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典范之作）

作者卡尔·曼海姆既是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兼代表人物。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典范之作，这本书把概念融入历史，不仅是对现代政治中富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即保守主义的深刻剖析，也丰富了我们对19世纪早期德国思想与社会的认识。

《保守主义》是卡尔·曼海姆1925年提交给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资格论文。在这部严谨的著作里，曼海姆以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德国思想为典型，对现代政治中富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即保守主义，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本书把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从思想方式、与时代的关联性、与自由主义的对立与互补等方面，分析了19世纪早期德国保守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这部知识社会学的典范之作不仅提供了关于保守主义的概念性知识，而且丰富了我们对这个时期德国思想与社会的认识。

卡尔·曼海姆
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知识社会学的创始者。在意识形态分析和对20世纪早期时代精神的把握中，把马克思、韦伯与胡塞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创立了当代社会学的重要分支——知识社会学。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知识社会学问题》《历史主义》《保守主义》等。

致 谢
英文版导言
部分 一般问题
第二部分 保守主义：概念和本质
第三部分 德国早期保守主义
参考文献
英译本说明
索 引
译后记

英文版导言
科学史家托马斯?Ｓ．库恩认为，范例经验研究比纯粹理论反思更能决定性地影响科学的新发展。如果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和《思想的结构》代表卡尔?曼海姆重要的理论探索，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论文则广泛被视为严格的经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完全满意于曼海姆试图探索他帮助创始的那门学科的理论预设和涵义，他们仍然认为曼海姆的保守主义研究对那项揭示复杂理智结构的社会根源的科学事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篇产生这种影响的文章，顶多反映了曼海姆 １９２５ 年在海德堡提交《大学授课资格论文》工作的一半。当《保守主义思想》两年后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档案》上发表时，原稿中远不止一半的内容被略去了。曼海姆生前在准备该文的英文版本时又试图将手稿的另外部分也加进去，这表明他不断看重更多的内容。和许多别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因其过早辞世而中断，只好由其继承者来完成。直到近才发现的文章全文，澄清了曼海姆的保守主义研究和他的其他成就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曼海姆是出于何种考虑才沿着社会学探索与哲学反思这两条线前进的。他已尽可能使社会学探索在经验上可靠；而哲学反思则从理论上探究这样一类主张，如认为知识社会学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法（ｏｒｇａｎｏｎ）”。
删节后发表的版本揭示了这门复杂研究的一个方面，这很可能正是曼海姆所希望的。正如过去用英文和德文发表论文时显示的那样，它很自然地被看成是对作为某种政治信念类型的形成与发展之基础的社会因素的经验研究。而且，由此概括出的研究模式，此后作了相当程度的精致化，既涉及描述尚待解释的类型的方式，又涉及针对有关的社会学非难所作的说明与证实。但正如书中所示，它也表明了曼海姆对政治知识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对信念的关注，以及他的一个从未泯灭的希望：科学探究的模式可以达到这类知识而不必为证据或公正牺牲掉科学激情。因发现这个复杂的文本而使新的解读成为可能，这不是要证伪已经公认的诠释，而是要认识另一个更有问题也更具哲学雄心的方面，揭示那种使曼海姆把自己交给韦伯宣扬的科学苦行主义的焦虑。

曼海姆的经验转向
曼海姆的保守主义思想研究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观念：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别以及那些争夺历史科学领地的影响的方法，都在１９世纪德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拥有自己的历史先驱。他对此所作的分析分三个阶段进行：阶段基于观念的社会历史，第二阶段基于一个形态学阐释，第三阶段是文本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历史结合。
首先，曼海姆试图说明政治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文化类型于１８和１９世纪在人类经验的精神序列中取得的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以保守主义政治观念为中心的世界观是如何取得主导地位的。在解决世界观组织中重要的政治信念冲突时，曼海姆改变了他早先在反思艺术史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具理想化色彩的理论，增加了对冲突和结构变化的考虑。对新的意识形态世界的解释，以及对保守主义在其中的地位的解释，强调国家的形成和全面的理性化这种双重过程的效果。保守主义从社会角色（和一些观察者）中的传统主义的心理态度结晶而来，这些人觉得新发展是有害的，却又不能将其忽略或以秘密的、个人的方式对其做出简单反应。意识形态替代了赋予经验世界以意义的传统的和宗教的方法，构成了与新近才理性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相适应的定位方式。根据曼海姆初的解释，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思考“人与社会”的方法出现的，它重视某些被理性化毁坏了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但又通过一个有效性标准为新近才政治化和理性化的世界提供了实践的方向。因此，它显然和它的对手一样也属于新时代。
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第二种刻画，试图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的和变化着的表现形式共有的一种内在结构做出说明。曼海姆强调，这样一种“形态学”不得将他自己所谓的“思想的风格”与理论体系或政治纲领中的任一个相混淆。进行结构分析需要一种能适合这种特殊类型客体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保守主义思想对待人类经验的典型的形成（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态度，因为它存在于一切详尽的理论阐释之先，根植于具体经验和特殊场合，是一种对时间连续性的特殊感觉。然后在更加理论性的层次上，保守主义思想反对构造任何自认为受控于理性化普遍模式的对人类关系的建构，诸如在有关自然法的启蒙主义学说中可以发现的那样。尽管曼海姆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财产与自由的概念作了简要比较，他对保守主义的政治信条的兴趣，远不如对他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风格”所固有的题材要点和思想方法的兴趣浓厚。
在第三个也是雄心勃勃的层次，曼海姆考察了保守主义的发展史，以图对其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和变异做出区分，并从经验上表明在前两个阶段中揭示出的社会学和形态学特征，如何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历史的类型与运动。在一个导言性的概述中，曼海姆规划了这个发展的八个阶段，但他只详细地写出了两个。在这两个中相比更为完备的那一部分里，他引用尤斯图斯?默泽和亚当?米勒的作品来代表一种保守主义，其关于“财产”的政治观点敌视官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国家，影响了新出现的后启蒙主义知识阶层的浪漫主义思想。第二个历史分析讲的是历史法学的杰出代表萨维尼。他的著作被认为体现着拥有贵族联系的官方由以反对构造普遍准则或普遍权利的那种严正性。曼海姆的分析很巧妙，既没有观念的还原主义，也没有武断的社会学驳难，使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他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著作是其杰出的成就，是对政治信念的社会学系谱进行经验研究的范式。

