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集解

回归“工夫”的儒学经典

“新编儒林典要”已出书目：
《太极图说、通书 述解》 （宋）周敦颐撰，（明）曹端  述解
《近思录集解》 （宋）朱熹、吕祖谦 编，（宋）叶采 集解
《慈湖家记》 （宋）杨简撰

《近思录》宋以后历代作为儒学入门第一书，学修四书五经的梯航；钱穆先生将之列为中国人必读的七本书之一。由南宋大儒朱熹、吕祖谦二人共同选编而成，精选北宋大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经典文句、语录，分门别类将儒者修身工夫的原理、目标、方法、进阶、疑难、效验、圣贤气象等一一讲明。叶采乃朱熹再传弟子，又广采诸家解释，为《近思录》作集解。在诸多注本中，叶采《集解》学有传承，繁简得当，颇合今人学习的需要。此次出版又增加详细导读，讲解工夫要点，提示入手要领等，为有志于深入体验儒学身心实践工夫者提供合适的读本。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他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祖籍淮南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县）。郡望东莱郡，人称“小东莱先生”。南宋理学家、文学家。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出版有专著《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等。获评第八届“士恒青年学者”（2019），上海社科新人（2020—2021）。

丛书序： 以工夫的眼光重看经典/刘海滨1

导读： 《近思录》的理学工夫要义/何益鑫1

卷一道体1

卷二论学42

卷三致知11５

卷四存养15９

卷五克治19２

卷六家道21５

卷七出处22８

卷八治体2５０

卷九治法27１

卷十政事29４

卷十一教学32５

卷十二警戒33８

卷十三辨异端35１

卷十四观圣贤36４

附录38５

　　丛书序：以工夫的眼光重看经典
　　刘海滨
　　时至今日，伴随外部环境的大动荡，时代精神正发生转折；风气的变化随处可见，比如电影和文学，从现实主义占主流到科幻、奇幻、仙幻之类持续风行。“由实转虚”所表征的其实是由外转内，不满足于物质的平面的生活，转而寻求立体的生命体验，寻求超越的精神之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周围弥漫的复古风，来自对古人生活的好奇和向往，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对于曾经的立体丰富的生命生活的追怀。它在每个人内心涌动，起初并不自觉，更进一步，就有了追究生命精神来源的需求，这是我们今天重读经典的根本动力。
　　一、经典的本义
　　文化的核心是经典，因为经典蕴含着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核心内容。此当无疑义。但什么是根本，什么是核心，每个人的认识可能不同，因此，各个时代对经典的认识（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认知）也可能不同，有时候还会差异很大。在此意义上说，学问确有古今之别。换言之，古今学问变异的原因不在于学科的分类或使用工具的变化，而来自对经典的认识不同。
　　具体说来，不同时代对于经典的认知不同，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哪些书属于经典的认定有差别；比如儒家经典从“五经”到“四书五经”再到“十三经”，是经典范围的扩大。二是对经典的解释的差异，比如对于权威注疏的认定发生改变；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成书的年代连同作者一起被排挤打击，后来地位逐步上升，到了明代则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解释。
　　从古今之别的视野来看，首先是第一种情况，经典的范围明显扩大了，主要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划入经典，同时人文经典的数量也有所扩充。而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虽然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或起伏摇摆，但依然不可替代。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人类生活空间的扩张，以及重心的转移，其与第二种情况的古今变化紧密相连，而不若后者之深切著明，此不赘论。
　　就第二种情况的古今之别而言，二十世纪以来对经典的解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人程树德曾说：“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这句话见于程先生撰于1940年代的《论语集释》，概括了古今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推扩一层，实则是古今之学的本质性差异。
　　以下就以《论语》为例，来看看经典解释的古今变异。朱熹的《论语集注》的权威地位，伴随着科举考试教科书的身份一直延续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随同读经在教育系统中的弱化乃至取消，该书地位则持续走低乃至被彻底抛弃。及至今日，朱注重新被学界重视，但是以它为代表的经典解释并未回到原先的主流地位。当今在读书界影响最大的《论语》解读，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李零《丧家狗》为代表；前者以其浅显易懂，译文流畅，在普通爱好者中流行数十年，且被作为文科学生的入门书，后者主要受到相对高阶的知识阶层的青睐。两本书写作形式和读者群体不同，对经典的认识理路却如出一辙。
