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208260
- 日本现代汉学研究广受赞誉的经典之作
- 异族统治下，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
- 政权更迭中，仕途和忠诚将如何抉择
【特色卖点】
- 深刻揭示知识分子的仕途逻辑。
- 讲述汉族知识分子如何融入异族政权的崎岖历程
- 首次对金元时期华北士人的生存状态做出细致梳理。
本书主要考察的是金元时代，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的汉族知识界的整体氛围与环境。宋金元三朝政权的更迭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接受儒学的速度都导致了华北士人群体的仕途变得格外坎坷。在多种异质文化相碰撞时，一直抱有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必须要在新的形式下调整心态，重整目标，融入社会。与此同时，为了稳固统治，笼络知识分子以维持政权，异族统治者也面临着一项将儒士招为己用的艰巨任务。然而，只要统治者没有放弃科举晋升之路，知识分子总归会对考取功名保有厚望并因此而依附于朝廷，社会也会因此趋于稳定。
本书具体考察了这个时段华北的科举情况，对当时北方士人的仕途做出了总结，即在南方士人层作为南方社会领导层的地方形成的同时，北方则形成了其独有的“另一种士人层”。
【目录】
总序（近藤一成）
绪 论…………………………………………………………………001
部 女真统治下的科举与社会
章 金代地方精英的经历……………………………………037
第二章 金初华北科举与士人层……………………………………057
第三章 从科举与学校政策的变迁看金代士人层…………………085
第四章 从杨业到元好问……………………………………………129
第五章 金代华北地方社会中女真人的定位与“女真儒士”……159
第六章 金代华北科举的应举人数…………………………………192
第七章 金代地方吏员的中央升迁…………………………………206
第二部 蒙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
第八章 蒙元统治下的忻州定襄县及其地方精英群体的变化……225
第九章 蒙元时代华北地区官吏出仕倾向的变化…………………264
第十章 作为新设出仕途径的科举制度…………………………357
第十一章 蒙元统治下的华北地区应举人数……………………383
第十二章 蒙元时代华北社会中士人的地位……………………396
第十三章 稷山段氏的金元时代……………………………………414
第十四章 《运使复斋郭公言行录》的编纂与某蒙元时代吏员出身官僚的形象………………………………………………440
第十五章 北方民族的儒学研习及其诱因………………………474
结 论…………………………………………………………………501
绪 论
“落后”的烙印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年），在当时政治混乱和王朝交替的动荡中游走于各地，寻求改善世道的途径。他的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日知录》，集他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尖锐批判与提议之大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知录》卷十七中，收录有一篇题为《北卷》的著名议论，指出了明代科举中应举者的地域差别：
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兵革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王槐野《与郑少潭提学书》言：“关中士不读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鉴诸书。”当嘉靖之时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善骄骄”之叹。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尝建言：“河北、陕西、河东士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其亦汉人之意也与。
顾炎武这段论述的背景，正是此文开篇所提到的明代科举中特有的“南北卷”制度。
自明初开始，从科举考试的进士及第人数看，“南人”便明显比“北人”占优势，而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的会试，竟至及第者五十二人全部为“南人”的地步。所谓“南人”，大致是指出生于12—13世纪处于南宋统治下的地区（现浙江、江西、江苏、福建，以及四川、湖北、湖南、广东诸省）之人，而与之相对的“北人”，则是指出生于同时代女真所建金国统治下的地区（现河北、山东、山西、陕西诸省）之人。这也就是说，科举制度虽然秉持给予人人平等的出仕机会之原则，实际上却在考试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南北地区之间的悬殊；而也正是因此，这一“南北榜”事件促使朝廷开始讨论扭转南北地域差别现象的举措，制定“南北卷”便是这场讨论的结果。该制度根据出生地区，将应试者分为三部分（“北卷”施行于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中卷”施行于长江以北的南直隶、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而“南卷”则施行于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诸省），分别设置合格名额。从结果来说，这一制度相当于将一定的出仕机会分配给了北人。
