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籍丛书 漕运河道图考

南北水脉数千里，尽览于指掌之上；漕粮通运六百年，毕见于一册之中。

《漕运河道图考》是清代官员、学者蔡绍江在户部任主事时编纂的一部总述京杭大运河历史、地理、经济等各方面信息的古籍文献，对于研究明清两代运河河道分段、沿途要地、渠堰工程、漕运政策等方面状况有重要价值。蔡氏到户部任职之后认为《漕运全书·河道考》所载运河河道情况不够翔实，故自行撰作此部图考，分段叙述运河各段兴工始末、水运状况、经济价值等信息，每考配以一图。全书以《运河总考》《运河总图》冠首，下分《大通河》《白河》《卫河》《会通河》等十七图考。北京为运河北端、漕运终点，故本书所载之河道图，亦为北京舆图之重要一端。

蔡绍江，清湖北蕲水（今湖北浠水）人，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二甲第二名进士，榜下授户部主事，调刑部主事，告归，生平所著有《蒙泉山馆周易本义补说》《漕运河道图考》等书。白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主要从事古代地方文献研究工作，曾整理《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外三种）》（北京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承担科研项目包括《中国地方志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演示平台设计》（2015年度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汉文古籍集外字描述规范》（2017年度文化部文化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四川方志中的诸葛亮文化研究》（2022年度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一般项目）。

漕運河道圖考目録

國家圖書館藏本
敘
目録
運河總考
運河總圖
大通河考
大通河圖
白河考
白河圖
衛河考
衛河圖
會通河考
會通河圖
新河考
新河圖
泇河考
泇河圖
中河皂河考
中河皂河圖
淮安運河考
淮安運河圖
高寶運河考
高寶運河圖
瓜儀運河考
瓜儀運河圖
丹陽運河考
丹陽運河圖
蘇州運河考
蘇州運河圖
浙江運河考
浙江運河圖
上江運道考
上江運道圖
江西運道考
江西運道圖
湖北運道考
湖北運道圖
湖南運道考
湖南運道圖
附録
海運議
整理本
敘
運河總考
大通河考
白河考
衛河考
會通河考
新河考
泇河考
中河皂河考
淮安運河考
高寶運河考
漕運河道圖考
瓜儀運河考
丹陽運河考
蘇州運河考
浙江運河考
上江運道考
江西運道考
湖北運道考
湖南運道考
附録
海運議

