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53035
1.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列文森奖获奖图书，长销30年的经典之作，史景迁、罗威廉、周锡瑞、怀默霆、周黎安、马敏等学者联袂推荐，《纽约书评》杂志、《美国社会学学刊》、《亚洲史研究》等刊文评论，“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7、008号图书。
2.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得主、“超级教授”黄宗智成名之作和扛鼎力作，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绕不过去的经典。
3.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社会走势的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华北小农家庭农场具有极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在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华北自耕农较之江南佃农表现了更高的积极性？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深入考察了明清以来华北和江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4.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明清以来华北和江南小农经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困境，准确生动地描述了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突出特点，正是农业内卷化使得中国走上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5.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两书分别以华北地区33个自然村和江南有实地调查资料的8个村庄及作者实地调查的6个自然村为考察对象，以明清至民国为考察时段，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两方面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中观研究，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6.基于丰富详实的史料，对中国小农经济做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两书深度利用满铁资料、清代刑名档案和作者实地调查所得资料，由经济领域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指出了华北、江南乡村明清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内卷化和社会分化现象。
7.全新再版，精心校订，作者新增长篇《合序》作为导读。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内容简介：
本书为“超级教授”黄宗智成名之作，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绕不过去的经典。书中基于包括满铁资料和地方档案在内的大量史料，以及作者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对明清以来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社会走势的关键问题，尤其对中国华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全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困境使得中国走上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本书曾获费正清奖。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内容简介：
本书为黄宗智扛鼎之作，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当代中国发展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必读经典。书中基于满铁资料等大量史料与作者实地调研所得资料，对明清以来江南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尤其就中国江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深度的解释。全书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本书曾获列文森奖。
黄宗智教授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详细。我认为，这是迄今关于华北农村最好的研究著作。黄教授在书中探讨了许多有关农业生产和创业的专业理论，他对这些理论都做了清晰、公正的评论。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纽约书评》杂志
