道内部，这些沉积物一部分能顺利通过，另一部分则会导致病人因疼痛而无法静坐，尿血就是一种不好的征兆。
古人会避免进行手术。在美索不达米亚，医生的方法是吞下黑色的硝石、鸵鸟的蛋壳、松节油和母驴的性器官来溶解结石。在印度，医生妙闻会按摩病人的会阴（肛门和尿道周围的区域）并用掺入药物的牛奶、酥油（澄清黄油）和碱来治疗他们的膀胱。为了防止复发，他还提倡素食。妙闻的方法是有效的：碱可以溶解结石，黄油充当润滑剂可以使结石滑出，而素食能减少结石的形成。他建议，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手术。
《希波克拉底誓词》（Hippocratic Oath）禁用截石术：“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这是什么意思？内科医生应该把手术留给外科医生，是因为外科医生更有资格吗？还是只有声名狼藉如外科医生这样的“专家”才会堕落到去做切除结石的手术？据说游医到了一个小镇之后会尽可能多地收取手术费用，直到愤怒的死者家属把他们赶出去。
但也许希波克拉底自己也尝试过截石术，他曾描写过自己把手伸进膀胱却无法“找到那块石头”的心碎经历。波拉德的外科医生布兰斯比·库珀（Bransby Cooper）就是这样。波拉德被绑住，躺在一群医学院学生面前，库珀做了一个切口，用钳子摸索着，接着用刀扩大开口……他试了一个又一个工具。“他的会阴很深。”他大声说道，“我的手指够不到膀胱……噢，天啊！噢，天啊！”波拉德哀求他停下来。一次典型的截石术只需要不到5分钟，但库珀挣扎了近1个小时，然后得意扬扬地把结石取了出来。波拉德“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但几小时后又振作起来，还被用了水蛭吸血”，第2天他就死了。
千百年来，结石手术由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不断改进。解剖学家兼外科医生威廉·切泽尔登（William Cheselden）就改进了许多，包括使用一种带槽的空心棍来引导抓钳。切泽尔登可以在1分钟内完成一场截石术，术后存活率很高，但他的发明并非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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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赶走一个不称职的外科医生
可怜的布兰斯比·库珀，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手术失败已经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一个叫托马斯·韦克利（Thomas Wakley）的激进的讨厌鬼还在一旁看着。韦克利曾接受过外科医生的培训，但与一群激进的记者和政治家结交后，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1823年，他创办了《柳叶刀》（The Lancet），这本周刊致力于抨击医疗机构的所有弱点，倡导循证医学13。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韦克利就对医生们的表现进行了评估。《柳叶刀》的每一期都刊载了来自不同医院的著名手术。他对波拉德案的报道轰动一时，以致库珀以诽谤罪起诉了他并要求2000英镑的赔偿。事实显而易见，手术真的持续了55分钟，病人也真的离世了——他的会阴并不深，并且无论库珀是否承认他的地位是由于裙带关系，他的确是治疗乔治国王（King George）头皮的外科医生的侄子。陪审团裁定库珀胜诉，但损害赔偿只有100英镑。韦克利支付了400英镑的律师费，把辩护基金剩下的钱捐给了波拉德的遗孀和孩子们，并继续监督医疗行业。
体外冲击波碎石术：一种微创解决方案？
20世纪后期，肾结石患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虽然患者无须再经受无麻醉的痛苦，但我们仍然应该避免进行手术，可以转而采用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体外冲击波碎石术（ESWL）。脉冲从体外的能量源发出，通过患者的软组织将结石粉碎。这似乎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在希腊语中，lithotripsy（碎石术）一词意味着“粉碎石头”，如果结石能被打碎，从而更容易通过尿道排出，就不需要手术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出现了。例如，ESWL可能会在尿道中留下结石碎片。大多数患者没有任何并发症，但约1/5的患者在残留碎石的部位会出现新的结石，因此定期复查非常重要。如果ESWL失败，则更难采用经皮肾镜技术（PCNL，一种通过皮肤穿刺去除肾结石的手术）治疗患者。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切除结石可能比其他方法更安全、更有效。
17.公元1846年：笑气——让手术不再可怕