《漕運河道圖考》是一部記載清代中後期漕運河道情況的地圖集。全書共有圖十八幅，每圖前均配圖考，以《運河總考》與《運河總圖》冠於書首，以下依次爲十七段河道之圖、考，先按照自北而南的順序，將京杭大運河分段進行了记载，其次又记载了上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地的運河河道分佈與運道里程。
此書篇幅並不甚長，兼具簡明與詳實兩個特點。簡明者，謂書中圖文皆極簡練，講求實用，不事雕琢；詳實者，謂其面貌雖簡，而信息量頗大。其圖不按比例尺繪製，亦非計里畫方，應歸於示意圖一類。圖中不繪運河沿岸景況風物，只畫河道走向，而重視河道沿途之關閘、堤壩、運道之里程、交匯之河、湖、泉水，一一標註明晰。每圖所配圖考，文字平實，只以達意爲主，每篇先記河道之起止、漕運之里程與走向，次及河道之開通、變動、興廢始末及歷代衝決、淤塞、改道、疏濬、築堤修壩、設立關閘等等河工情況，按年代之先後一一羅列。其行文絕不賣弄辭藻或廣加征引，即使是有關運道、河工的詔令奏議或實施詳情亦不收録，只概括其意。如《白河考》中記載清康熙時在白河沿線建壩、開河等事，其文曰：“國朝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臨閲視，於武清縣筐兒港建減水石壩，開引河，夾以長堤而注之塌河淀，由賈家沽以入海。楊村上下百餘里河平堤固，有御製碑文誌其事。康熙五十年，以河西務工程緊要，復開務城東至三里屯河長四百餘丈。”其中對皇帝巡幸、御製碑文皆一筆提過，不録其相關情形與文字，堅持只記何處建壩、何處開河、河工之長度、起止、效果。文字雖然簡單，但已足言明關竅，對於想要了解漕運概況的讀者已經足夠。而讀者若是有意搜求，那麼書中的記載也提供了線索，據此探尋，不難找到更爲詳細、全面的記載。將圖與圖考相對而觀，千里運河歷歷在目，不僅可知當時各條各段漕河的位置、流向與漕運里程，也可知各地各段運河河道的開通、廢棄、改道、疏浚情況；不僅可知清代中後期漕運河道的全貌，亦能了解整個漕運河道在歷史上的形成與演變過程。
作者在書前自敘中稱自己刊行此書的初衷，是“如當世君子有留心政務者，採其得而糾正其失，則是編亦取益之一端矣”，可見其本意是希望此書能夠成爲一部實用的工具書，爲留心漕運事務之人提供一些參考。今觀此書之面貌，也確實與作者的期望相符合。
此書的作者蔡紹江，字伯澄，號曉沙，湖北蘄水（今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人，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二甲第二名進士，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學者、官員。[光緒《蘄水縣志》卷十《宦跡》中有《蔡紹江傳》。據是書記載，其人文采、理學均有可稱，著述頗豐，除《漕運河道圖考》之外，尚有《周易補説》《宋名臣言行録》《補編學庸章義》《詠左詩箴》等多部著作。晚年歸鄉之後，他“屏去辭章，專精理學”。身故後入祀故鄉蘄水縣之鄉賢祠。]
從書前自敘可以看出，此書是他在户部任職期間，在參與過管理全國漕運事務的過程中，有感於“《漕運全書》所載《河道考》間有脱誤，未能詳悉”，遂“參考史志”所纂成。結合這一成書背景，再考察其生平與仕宦經歷，可以推斷出此書的完成時間在應道光初年。略論如下：
據《清仁宗實録》記載，蔡紹江高中之後，與同科進士一道於當年閏四月丙申日引見，當日得旨“分部學習”[見《清仁宗實録》卷三百五十七。]，遂入户部供職，授爲主事，即書前自敘中所謂“蒙仁宗睿皇帝以主事用”。而其中式爲官之次年，即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嘉慶帝即告駕崩，皇二子旻寧即位，是爲道光帝。他先後在京中部曹行走二十年[光緒《蘄水縣志》卷十《宦跡》稱其“部曹廿年，勤謹奉職”。見[清]多祺纂修《蘄水縣志》，光緒六年刻本，卷十，第四六頁。以下凡引用《蘄水縣志》，均出同書，不一一註明。]，但在嘉慶朝不過兩年，絕大部分仕宦經歷都在道光一朝。到部之初，他先後供職於户部的貴州司和雲南司，而照清朝的制度，户部各司，除每司負責管理相應的省份之外，還同時兼管一項全國範圍內的專門事務，如貴州司兼管全國關税事務（“黔故權關税”）；雲南司兼管全國漕運事務（“滇故稽漕務”）。蔡紹江遂由此接觸到了關税、漕運等方面的事務。他奉職勤謹，留心實務，在其職責範圍之內，凡事關商民、軍民利病之事，必與同僚商榷，稟告堂官。或許，也正是因爲在雲南司任職期間需要參與管理漕務，他才會因之發現已有的漕運文獻中存在的問題，從而留心於此，著手編纂此書。以此書呈現出來的條理分明、便利使用的高水準與實用性，若非熟悉漕務、運道，且平日於此處處留心之熟手能員，斷不能爲。而當嘉慶末年之時，蔡紹江尚不過一介新進主事，還處在“分部學習”的階段，即令已經開始接觸漕務，倉促間亦很難精熟，又豈能在短短兩年之內蘧成此書？何況其在户部之任職，是先入貴州司，後轉雲南司，考慮到時間極短，他於嘉慶末年之時或許根本還未曾開始接觸漕務，自然就更無由起意自撰圖考了。故而，此書之編成不應在嘉慶末年，而必在道光初年。又據其自敘所稱，此書成稿之後“已呈司農公閲”，似有準備刊行之意，而不久便恰逢“部中因公鐫級百餘員”。此處所稱“因公鐫級”，係指道光十年私造假照一案案發，户部官場震動之事。當時受此案牽連者甚眾，户部自堂官至小吏幾乎無不得咎。蔡紹江本人雖然官聲頗正，且方入捐納房當差一年有餘，在官時間不長，並未參與弊案，但仍受到了降二級調用的處罰。《蘄水縣志》中稱他由進士授户部主事之後，又“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正與道光十年十月十四日《著將失察假照之歷任堂司各官降調、降留上諭》中所載“降二級調用”[道光十年十月十四日《著將失察假照之歷任堂司各官降調、降留上諭》，收於方裕謹選編《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47頁。]的記載相合。[此後他又從四川司主事陞任山東司員外郎，充則例館纂修官。這一系列任職經歷，均在此次鐫級之後，但與本書的編纂無關，玆不贅述。]故而可以據此確定，此書之編成必在道光十年之前。而至於此書的最終付梓，則應是多年後蔡紹江去官歸里（“釋案牘而從事詩書”）之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