黄宗智将这么多种不同的材料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他这本书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中不仅达到了迄今未见的深度，而且还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 《亚洲史研究》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经济史著作。它既不同于传统经济史著作的从某一微观经济现象出发，剥茧抽丝，精雕细刻，也不同于汤因比，韦伯等哲人型史学家上下几千年，纵横环宇内，对历史进行宏观、整体的描述，而是以华北这一不大不小的经济区域为考察对象，截取由明清至民国时期这一不长不短的时段，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两个方面进行客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中观研究。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这种研究已难说是经济史研究还是社会史研究，而是将二者融为一炉同时也很难说属于明清史抑或是近现代史的范畴，它已“跨越了洁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把近现代一些历史的变迁，追溯到清代前期”。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更新，使黄宗智先生在对华北地区的研究中得出许多不同寻常的结论。
——马敏 《读书》
本书主张中国农村的演变逻辑，既不同于斯密也不同于马克思那些基于英格兰经验的理论。针对农业内卷和农业生产家庭化的过程，此书提出了一种原创性的分析方式。黄宗智在书中运用了一种突破性的研究方法，他把六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和详细的现代实地调查结合起来。黄宗智清晰地表明，他的这种跨越1949年分界的研究，能够带来丰富的成果；这种研究既澄清了之前的历史，也照亮了现代。这是对跨国视域下的家庭史和社会经济演变的重要贡献。
——[美]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评语
这是一本复杂但很有见地的研究著作。把它和作者的华北研究放在一起研读，是非常有益的。从今以后，与研究中国乡村历史的学者一样，研究现代中国农业体系的学者同样也必须直面黄宗智的研究和见解。
——[美]怀默霆（Martin k. Whyte） 《美国社会学学刊》
通过研读黄宗智的著述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我认为，一个认知中国的好理论一定能够穿透历史与现实，连接理论与经验，超越左与右，融合东西方。我们的学术探索一定是基于实践的认知，基于实证和经验的探索，在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同时，特别需要甄别西方理论所隐含的假定条件，尤其是那些与西方独特经验“绑定”的隐含假设，警觉这些理论所蕴含的价值指向和规范假定。作为更高的目标，我们应该寻求能够结合东西方经验的更为一致化的理论建构
——周黎安 《开放时代》
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华北小农来说，仅靠农场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因此家庭手工业生产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手工业可视作摇摇欲坠的家庭式农场经济的支柱，而家庭式农作也可视作手工业的支柱。而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这真是历史的吊诡！
——编者按
家庭式农场和家庭手工业生产
家庭式小农场的一个明显支柱，是家庭手工业生产。农场收入之不足以维持生计，使手工副业成为必要的辅助，而农场劳力的剩余，则为它提供了所需的劳力。农场工作必定有季节性；因此，每个农场都会在农闲时有一些剩余劳动力。此外，家庭是个有高度弹性的生产单位——妇女和儿童可以动员做辅助性生产。当农场面积小于家内劳力所能耕作时，即使在农耕季节，也会有剩余劳动。
马克思把中国家庭工业和小农耕作的结合视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构成停滞的社会的根基。他并以此解释中国和印度对英国工业产品侵入的顽强抵抗力(马克思，1967，3：333；许涤新编，1980：57—58)。毛泽东和部分当代中国史学家，亦曾循马克思之论，把中国的前近代经济描绘成一个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为主的体系。
然而，正如第六章所指出(而许多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史学家已经证实)，“自然经济”这个概念容易造成某些误解。到了18世纪，华北平原的经济已经相当高度商品化(虽然它和长江下游比较起来，仍显得落后)。小麦已成为一种商品作物，棉花也已广泛栽种。在手工业方面，许多地区早已超越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阶段，而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施坚雅对市场结构(1964—1965)和都市化的研究有助于指出“自然经济”模式的不足(Skinner，1977a；1977b)。
商品化了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对家庭式农场经济的支持，可以见于本书引用的手工业发达类型的村庄。首先让我们考虑鲁西北高唐县祁寨村的例子。棉花占了该村耕地面积的整整60%，是本书33个村中比例最高的，但与其他种植棉花的村庄不同，祁寨的居民主要是自耕农(占全部农户的94.8%)；租地只占耕地面积的3.4%。调查资料对这个反常形态的产生经过虽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但我们可以推测：本来会沦为佃农的家庭式农场主，因从棉纺织手工业所获收入而得以维持自耕农式经营。村中上等收入阶层的妇女，一般不纺织或只为家庭消费而纺织；但其他的妇女差不多都终年纺织，纺出比自家需要高出几倍的纱布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北支那，1943b：12，93)。
冷水沟村(也在鲁西北)是另一个例子。和祁寨一样，这个村庄显示出一个反常的形态：它的商业化程度颇高(耕地面积的33%种米，主要售于济南)，但佃地率极低(该村360户中只有28户租入一些土地，其余几乎都是自耕农)。最合理的解释，是该村高度发达的藁绳工业。这项副业收入，使小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抗拒伴随农业商品化而来的社会分化的压力。
冀南枣强县杜雅科村也有同样的现象。这里的自耕农得助于一个发达的织布和“皮腿业”(村民买入羊腿皮来做皮袄和皮蒲团)。这个村虽然商品化程度颇高(小麦占作物面积33%)，但它的租佃率很低：1937年租地不到全村耕地的10%。