有研究指出，南北卷制度出现的背景，不单单是纯粹的扭转地域差别的尝试，更交织着各种政治意图。但无论如何，自此之后，有明一朝“出生于学术上较为落后地区的北人，受到制度的特别照顾，以此获得科举合格机会”的构想一直存续。而这却又势必导致包括顾炎武在内的“南人”应举者们的强烈不满，成为另一亟须改革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顾炎武写下这篇《北卷》，除了痛陈北人学术素养之欠缺和批判这一社会现状，更进一步考察了历史背景，将“落后”之背景追溯至两汉及北宋时代，指出北人本就是不适合科举应试之人，因而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北人任官这一途径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个提议几乎否定了科举制度的根源，借此强调根本性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当然，顾炎武本人是出生于江苏昆山的南人，对北人存有的偏见或不满情绪很可能影响了他的观点本身，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常年与北人交游，晚年更隐居于陕西华阴，他对于北方学术氛围的丰富体验，也为他的议论增加了一定的客观性。而事实上，北方人在科举制度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形象，在后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证明。
顾炎武逝世约两百年后出生的桑原骘藏，在他的论文《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中，率先对所谓“南北问题”，即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历史上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以及人口分布差别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将宋代以来科举考试中的及第人数作为文化优越性的指标，以详尽具体的数字为根据，指出了南方学子在进士及第人数上占优势的事实，极具说服力地揭示了南方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他同时还指出，宋代以来的著名学者中，出生于南方的人占绝大部分，以此对南北文化差异进行了分析。时代稍晚的何炳棣，虽未明确指出与桑原氏研究的直接联系，却在其代表性著作《明清社会史论》中推进了这一观点，
从庞杂的史料中搜寻线索，通过考察科举及第问题，指出了社会身份的流动及其与身份制度的关系，明确了科举及第者出生地的地区分化现象。继其之后，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从经济、人口、农业、行政区划等多方面讨论了自唐至明的中国本部的社会变动，在他的著名论文《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转型》中，也同样言及了科举及第者的南北地域差异，并认为这是经济中心偏向南方的典型表现。在宋代以后中国本部的经济、人口、文化活动的中心移至南方的大背景下，这些先行研究将北方人在科举中力不从心的形象衬托得更为明显，使之几乎成为定论。
而另一方面，科举应试中的南北分化现象，不仅关系到“南北问题”，更涉及中国本部历史上的另一重要论题，即众所周知的内藤湖南与他的“唐宋变革论”学说。同样在中国本部南北之间的各种差异和分化的大背景下，内藤湖南关注唐宋之际中国本部所发生的经济、政治及文化上的变革，由此得出了影响深远的时代划分之结论。内藤所倡导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正是以科举制度的确立，以及新的社会领导层的出现为契机的，而这一学说在日本国内外影响极其深远，几乎成为常识。
中国本部科举制度确立的历史意义
科举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至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然而旧有的门阀贵族式微，科举及第者跻身高官的事例逐渐增加，应举者的裙带关系也开始扩大，则是在唐代后期至五代之后。
在接下来的北宋时期，自太祖、太宗朝至英宗朝，科举都被奉为官僚任用的正途，受到多方维护，直至著名的王安石改革的实施。其结果是终确立了延续至后世的科举制度的基本框架——先后经解试、省试、殿试三次考试，且以糊名法、誊录法等保证公平性，以及三年一贡之制，并推崇科举科目中进士科的独尊地位等等。11世纪中叶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是保证地方知识人层中官僚辈出的基盘，就地方社会而言，则促使了作为领导层左右地方社会一举一动的所谓“士人层”（地方士人、local literati）的普遍出现。
毋庸赘言，以上述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的提倡为契机，统治集团由门阀贵族向科举官僚的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动，成为中国本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带来这些变动的主体“士人层”乃是研究20世纪之前的中国本部的关键，而这也已成为学界共识。
