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思想讲话（精）

杨先生从入顾门到谢本师，最后自创新派，“史学界一代宗师”实至名归。

本书甄选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杨向奎先生关于先秦思想的论述。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底蕴，在确凿详实的史料基础上，以简明朴实的语言，阐释了他关于先秦思想若干重要议题的研究。内容包括原始五行学说的产生根源及其演变，中国“上帝”观念的产生过程，宗周时代的道德学说和政治思想，以及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的生平及思想等。

杨向奎（1910—2000），字拱辰，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后相继执教于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主编《文史哲》。1957年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清儒学案新编》、《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和《中国屯垦史》（合著）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还研究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撰有《熵与引力》、《关于数理逻辑中的悖论》等论著。

目　录

001   原始的五行学说及其演变
033   宗教信仰和“上帝”观念的产生
050   宗周时代的道德学说与政治思想
071   儒家与经学
071     第一节 孔子的思想及其学派
114     第二节 孟子的思想
137     第三节 荀子的思想
172   先秦诸子
172     第一节 墨子的思想与墨者集团
211     第二节 道家思想——老子和庄子
264     第三节 法家与韩非
305   名墨訾应论

杨向奎先生的上古史及其思想研究

吴 锐

杨向奎先生，字拱辰，1910年1月10日出生于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丰登坞镇杨家庄，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转入历史系，受教于顾颉刚、傅斯年、钱穆诸先生，也选修过钱玄同、胡适、熊十力等前辈的课程，其间与同学孙以悌、高去寻、胡厚宣、张政烺、王树民成立读书会——“潜社”，出版“潜社史学论丛”。1935年毕业留本校文科研究所任助理，整理明清档案。193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跟加藤繁教授（KATō Shigeshi，1880─1946）学习隋唐史，1937年“七七事变”时回国。1938年任甘肃学院讲师、教授。1940年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1941年任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3年秋，任四川三台县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1956年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及中文历史两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创办《文史哲》。1956年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去世，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报刊誉之为“史学界一代宗师”云。
通观古今中外，学派林立，而历史学领域里的学派少而又少。不仅如此，历史学家也比别的什么家少得多。这是因为，学历史要打笨功夫，时间长，很多人坚持不下来；能够坚持下来的一部分人，不少身体累垮了，剩下的如大浪淘沙，人数有限。据杨先生对我讲，他出生时家有二万大洋、四百亩地，应当是当地首富，可是家里不重视教育，舍不得花钱让孩子读书，直到杨先生1929年春考入北京大学，才突破土财主的局限。杨先生晚年和我说起他十三岁才读《左传》，还显得很不好意思。这里面有个比较，比如他的老师顾颉刚，两岁认字；顾先生的老师辈钱玄同先生，四岁背《尔雅》。加上河北的文化氛围不强（余杭国学大师章太炎称“燕赵之人，其钝如椎”），杨先生起步较晚，但对他影响不大，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进入全国文化中心、最高学府，就如鱼得水了。1931年在顾颉刚先生的影响下入史学系本科，得名师指点，奠定了一生的学术根基。杨先生告诉我，当时的北大历史系可以叫作先秦史系，讲课的顾颉刚、傅斯年、钱穆诸先生，无不从先秦起家，连胡适也写出了《说儒》这样的长篇大论。杨先生晚年的卓越著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还特别讨论了
《说儒》。
杨先生学出顾门，在他上大学的时代，古史辨运动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史学的主流，顾颉刚先生是公认的“核心人物”。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刘歆伪作《左传》公案”，我以为比较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刘歆将《国语》改编为《左传》公案”。这一公案在清末有康有为的大力阐述，得到现代学者如钱玄同先生的大加赞赏，认为铁案如山。钱先生是古史辨运动的引路人之一，自然要影响到顾先生。顾先生终生坚持《左传》里记事可信者十之七八，其记言之可信者不过十之一二，其预言式之言全不可信；也就是说《左传》中有后人附益语。“后人”被怀疑是刘歆。杨先生在大学二年级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到三四年级时已经写了好几篇关于《左传》的小文章，逐个就“五十凡”“君子曰”等小问题进行研究，到1935年快毕业时汇成《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长文，1936年发表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2期，备受好评，后来就拿这篇论文评上了教授。先生此文的结论是：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为《左传》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窜加，故《左传》本为传《经》之书。《国语》之文法、体裁、记事、名称等都与《左传》不同，故二者绝非一书之割裂。学术公案需要正方反方，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刘歆将《国语》改编为《左传》公案”至今没有解决，最新的契机是1991年甘肃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西汉末年简牍，有《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开头是“太皇太后诏曰”，中间多次出现“羲和臣秀”等语，最后是安汉公王莽奏请及逐级下达文书格语。文中的“秀”即刘歆，刘歆和王莽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他和《左传》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古史辨派是典型的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时异军突起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以郭沫若为代表。郭先生天才纵横，对甲骨文、金文披荆斩棘，引入马克思主义证史，也很新颖，但实则理论非其所长。杨先生是一位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早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就对共产党有好感，195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先生十分重视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古文字学，对郭沫若推崇备至。有一次杨先生和我闲聊，他说他的顾老师（颉刚）是一流学者，郭沫若可以说是超一流学者。这也反映了杨先生和他的顾老师在学术上的异趣。