手术会让人疼痛，如果没有有效的疼痛控制手段，病人可能连极小的手术都想避免。终，当他们必须手术时，会被壮汉们按在手术台上。试问，当看到外科医生手中的刀，谁能忍住不害怕到跳起来呢？医学院的学生大多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些病人挣脱了控制，抓起刀子，攻击他们的外科医生，然后流着血逃离了手术室。
当然，医生们总是试图减轻病人的疼痛。古埃及人会通过压迫动脉引起暂时性麻木，尤其是四肢。希腊人和罗马人则会把风茄（曼德拉草）、颠茄和类似的药物浸泡在酒里。在中世纪，人们会把一种用鸦片和某些能减缓心率的药物浸泡过的催眠海绵放在病人的鼻孔里，这种方法有时会奏效，有时则会导致病人死亡。帕拉塞尔苏斯曾使用浸泡过鸦片的药酒，这成了之后300年间的标准麻醉方法。
但外科医生仍然必须快速手术。英国外科医生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被称为“伦敦西区快的刀”，他可以在3分钟内截下一条腿，但如此快的速度却要以精准度为代价。有一次，他把一个助手的手指连同病人的腿一起砍掉了，因为手术太过血腥，一名围观者受惊吓而死，术后，这位病人不幸身亡，他的助手也死于坏疽。
19世纪出现了新的可能性。1772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首次合成了一氧化二氮（笑气）；1799年，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爵士将这一气体介绍给了英国公众。这是一种多么棒的气体啊！虽然戴维认为笑气或许可以减轻手术的痛苦，但它初是作为一种娱乐性药物被发现的。人们做了多场演示，邀请志愿者上台吸入这种气体，并在公共场合做出愚蠢的行为。和“乙醚狂欢”聚会一样，笑气派对也变得流行起来。
在康涅狄格州举行的一次笑气演示中，牙医霍勒斯·韦尔斯（Horace Wells）看到一个志愿者被家具割破了胫部，他自己却没有感觉。第二天，韦尔斯自己试着吸入笑气，然后拔牙。实验成功了，于是，无痛牙科成了他的一个特色7。1845年，他在麻省总医院做了一次示范，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却仍在呻吟，观众对着韦尔斯大喊：“骗子！”
但是麻醉术的发明是不可避免的。1846年，牙科医生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和化学家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Jackson）发表了他们在手术中成功使用乙醚的文章。1847年，詹姆斯·扬·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在分娩手术中使用了氯仿进行麻醉。但是这一点仍然存在争议——虽然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在生产第8胎时也用了氯仿麻醉。但截至1863年，至少有123人因这一方法死亡。
因麻醉死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卫生条件差，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剂量过大。在当时的费城，托马斯·米特（Thomas Mütter）就一直在努力控制使用乙醚的浓度，剂量甚至会受温度的影响。1854年，他的学生爱德华·鲁宾逊·斯奎布（Edward Robinson Squibb）完善了一种能“用蒸汽均匀输送乙醚”的装置，接着又设计出了一个“乙醚面罩”来防止医生意外吸入。
可吸入或注射的麻醉剂能改变手术。由于手术压力小，外科医生能做的不仅仅是截肢和去除外部赘生物。今天，麻醉师是外科手术团队的重要成员，复杂的手术可能持续数小时。只有在研发了可靠的麻醉剂之后，脑外科手术、器官移植和其他能挽救生命的手术才成为可能。
延伸阅读
迷幻蘑菇
笑气并不是人们发现的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的个物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发现过一些类似的物质（通常是植物），可以改变他们的情绪和对现实的感知。例如，蘑菇不仅因能治愈疾病而知名，还能改变人们的意识状态，既能让人镇静（因灵芝有镇静效果，中医认为其十分珍贵），也能让人兴奋。
许多文化都会将神圣的蘑菇用作宗教致幻剂（entheogen）——在英语中，这个词指一种“产生内在的神性”的物质。早在公元前4500年，埃及人就在墙壁和象形文字中描绘了蘑菇和其他真菌，还把庙宇的柱子建成巨大的蘑菇形状。在16世纪的墨西哥，西班牙殖民者试图根除纳瓦特尔文化的宗教和疗养仪式中将蘑菇用作宗教致幻剂的用法，但在遥远的墨西哥高原上，诸多仪式和萨满教活动中仍在使用蘑菇。20世纪50年代，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曾用含有裸盖菇素（此物质能让人改变意识状态）的蘑菇做实验。两人因此失去了哈佛的教职，结果却成了反主流文化的英雄。此后，裸盖菇素被认定为非法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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