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贵的修辞术 ——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57）

有那么一个人，苏格拉底无论如何都说服不了他，让他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问题。为何此人如此难以说服？施特劳斯给出了洞见，并让我们如从镜中看到自己灵魂的模样。

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讲授过两次柏拉图《高尔吉亚》研讨课，第一次是在1957年冬季学期，第二次是在1963年秋季学期。1963年讲稿的中译本业已问世，与之相比，这本1957年的讲稿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更完整，讲完了整篇对话，而1963年讲稿不包括《高尔吉亚》结尾的神话部分。第二，1963年讲稿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挑战下，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而1957年讲稿则以教条主义与怀疑主义为背景，探讨柏拉图如何思考哲学本身的意义。第三，施特劳斯在两次讲稿中对卡利克勒斯性格的分析有巨大差异。卡利克勒斯这一人物形象，充分说明修辞术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如果说整部《高尔吉亚》可以看作对修辞术的审查，那么，这一审查不仅批评了智术式的修辞术，还指向一种哲学式的修辞术，它可以沟通、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从而为哲学提供了真正的辩护。

施特劳斯（Leo Strauss），犹太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曾获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施特劳斯是由德至美的流亡哲人，在美国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20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死后却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的重要哲人。施特劳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他不仅以自己的学述对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前人的深刻解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即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这一点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西方学界的未来走向。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将整个西方思想史纳入其学问织体中，展开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身后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并在学界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议。自本世纪初开始，刘小枫教授陆续将施特劳斯的作品引入中国，久积而成规模，继影响北美学界之后，又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学问方向：绎读经典在某些学人当中已蔚然成风。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英文编者前言
编订说明
第 一 讲 导论
第 二 讲 高尔吉亚部分（447a-452d）
第 三 讲 高尔吉亚部分（452d-458e）
第 四 讲 珀洛斯部分（458e-468e）
第 五 讲 珀洛斯部分（468e-480d） 
第 六 讲 珀洛斯、卡利克勒斯部分（480d-486d）
第 七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86d-488a）
第 八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88a-493d）
第 九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4a-d）
第 十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4e-499b）
第十一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9b-505e）
第十二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05b-513d）
第十三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08c-516c）
第十四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16d-520e）
第十五讲 高尔吉亚神话（521至结束）

这里不可能详尽比较1957年课程和1963年课程。不过，请允许我提出几个要点，让读者在阅读讲稿时可以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两次课程最为显著的差异是施特劳斯讲课的方式：［iii］1963年上课时，施特劳斯会让人照着书高声朗读出对话的每个段落（由Donald Reinken代读），而1957年上课时，他通常是先亲自复述文本，然后再进行评论。如此差异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1963年的那次课程没能把这篇对话讲完，他没有讨论对话结尾的神话，仅用三言两语简单加以概括。但是，1963年的课程某种意义上更加贴近文本，而且作为两次课程中的第二次，它应当被看作更权威的来源，从中可以看出施特劳斯对这篇对话深思熟虑的看法。在这一点上，还有两点对于学生和学者们意义重大，其一是1963年课程的录音保留了下来（在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另外，施特劳斯在1965年春开设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研讨课时，专门用了前三次课来总结1963年课上对《高尔吉亚》的解读。
至于两次课程在内容方面的差异，我只提两点。第一，1963年课程一开始是广泛讨论了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挑战下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而1957年课程一开始则更加宽泛地思考了柏拉图如何理解哲学本身的意义，在思考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问题时，施特劳斯直接比较了柏拉图为一方，笛卡尔及其后继者为另一方的两种思想。如果说1963年课程作为《高尔吉亚》的解读要更好，那么，1957年课程的第一讲则比1963年课程的第一讲涉及更广泛的旨趣，因为前者探讨的是更根本的问题（阅读1957年课程的第一讲时，应当以同年的第十二讲为补充，施特劳斯在第十二讲中讨论了柏拉图的理式论）。
第二，在解读对话方面，或许两次课程之间最为重大的差异在于施特劳斯对卡利克勒斯的性格的分析。在两次课程中，施特劳斯都反复强调卡利克勒斯不可能被苏格拉底说服；他不像珀洛斯，苏格拉底在珀洛斯身上至少取得了某种成功，卡利克勒斯却不可能被苏格拉底的论证或修辞术打动。他在对话中代表哲人不可能真正打动的那类人。但是，为什么卡利克勒斯如此固执？在1957年课上，施特劳斯最初强调，卡利克勒斯顽固的根源在于他的软弱和他对自我放纵的欲望。只有在后来并且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施特劳斯才提及卡利克勒斯的性格或关切中的另外两个特征，而它们在1963年课上得到了着重强调：第一，卡利克勒斯被习俗奴役，这尤其表现在他执着于某种男子气概的影像，根据这影像，真正的男子汉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或在论证中放弃自己的立场；第二，他对好人受苦、坏人享福感到愤怒。但在1963年课上，卡利克勒斯的复杂性格中的这两个方面被表现得更充分、更形象，特别是卡利克勒斯的愤怒。相关讨论得出了一个迷人的说法——施特劳斯称之为“自我辩护的辩证法”，即，对于免受不义的合法关切可以导致人最终走向僭主式的侵犯行为。
虽然存在如上差异，但两次课程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式解读这篇对话。施特劳斯的看法在两次课程之间或在第二次讲课过程中并没有大的改变。我在这里很难充分道出施特劳斯整个《高尔吉亚》解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我要指明一些主要特征。不像大多数研究者，［iv］施特劳斯并未将对话解读成对修辞术的彻底谴责。他解读的关键在于，修辞术依旧是这篇对话的中心主题，贯穿了对话的三个主要部分：高尔吉亚部分、珀洛斯部分和卡利克勒斯部分。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第一部分，尤其是第二部分对修辞术的严厉批评，逐渐让位于第三部分中更为复杂的论断，该论断在某些重要方面恢复了修辞术的地位。
《高尔吉亚》中对修辞术的审查，证明部分意义上是对修辞术的必要性的审查，修辞术甚至——或尤其——对于哲人而言也有必要。苏格拉底或许实实在在会批评高尔吉亚所实践并讲授的智术式修辞术，但他也指向了一种新型修辞术，它可以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施特劳斯分析了这种新的、高贵的修辞术的许多方面，但请允许我只突出他特意强调的三点。第一，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中勾勒的这种修辞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控诉城邦或通过“召唤城邦到哲学的法庭面前”，为哲学作了辩护。第二，为了达到预期效果，这样的修辞术必须抽离哲学的顶点或者对其保持沉默，理式论在对话中缺席就说明了这一点。“缺失的顶点”——施特劳斯在1963年课上反复谈到这点。第三，对哲学的顶点的沉默也是对哲学的快乐的沉默，因而这种新的修辞术主张彻底区分快乐与善。
当然，施特劳斯就《高尔吉亚》所指向的这种修辞术有十分丰富的论述，以上只是其中三点。就像他反复强调的，这样一种修辞术无论在目标和性质方面都相当不同于《斐德若》的爱欲修辞术。我所罗列的三点显然过分简化了施特劳斯的解释，要纠正这样的过分简化，就需要详细阐述每一点，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他没有提及的要点纳入思考。任何一篇序言也传达不出施特劳斯解读《高尔吉亚》的全部精妙，所幸读者现在可以亲眼看到施特劳斯实际说过什么了。

“任何一篇序言也传达不出施特劳斯解读《高尔吉亚》的全部精妙，所幸读者现在可以亲眼看到施特劳斯实际说过什么了。”   
——斯托弗（Devin Sta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