我主张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族系，二地理，三是社会统治形式。也就是说，要重建上古史的角色、舞台和表演形式。
（一）上古史的角色：即中国文明的主体，也就是说谁创造了中国文明？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这炎帝和黄帝加上传统的二帝三王（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武王）被认为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创作者。杨先生则是认为炎、黄、东夷构成华夏文明的主体。炎帝崇拜熊，黄帝崇拜天鼋（龟），东夷崇拜鸟。有一类商周青铜器带铭文，郭沫若先生已经释为“天鼋”，语焉不详，杨先生有重要发挥，并首次将青铜器铭文释为“玄鼋”，认为是夏人的图腾。我和杨先生一起研究这些青铜器的时候，我还无法将《山海经》里昆仑附近的黑水指定。杨先生去世之后我才明白，黑水其实就是汉中的褒水，也是汉水的支流。《周语·郑语》叙述二龙交配的液体化为“玄鼋”，不夫而育，生下褒姒。“玄”既可指黑色，也可形容神圣。褒水又叫“黑龙江”，可能来自玄鼋化为褒娰的传说。我把这点心得写入我的新书《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时，先生墓木已拱，痛哉！
《尚书》中的《吕刑》宣扬刑罚要得“中”，杨先生认为《皋陶谟》《洪范》也鼓吹中道，包括《易经》卦位的安排，都体现了中道思想，属于炎帝文明而不是黄帝文明，构成尔后儒家中庸思想源泉。这是学术界从未有人提出过的。由此出发，杨先生解释古史辨运动时期争论的焦点之一——老子的身世，也是独创。
他的顾老师因翻译《尚书·大诰》而考证周公东征史事的一部分，但问题之大，远远超出了西周史的范围，最后竟因600多字的《大诰》写成了70多万字的论文，主体是“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其中如《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等鸿篇巨制，把族系的研究推向顶峰，傲视
群雄。
（二）上古史的舞台：炎黄族系的发祥地，杨先生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1989年出版）还定在河北，到1992年出版《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改为陕西等西北，接近古史辨派。东夷（或鸟夷）在东方，两派一致。
（三）上古史的表演形式：顾先生在古史辨运动初期提出“鬼治主义”，很有眼光，此后顾先生不再向这方面拓展。我1990年起与杨向奎先生通信请教的正是神守社稷守。“神守”“社稷守”出自先秦典籍《国语·鲁语》，古代的首领直接被称为“神”，发展出“神守”，杨先生将神守作为炎帝族系特有的统治形式，我主张神守的统治形式与族系无关，我将神守解释为像梵蒂冈那样的神权组织，社稷守则是像意大利那样的王权国家，最初所有的社会实体都是神守，也就是说只有梵蒂冈，没有意大利，后来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国家，这就是意大利；同时，还没有跨入国家门槛的神守仍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梵蒂冈与意大利长期并存。神守是人类普遍经历的阶段，对政教合一污名化是数典忘祖。文明起源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热点，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国家是文明的概括，那么文明起源的核心是确定何时出现国家，也就是确定何时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
除中国上古史外，杨先生对中国古代“仁诚哲学”的研究也足以为杨派奠定基石。人生活于天地之间，按照传统的中国哲学，天为乾为阳，地为坤为阴，乾是万物所资始，是“刚健中正”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是万物所资生，是“柔顺利贞”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得到天地阴阳中和之气的是人，没有得到天地阴阳中和之气的是禽兽，因此人是万物之灵，与天、地并称“三才”。我国古代哲学著作的渊薮叫《周易》，产生于商代末年、西周初年。它本来是讲卜筮的，属于神秘主义，无哲学可言，可是战国时专门解释《周易》的《周易大传》对《周易》做了全新的哲学解释，其中说：“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本来就是变易，就是运动，就是生生不息，战国哲学家把它作为宇宙的本质（“天之大德”），真是一项伟大的哲学创造。宋代的哲学家更是将孔子第一次提出的“仁”解释为核桃仁、花生仁之类能生长的种子，“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以为中国文化最精华的就是这种伟大的“生生”哲学。由它可以引申出很多道理，比如自由（你凭什么不让别人生长？）、平等（难道就因为别人的生长与你不同，你就要灭之而后快？）、博爱（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可见“生生”哲学要引申到一切有生命、有创造力的东西。古人甚至还讲，“伐一树，谓之不孝”。孔子第一个提出“仁”，是一种生长哲学。儒家经典《中庸》鼓吹诚，杨先生认为也就是“仁”。当今大谈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总得找到古代与现代的接合点吧。我以为接合点就在于古代的仁诚哲学和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赛二先生（科学和民主）。
如果按才、学、识三方面衡量，杨先生之识尤高。难怪他推崇郭沫若那样的天才人物！顾颉刚先生善于搜集材料、学风严谨、文风优美，这三方面对于一个学派的流传都是很重要的，杨先生均未得真传。不过杨先生超越他的顾老师的地方，除了神守，还有金文。像《天亡》（又称《大丰》）、《令彝》等铜器铭文，杨先生都提出了一系列耳目一新的解释。
顾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倾倒了一世学子，浙江省图书馆名不见经传的童书业遂执弟子之礼，成为顾先生最喜欢的学生。童先生是略带精神病的天才，古史、瓷器、艺术，无不涉猎，马列主义一学就通，杨先生晚年痴迷理论物理学，与童先生堪称一对活宝，难怪他们二人私交最笃。童先生早年笔名“童疑”，杨先生笔名“杨守”，他们的争论收录在《古史辨》第七册中。一疑一守，反映了学术上的异趣，埋下了尔后杨先生脱离古史辨派的种子。杨先生从入顾门到谢本师，最后自创新派，“史学界一代宗师”实至名归。

2017年5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