　　就如这个书名，《丧家狗》说得直白，就是要去神圣化，还孔子“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杨著《论语译注》比较温和，因形式所限也没有直接阐发自己的见解，但是通过其译注，描画出的孔子也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知识人”形象。不消说，杨李心目中的孔子都是以他们这一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为蓝本的。不能说孔子身上没有这些因素，但以这个整体形象比附孔子，则不啻天壤。这背后的根源是现代性的问题，彻底追溯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务，简言之，现代人是扁平化的生命，生命应有的丰富层次和可能达到的高度被“二维化”了，物质性生活和头脑性知识是此扁平化人生的表征；现代知识人超出普通人的主要是“量”的增加（知识、专业技能或逻辑思维能力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生命的净化提纯）或“性”的改变（生命层次的提升）。古代文化人（不论中西）以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为人生目的，其间或许有层次的差别，比如立足人间的君子贤圣，立足出世的得道证果，其共同点是生命的净化和高度层级的提升，而此质和性的跃升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乃至毕生的精力。
　　或许有人会说：“所谓精神追求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提倡吗？现代人并未抛弃精神、道德呀。”是的，这些词我们还在用，但是已经偷换了概念。精神、道德的提高，本义是向上的质的提升，而现代人却是在平面上使用这些词，说一个人道德高尚，只不过是说他遵守伦理规范，做事有原则，有正义感等；说一个人有精神追求，不过是说他文化生活丰富，艺术品位较高等。不错，古人的精神、道德也离不开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最多只是提升自我的起点或方式。究其根源，之所以有这种偷换且不自知，是因为截断了这些词背后的天人连接。在人类各民族的上古神话里，都有天人往来交通的描述，后来“绝地天通”，天人之间断绝了直观形象意义上直接往来，但是精神的连通始终保持，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根基，并且成为文化基因灌注在每个词语之中。而现代化以来，这种精神的连接逐渐中断了，词语也成了无根漂浮之物。且以“道德”一词为例，略作讨论。
　　现代语境下的“道德”与古典的道德，并非一回事。就本义而言，“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呈现。道下落到每个事物中，事物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道，称为德。因此德一方面与道连通，一方面又是某一事物之为此事物的根据。如果没有德，某一事物就不成为它自己了，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德，就不成其为一个人。德对于人来说，是保证他是一个人的根本，并且是由此上通于道的依据（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由德上通于道则需要“修”，称为修身或修道，所以接着说“依于仁，游于艺”，就是修身的方法），因此是人的第一需要。后来把这两个字组成一个词，表达的正是道的根源性和彼此的关联性，所谓天人之际，所谓万物一体，俱在其中。因此，“道德”在传统话语中是最高序列的词，代表人类精神领域的源头，具有神圣性。
　　现代语境中“道德”的含义，大致对应古代汉语的“德”字的层面，但道的意义已经被弱化甚至切断了，因此“德”也就不是原来意义的德。现代语境中的道德，一般是指为了使人与人和谐相处，或者维系社会秩序而对个人的伦理要求，进而固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里的德不再与道相连，因此也失去了其为人之根本和第一需要的意义，成为一个附加在自然人身上的，因应社会需要而后起的东西；因此，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上通天道、与道合一的途径也湮灭不彰，此之谓“天地闭，贤人隐”。由此可见，现代一般所谓的道德，是实用主义的产物，与古典的道德相比，成了无源之水。
　　如是，“道德”“精神”“性命”“心灵”“修身”这些词的本义都连通着天道，是故孔子说“下学而上达”，抽离了“天”之维度，亦不成“人文”；如此“天人合一”的人文，才可以“化成天下”（见《易经·贲》彖辞），此之谓“文化”。现代性的弊病在于将立体的上出的精神维度拉低到平面的“量化”的物质和知识层面，从而取消了人通过自我修炼成为“超人”以自我实现这一向度。因此，古今人的特质不妨分别用“知识人”和“文化人”[ 美籍罗马尼亚裔学者伊利亚德（1907—1986）曾创设“宗教人”概念，用以与知识化的现代人相区别，宗教人所指的内涵略同于本文说的“文化人”，都指向精神的丰富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涵甚深广，可以包含一般理解的宗教。伊利亚德有很多宗教文化学、神话学的著作，对此问题多有精辟的分析和洞见，可以参阅。]来指称。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如果历史定格于此，那就不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人将不人”。幸好，对于现代性弊端的认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逐渐深入，由知识人再到文化人的转折已经悄然来临，而且携着科学这件利器的回归，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更高层面的回归。就如历史上常见的情况，根本性的变化往往先从边缘地带发生，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形成风气，再带动底层民众的转变。当今之际，边缘向主流渗透之势已成，但主流仍旧唱着老调，因此这些话虽然也已不新鲜，还是得一说再说[ 笔者深知，这样的论述很难使自居现代知识人者信服，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道理不难懂也不难验证，问题是障蔽已深，自以为是，正坐孟子“自暴”之病，所谓“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本丛书的目标读者是对于传统修身之学心向往之，至少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倾听内心的声音的人，固步自封者不足与论。]。