《保守主义》的形式、状况和内容，都证实了他[曼海姆]的事业的严肃性和艰巨性。
——本书英文版导言

部分　一般问题
1.问题的提出
我们希望在一开始就阐明本质的问题：我们下面将要进行的研究是要表明，思想与存在在一定的历史领域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思想与认识，而是确定的生活空间中的确定的思想与认识。本著作具有明确主题，那就是要确立如下事实：１９ 纪的前半期，在德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作“早期保守主义”的具有内聚力的思想潮流，这种思想潮流为特定的社会阶层所代表，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思想潮流的构造，并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其社会学起源。
眼下的专题研究的任务也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就是要通过现象学描述和类型学分类说明这种独特的构成，并确立这种思想潮流的物质性的社会学根基。但是为了给正确理解下面的专题研究作好准备，说明一下我们在研究更为一般的问题时的立场是这个导言的分内之事。

2．德国保守主义与历史问题
　　一切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研究的中心问题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思想和认知是其中的一方，存在则是另一方。哲学原理和思想史所研究的，是思想中可以被称作内在性的东西，而不是思想史各自的历史社会学起源。知识社会学却有完全不同的任务，它要追溯收集起来的思想素材所由以产生的历史 社会学格局，在总体进程的基础上理解它们的形成。
　思想和认知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且在转向我们这里关心的思想的社会学问题之前，我们至少应该指出哲学所探究的与思想相关的课题、思想史和社会学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哲学与思想史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始于一个假设，即思想的产物总是可以与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起源相分离，因此它们的研究计划也总是从内在实体的水平出发，独立于它们的起源。当哲学原理研究这些独立的内在实体的结构和内容以获得它们的根据和有效性时，思想史则企图对时间发展的交互关系进行历史的重建，但是又独立于具体事件的后果。（例如，一组思想从另一组思想中的逐步展开，或者它们的一同出现。）虽然就一般而言这两门学科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没有考虑到总体的社会 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作为单个的理论构建的历史发祥地隐藏在它们的后面。
　　但正是这种被哲学和思想史忽视了的思想以及思想的形式从总体社会 历史进程中的起源，被知识社会学纳入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为社会学家在研究思想的背景时的兴趣焦点与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兴趣焦点是如此地迥然不同，所以对诸如一个认识如何终与另一个认识相联系这一类的纯粹哲学问题，我们在此不必费心。在这一点上只需说明，人们赋予发生学论断的体系意义一般来说取决于人们据以接近这个悖论的特殊哲学观。这后一个结论，即使在牵涉到社会 发生学认识的哲学意义时也可能被证明是完全消极的，对目前的研究也可以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即使为彻底的体系哲学的态度都不能将关于理智实体的社会起源问题当作一个纯粹的经验问题而否认其合法性。目前的研究工作精力全都集中在这种事实问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ｃｔ）上。
思想与认知的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之间的第二个本质区别是，哲学倾向于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特别是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经验科学，不允许接受这么一个假设而自束手脚。对它来说，这些问题是纯粹的经验问题。如果经验的探究表明思想的形式随着历史和社会的进程在发生变化，知识社会学就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经验科学的发现。尽管哲学的假设在原则上并不会因此而损害经验的专门科学的研究，情况仍然是这样的，那就是：关于理性形式规定性的同一性和无时间性的哲学学科，并不会阻碍关于思想形式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在关于无时间性的理性的哲学王国里，对这类问题很反感，这种反感使它不可能提出思想形式在总体社会进程中的植根性问题。
但是，因为这种障碍在意识和无意识之中的作用，我们迄今一直未能深入研究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即历史和政治思想方式的性质。在这个领域，清楚不过的是，知识的客体既是由日常经验构成的，也是由带着随历史变化并因社会不同而不同的范畴机制的政治文化科学构成的，而且，它们提出的问题和关注的客体都与它们所由以产生的特殊历史与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自从李凯尔特在哲学和方法论层面上确立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科学的区别以来，有许多人努力从不同的侧面去巩固和加深这种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并不只是在方法论研究和科学理论体系的层面上才显得重要，它还是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和体系研究几乎是同时上的路。