商品性手工业生产支撑家庭式农场经济的证据也可以见于冀东玉田县的小王庄和芝麻堼。这两个村土地对人口的比率都非常低：只分别为人均1.2亩和1.4亩，远低于全省的3.95亩。严酷的自然环境更加重了土地短缺的压力：两个村很大部分土地都易涝，反映于高粱在作物面积中所占的极高比例(分别为50%和66%)。这两个村庄根本就不能单靠农作来维持其生计。村民生存的关键在销往东北的手工织布。小王庄的155农业户，曾一度拥有织机142台，芝麻堼的76农业户约有50台。东三省的市场在日军占领后被封闭，使两村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截至1936年，小王庄142台织机中只有34台、芝麻堼50台中只有25台尚在继续生产。许多村民要出外佣工——此事实可见于这两个第四类型村庄中长工所占特高的比例(小王庄25.8%，芝麻堼28.9%)。手工业支撑作用一旦消失，两村经济便很快地衰落(满铁，冀东地区，1936a，卷2：42)。
贫农农场从商品性手工业生产取得辅助性支持的模型，当然早已确立。举例说，乾隆朝《乐亭县志》记载：“以布易粟，实穷民糊口之一助云。”(引自片冈，1959：93)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观察：手工业可视作摇摇欲坠的家庭式农场经济的支柱，而家庭式农作也可视作手工业的支柱。手工副业的收入，可以帮助维持一个净收入低于生活需要的家庭式农场；而家庭式农作，可以维持一个劳力报酬低于生活所需的织布者之生活。
在1936年，河北小王庄的织布者扣除支出后，一日净得30分至40分(满铁，冀东地区，1936a，卷2：41，43，44)；当时山东织布每日可净得25分至50分(天野，1936：219)。按一日40分至50分计，一个织布者所得和一个短工差不多，约合一个成男两日的粮食等值。以一日25分计，他或她只得当天的膳食。
这样的工资实际上低于马克思所论“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马克思心目中的“维持生计”，不仅包括劳动者自己的生存，还包括他的家庭；工人要能再生产自己，才算是维持了生活。这个观念可称为“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工资”，而一日25分至50分的工资，实际上只相当于工人本身的生活所需。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来说，这样的剥削，不仅榨取了劳动的剩余价值，还榨取了工人繁殖下一代所必需的“必要劳动”价值的一部分。
贫农家庭式农场之所以会忍受这种饥饿水平的工资，原理和它们忍受饥饿水平的农场净收入相同。因缺乏其他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的需要，贫农迫不得已要为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而佣工。而手工业劳动和家庭式农作的结合使他们能分别从这两方面各取得部分而不完全的生活费。
乡村手工业工人的低微工资又转过来令使用铁轮机的手工棉织业得以和近代棉织工厂竞争。根据赵冈的数字，在1932—1936年间，手工织布仍占中国棉布总生产量的66%。如上文所述，在冀—鲁西北平原上，高阳、宝坻等区，更在机动工厂的鼎盛时期兴起为新的手工织布中心(赵冈，1977：191—196，232—233；严中平，1963：243)。
这样，和马克思原来的分析不同，不是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入侵做出了顽强的抵抗。而且，与其说帝国主义瓦解了所谓“自然经济”，不如说它把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手工业转变为纳入世界经济，并受其市场影响的手工业。
结果，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富兰克林·门德尔斯(Mendels，1972)认为，以商业资本和家庭工业的结合为基础的“原始工业”，为西欧的工业资本主义铺了路：原始工业化的商业资本和市场网是工业资本的基础；后来的工业区往往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区。汉斯·梅迪克(Medick，1976)进一步强调，有些人常以为是与工业化有关的社会变化，实际上源于原始工业：从一个收入基于土地财产及其继承权的社会，变为一个收入基于劳力的社会，这种转变引起家庭内部权力分配的改动。但冀—鲁西北，似乎没有发生这样的质性变化。反之，旧式家庭农场经济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旧式的商业资本利用了只具低廉机会成本的家庭农场劳力来和新式近代纺织厂竞争。
这并非说手工业生产不可能走西方原始工业化的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的一线可能性。上面提到的毕丰涟便是一例：他从一个有地30亩的中农开始，而以丝织所得的利润来增加土地，使他拥有一个300多亩的庄园和一个20多台织机的作坊(景、罗，1959：68—72)。要是有更多这样的例子，而它们又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的话，那么门德尔斯和梅迪克的假设便可能适用于中国。我们也许要用海默和雷西尼克(Hymer and Resinick，1969)的模式来分析一个结合手工业和家庭农场的生产单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企业性单位，它会应市场的变动，追求把宝贵的劳力资源最合理地分配于粮食生产和“Z”性活动(非农业的生产)之间。
但20世纪华北平原的贫农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劳力的相对稀少，而是劳力的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按形式主义者的逻辑来分析他们怎样把稀少的劳力作最理想分配，是没有意义的。贫农农场在就业不充分和剥削性的阶级关系的双重压力下，首要的是维持生活而不是利润。为低于生活所需的劳动报酬而进行手工业生产，是这种挣扎的一面。
——摘自《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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