　　传统的经典，不论中外，都是以精神提升为核心的。经典的类型不同，情况亦有所差别。宗教类经典以出世为目标，当然是以精神提升为主的。世间经典，比如儒家类，则精神提升与世俗生活兼顾，即“内圣外王之道”，但仍然是以自我的精神提升为主导，以精神生活贯通物质、社会生活，此之谓“吾道一以贯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说来，就是需要按照一定的修养方法，经过积累淬炼而发生质变，达至某种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又可以分为自我提升、帮助他人两个方面，即学习与教化，自觉和觉他。
　　仍旧以《论语》为例。《论语》有两个核心关键词，一个是“学”，就是自我精神提升的过程，用宋儒的话说：学是为了“变化气质”，“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语）。另一个词是“君子”，即学的目标：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君子只是一系列境界坐标中的一个，往上还有贤、圣等。“学不可以已”，学习是无止境的，人生就是不断攀升的过程，孔子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一生诠释这个过程：“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孜孜以学，精进不已，以差不多十年一个台阶的速度将生命提升至极高的地位，生动而明确地示现了学习是精神的提升，是质的飞跃，乃至性的改造。但是如果换成现代的知识化的眼光，则会作出另一种解读。
　　就如《论语》开篇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字面意思很简单，但是如何理解其真实含义，对于现代人却是一个考验。比如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很容易想当然地把这里的“学”等同于现代教育的“学习知识”，那么“习”就成了“复习功课”的意思，全句就理解为学习了新知识、新课程，要经常复习它——直到现在，通行的《论语》译注包括中学课本，基本还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们每天复习功课，真的会快乐吗？
　　其实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解偏差。古人学习的目的跟现代教育不一样，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人的德行，成就一个人格完满、生命充盈的人，所以《论语》通篇都在讲“学”，却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在讲做人的道理、成就君子的方法。学习了这些道理和方法，不是为了记忆和考试，而是为了在生活实践中去运用、在运用时去体验，体验到了、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才是真正的获得，真正的“得”即生命的充盈，这样才能开显出智慧，才能在生活中运用无穷（所以孟子说：学贵“自得”，自得才能“居之安”“资之深”，才能“取之左右逢其源”）。如此这般的“学习”，即是走出一条提升道德和生命境界的道路，达到一定生命境界的人就称之为君子、圣贤。养成这样的生命境界，是一切学问和事业的根本（因此《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的修身之学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所以，“学而时习之”的“习”，是实践、实习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通过跟从老师或读经典，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成为君子的方法，就要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时时）运用和体会，这样不断地实践就会使生命逐渐充实，由于生命的充实，自然会由内心生发喜悦，这种喜悦是生命本身产生的，不是外部给予的，因此说“不亦说（悦）乎”。
　　接下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共学，互相交流切磋，生命的喜悦会因生命间的互动和感应，得到加强并洋溢于外，称之为“乐”。
　　如果明白了学习是为了完满生命、自我成长，那么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会“人不知而不愠”。因为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得好成绩、找到好工作，或者得到别人的夸奖；由生命本身生发的快乐既然不是外部给予的，当然也是别人夺不走的，那么别人不理解你、不知道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快乐，自然也就不会感到郁闷了。
　　以上的说法并非新创，从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到朱熹的《论语集注》，这种解释一直是主流。今天之所以很多人会误解这三句话，是由于对传统文化修身为本的宗旨不了解，先入为主，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现代观念去“曲解”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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