科举秉持平等地给予所有人荣达机会的理念，而相应的儒学修养，不仅是参加考试的必需条件，也是传统的且能够带来现实利益的知识，更标志着社会地位，这自然使得进士及第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理所当然地促成了应举人数的年年增加。事实上，据推测，早在北宋后期，全国每次参加科举的人数，保守估计也多达79000人。另外，北宋末至南宋时期，在以江南为中心的中国本部南方，科举制度不断渗透，应举人数以远远超过正规官职待补数量之势迅速增长。因朝廷或地方官试图妥善地将之笼络进统治体系中，史料中被称为“士人”“士子”的这些官学生、科举应举者受到诸多优待，在役法及诉讼中享有特权，或至少就结果而言，不露痕迹地享受了特别照顾。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之称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这种趋势促使南宋中晚期全国科举应举人数达到40万至60万人。不单如此，应举人数显著增加的趋势，正好遇到印刷技术革新之潮，经书注释及科举参考书的出版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更为后来的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备考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出版活动成为媒介，所谓与“士”之身份相称的兴趣和情操也随之发展而普及开来。这里所说“士人层”，就是现代研究者对这些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新的地方知识人的总称。
地方士人一方面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另一方面，他们对在家乡的社会活动，以及自身地位的维护和提高也更加关心，具体表现为通过积极资助公共事业的建设等途径，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具正统性，或是通过缔结姻亲关系，加深相互之间的关系。与此相似的是，他们致力于弘扬自己所居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著述地方志或各种文章的形式保存并继承这些传统，这对后世的学术传承及地方认识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此时，新儒学（道学）就为他们的这些学术动向提供了思想精神上的支撑。也即是说，凭借优秀的德行引领世风走向的人，未必一定是中央政府官员，而扎根于自己家乡，对社会进行精神引导，亦是有识之士的重要职责之一。南宋统治下江南地区书院和私塾的盛行，正是这种思潮扩大的一种表现。这些士人层引领了南宋社会乃至20世纪之前的中国本部的社会动向，而士人层“地方化”倾向的增加（localist turn），一直被当作决定这些引导者的性质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美国学界提出了打破王朝史（断代史）的界限，重新讨论上述社会变动的所谓“宋元明转型”（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论。持此论的研究者们，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就对士人层的认识而言，诸说皆有共通之处，即虽历经王朝更迭，士人们仍坚持着对上述社会地位的不懈追求，他们成了江南社会的中流砥柱。
明清时期，官学生身份成为参加科举考试必需的条件，至此，科举考试各个阶段中取得合格成绩，以及官学生身份本身，都使学子得以享有出仕机会及各种特权，可以说其具备了正式社会身份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复杂烦琐的儒学经典成为传统，在富裕阶层代代相承，而主要作为官职获取（科举及第）手段的儒学素养的权威，也以信仰（文昌帝君信仰等）或戏剧、社会活动（惜字社、文会等）为媒介，为一般民众所熟知。许多家庭一旦经济上有所富余，便敦促子弟读书习文，如此形成了以科举为核心的士人层的再生产结构。换言之，科举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官僚任用制度及出仕途径的概念范畴，自宋代至明清时代，渐渐
具备了社会整合系统的功能，其纽带正是凭借儒学素养实现的出仕。学者将为这种系统所整合的社会，称为“科举社会”。
处于认知空白领域的北方（华北）社会
如上所述，对科举制度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丰富积累，成为贯穿中国本部历史研究的潮流之一。但与此同时，关于就科举成绩而言明显居于下风的北方社会的情况及其历史的研究，却仍停留在对经济或是“文化”劣势的概括上，历来少有研究者对其做过实质性阐述。北方传承的史料，尤其是文献史料数量稀少，全然无法与南方相提并论，这一事实也造成了研究的局限性。其结果是，我们对于北方社会的认识，与桑原骘藏、郝若贝等人的数据分析，甚至是与当年顾炎武的北人观相比，可以说并无多少进步。对比前文所述南方社会相关研究中令人瞩目的进展，不禁让人想到，现有的对于中国本部历史的认知，很可能有很大部分的空缺。
笔者在论述中虽使用了“北方”一词，但实际上该地区更多地被称为“华北”，一般而言指淮河以北的地区。就本书所关注的时代而言，靖康之变（1127年）后，金与南宋以淮河与大散关一线为界互相对峙，在蒙元实现再度统一之前，中国本部迎来了150年之久的南北对峙时代。正如上文所述，在中国本部的历史上，这一时期至关重要，因为南方地区，尤其是位于其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都实现了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其中南宋时期的江南社会尤为引人注目，因而出现了上文中列举的大量针对士人层的研究成果。然而也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对于女真、蒙古统治华北的时期，也即是“金元时期”的华北社会的