像在哲学研究中那样，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科学的历史是如何可能的、现代历史学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还有我们在多长时间里拥有（或者，至少将其视作一个问题）“自然”和“历史”的对立。
这种更为一般的关怀将我们带回到了我们的特殊问题上来。因为我们很想却无法弄清自然和历史之间区分的由来，而这对当前的思想状况有很大影响。在历史考察中，我们被引到了这么一个时刻，在这里对立的东西次得到了激进的表述和彰显，即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在寻找这种对立的开端时，姑且不论维柯和赫尔德，有人回到了法国传统主义，而另一些人回到了伯克，然后又回到了德国浪漫主义、历史学派，不一而足——简而言之，回到了构成我们当前研究主题的历史人物与格局。
起初，我们的研究也只是集中在思想史方面。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对自然与历史对立的内在理智起源作细密的考察，而是自问：这种对立是从什么样的社会学总格局中产生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加剧这种对立及其逐步展开？这时它便显示出了我们的研究作为思想社会学的明显特征。为什么这种研究途径恰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出现？或者至少，这种对立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获得了自己的现代特征？还有，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主义”的那种形式为什么恰恰在德国出现？
一旦确立了这种方式，类似的追问就将起初的思想史问题变成了思想社会学问题。随着对上述问题强调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其意义方面的相应变化。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将自己展示为更为激进的对立的前哨，这种对立根植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间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方式。
当我们停止在思想的纯粹内在问题序列中考量思想史和世界观所出现的这种区别时；当我们追问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势下产生的，从而将视野扩展到思想社会学的方向时；尤其是，当我们在可能和适当的范围内，在各种活跃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的基础上，开始理解思想风格和世界观中的区别时；整个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另一种模样。
这种研究不再关心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可能在知识问题的历史中产生。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那种由各种社会力量所致的两种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形成于 １９ 世纪初，与对法国大革命的具体的政治和哲学反思直接相关。
如果社会学的步是要将社会与政治的分裂确立为精神潮流中可观测的区别的源泉，那么下一步任务则是联系社会的一般进程来考察这种差异随后的命运并综合两种思想风格。如果社会与政治格局在两种思想模式初的分裂中所起的基本作用是很清楚的，那么至少有一点是可能的，即社会学将同样继续在实现它们的综合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假设只不过是一种可能，因为一方面，一种确定的社会学状况是否仅仅在新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一旦产生就会根据其内在逻辑完全对立于社会进程往前发展——的滥觞之处才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进程是不是在与物质的社会学背景的不断接触中展开的，始终是一个只能通过一个个的事件经验地加以决定的问题。对我们而言，第二种可能更合适。不仅仅是“历史思想”被保守主义的社会因素用来反对“一般化”、“自然法”和“革命”思想，而且，角色的区分也继续在更远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有例外，后面将详细讨论）。这种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在这个时期，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机体经历了重要的重建。只是到了这个时刻，精神领域也才呈现出了新的格局，对这种格局进行研究，为知识社会学确立了一项全新的任务。
可以将我们的论点简单地归结为：１９ 世纪上半叶，在德国，相应于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分化，出现了一种思想风格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继续存在并有各种各样的调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如今盛行于方法论领域的自然科学思想和历史思想之间的区别有一种发展的理解。
我们试图考究其全部复杂性的问题，正是这样出现在原始大纲中的。但是，对这些事项进行细致的考察，需要我们在为研究的目的点明问题和具体进行历史 社会学研究中做出许多区分。只要知识社会学还将自己限制在形式化了的发现里，它就不能研究现实世界中非常复杂的关系之网，“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张网发生的；而且，只要这种相互联系还局限在先验图式种类里，它的发现就不可能被提升到能够得出权威结论的科学辩论的水平。详尽的研究是必要的，应该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将日益改进和修正论文初的观点，并使其在形式上越来越复杂。但是，如果我们并不一开始就摆出这种临时的简单化了的形式，那只能是因为，为了避免在具体事实的旋涡中迷失自己，我们应该像坚持研究的主调（ｌｅｔｉｍｏｔｉｆ）一样坚持这样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