认知，比起对同时期江南的认知而言，显得十分单薄。
即便在相同的时间维度中，处在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与同时期的华北，也可以说是情况迥异。华北地区存在着多种方言，而汉语又同时公私通行；由“中国”或“中原”历史及文化传统衬托出的“中华”文明观（同样富有多样性）极具核心影响力。南宋统治下的江南，几乎没有能够相互彰显彼此多样性的其他文化传统存在，而同时期的华北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及其文化、语言大规模涌入，长期与当地固有的语言文化接触并共存。而另一方面，女真、蒙古虽接受业已存在的中原王朝的统治机构，并将之施行于华北当地，同时却也始终在不同程度上保持自己原有的传统习俗、政治体制。尤其是在蒙古政权下，中国本部被囊括于广阔的蒙古帝国领土中，统治者熟知中亚乃至西方文化，能够以相对客观的立场看待中国本部的文化，这就意味着蒙古绝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华王朝框架内的政权。近年来更有研究表明，在女真入主以前，早在唐末五代，华北地区就居住着沙陀、突厥、粟特等多族后裔，他们手握政权，给华北带来了非常多元化的气象。
考虑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对于与南方历史进程全然不同的华北社会，仍以在南方发展至臻的“科举及第人数的多少”为相同社会标准进行考察，这样的出发点是否欠妥？进而言之，将南方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中国本部历史上的必然形态，这样的立场又是否合理？
关于金元时期华北的科举研究
金代几乎由始至终，蒙元则在其后半期，都于华北实施了科举，同时代史料中也屡屡出现被称为“士人”“士子”之人的踪迹。处在女真－蒙古统治下的多元氛围中，科举对华北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明确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考察当时的华北社会，更是为了阐明：在中国本部历史中，应该如何定位女真及蒙古的统治。另外，本书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遵循该时期史料中的称呼以及先行研究的惯例，将当时华北当地的知识人阶层称为“士人层”。
接下来的各章中会有详细论述，因此在这里，笔者只简单回顾一下关于金元时期科举的先行研究概要。开金代科举研究之先河，且给出系统而精准的研究成果的，首先当属三上次男，他的研究厘清了金代科举制度沿革的脉络。继其之后，又有其他学者对金代科举做过探讨，关注的问题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方面：（1）科举制度沿革；（2）汉族士人通过科举参与政治的程度及其职责；（3）汉人科举官僚对金朝政治制度的完善；（4）经过科举考试之后女真人的“汉化”。这些研究大致勾勒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即汉族士人借由科举进入政界，对金朝政治及统治制度进行了完善和整理；而女真人也通过科举逐渐“汉化”。这个框架，主要分析女真人通过科举与汉人进行的文化及政治上的接触、碰撞与融合，大多是以两极对立的视点为前提的。
与金代比起来，蒙元时代科举相关研究的数量明显更多。二战以前的初期研究，以对蒙元时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为主。其后则有安部健夫的研究，探讨了蒙元时代初期华北士人对科举支持与否的路线对立，以及该情况与科举实施的关系；也有宫崎市定的成果，指出科举实施的背景，其实是蒙古人针对汉人进入政界的现实所做的保持自身地位的尝试；另外，姚大力则指出，科举的实施是蒙古人无法忽视其统治下逐渐壮大的汉人社会力量的结果。这些成果的出现说明，蒙元时代科举的研究，早已突破制度研究的框架，逐渐进入了与当时政治、社会状况有机结合的语境。
进入20世纪80年代，萧启庆多方搜集各种史料，从中整理出蒙元时代科举合格者的记录，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标志着蒙元史研究迈入了新的阶段。另外，植松正通过阐明进士及第者的确可以身居高位的事实，推测科举实施的背景之一，是大德年间江南出现了官员不足的情况。较之此前多以蒙汉之间的民族势力争端为出发点的研究，植松氏将蒙元时代的科举放在当时的语境中进行探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入21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了以作为官僚、文人集团的蒙元时代科举官僚为对象的专著，论述范围上至出仕、升迁的情况，下至他们的学术活动。其中，萧启庆在上述自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北方民族出身者参加科举的情况，提出了以儒学素养为核心、吸纳多民族知识分子的“多族士人圈”概念。且作为该现象的背景，萧氏打破了单一的“汉化”概念的束缚，提出北方民族集团出身的士人们一面保持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化和自我认知，一面学习儒学，跻身士人层的“士人化”（literatization）概念。
与此同时，近年来关注科举相关出版物及碑刻的研究，以及分析其出版、立石的经过及其社会影响、史料价值的研究，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极具代表性的，例如宫纪子的诸研究，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江南士人的保举制度，并以科举应试相关书籍的出版流通为切入点，考察了当时江南士人层的动向。再如樱井智美的研究，则从被允许带入科举考场的韵书的体裁及其出版经过入手，分析了民间对恢复科举的反应。另外，森田宪司也曾将关于蒙元时代科举的史料的情况，结合文献、碑刻一同进行了分析。
整体而言，对蒙元时代科举的研究，从倾向于将科举作为蒙古人与汉人势力关系的表现，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转向以蒙古对中国本部的统治、科举制度在外族社会中的定位及其社会影响为重点，尤其是近年来从分析书籍、碑刻等新角度出发的研究方兴未艾。
除此以外，关于蒙元时代户计之一的“儒户”，以及出身其中的“儒人”，由于其选拔考试等同于科举，因而在研究科举与知识人的问题时，也显得十分重要，历来成果不少。如二战之前蒙思明的研究，就言及了儒人、儒户制度，将之作为蒙元对中国本部的支配，以及对知识人的监视、管理机构研究的一环，明确了其概略。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清连、萧启庆、大岛立子、李玠奭、太田弥一郎、牧野修二等又先后发表了关于儒户、儒人研究的专著，更加明确了儒户籍定的过程及其特权、修学规定、出仕途径等相关体系。
至20世纪90年代，森田宪司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他认为蒙元政权对于治下的宗教组织或掌管各职能的人，都分别以集团为单位进行掌握，并给予各个集团的代表人或管辖官厅一定的裁量集团内部或各集团之间案件的权力，由这种“集团主义”统治方针进行支配。由此，他进一步明确，对于蒙元政权而言，儒人、儒户是作为“官或吏，抑或其预备军团”的存在，而儒人与其他户计集团之间产生的纠纷，则由各自所属的管辖官厅以协议形式寻求解决方法的所谓“约会”制度来解决。另外，萧启庆致力于蒙元时代进士及第者事例的收集，围绕他们的出身家族、父祖之经历等各方面，得出了许多创见。
如上所述，对金元时代科举的研究，肇始于以科举的制度沿革、实施情况为视点，考察作为征服者的女真、蒙古的统治政策与处于其统治下的原有居民（受到关注的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关系，在上述过程中，科举制度运行的实态愈加清晰。其后，特别是针对蒙元时代的科举问题，研究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了北方民族应举，以及知识人对于恢复科举举措的反应等社会文化论点上。
我们将视点转回金元时期的华北地区，就会看到，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在关于该地的同时期史料中，被称为“士人”者屡屡出现，参加科举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乍看之下，这一现象似乎与南宋时代江南地区的社会状况几无差别。然而，实际上是否果真如此？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华北与江南两地区，处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中。在此前提下，南宋统治下的士人层的增加及其特权的确立，是否可以直接照搬女真及蒙元统治下的华北？近年来，王昌伟关注关中地区“士”的存在形态、概念及其学术，对之进行了由北宋至清末的跨时段考察，并明确了金元时代关中地区的特征，即从前代起，他们与权贵士人家族及其文化之间的联
系便发生了断裂，而在他们中间，又缺乏建立一种非政府的社会改善设施的意识。由此得出结论，该时期的关中士人与南方士人不同，有着一种强烈的中央志向（即将中央政府、国家、宫廷对地方社会的统治视为理所当然的思想倾向）。
不过，上述各研究中的大多数，即便以科举应举者或是儒人为研究对象，仍或局限于江南地区，或以江南相关史料为主进行考察，就华北社会的情况而言，可以说对其认知几乎仍为空白领域。特别是其中试图通过科举来观察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恐怕从一开始就受到南宋时期的江南或是明清社会先入为主的影响。
总之，深受“汉文化”浸染，将参加科举奉为人生信条，对科举实施持积极态度并且主动应举的“汉人”士人层，在当时的华北地区是否真实存在，抑或说，从社会地位及特权的角度而言，是否能将他们与同时期的南方士人层同等看待，这可以说是关于华北士人层的基本问题，却至今尚未明确。不得不承认，相较对江南士人层的研究和近年来蒙元时代科举与知识人相关研究的急速发展，以及关于明清时代社会史研究的厚重积淀而言，其间的差距可谓不啻天渊。
然而一方面，无论是将中国本部置于欧亚史整体动向之中来理解，还是把重点放在非断代史的唐宋变革的实证上，唐宋以来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下的华北，其社会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后世的中国本部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诸如这些重要问题，现有研究的认识明显不足。若就现状直言不讳，可以说对于中国本部11世纪以后的历史，我们或许只理解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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