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29377
来自青年学者的深沉思考；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但并不带有来自传统的傲慢与偏见；
读来随意，篇中各题具有思想的挑战性，读来篇篇有趣。
本书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被误读的中国传统，纠正一些被误解的历史“常识”，如中国主流传统君臣关系是比较对等的，多有“师友之间”的模式，变化是从金元开始的。在宋代及其以前，也没有制度性的随时向皇帝磕头跪拜的传统，跪奏始于金，三跪九叩是清朝的产物。又如妇女地位，其实并不是很多人想象那种“压迫”关系，程朱理学是反对缠足的，宋代妇女也享有财产权和再嫁的自由。本书也从司法角度，介绍了儒家司法的无罪推定、反株连等传统。中国历史一直存在不断重建自治共同体的脉络，而儒家经济思想也是倾向于自由市场，且对欧洲近代的重农学派有积极的影响。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内容，探讨了周礼其实是一种不成文习惯法，介绍孟子的治理思想是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还有辛亥革命时期“汉衣冠”的复兴等。
序 鲍鹏山
人文与自由的中国传统
?告别五四的有色眼镜
?“家”的前生与今世
?从师友到主奴：中国古代君臣关系
?给皇帝磕头？岂有此礼！
?不断重建自治共同体的中国史
?儒家的商业观，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中国古代女性
?儒家的人道主义
?中国历史的人口重建
?中国平民在全世界最早获得姓氏
?你以为家谱土得掉渣，其实自古是贵族专利
?姓氏从父，文明起点
?父亲角色的社会、文化意义
?从中国传统看江浙两头婚
?西方不是“农耕文明”？
?独尊儒术？
?古代儿童与成人
?清明节和生死观
?中国平民刚获得姓氏的时候有点任性
司法传统与正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没有私产保护吗？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儒家主张连坐吗？
?从“古今之争”看张扣扣案
?竹简中的秦国冤案
?无为而治其实是儒家思想
?秦人逃往楚，还是楚人逃往秦？
?秦始皇爱护儿童？你想多了
?秦和楚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修身齐家的“家”是什么？
?早期儒家是个能打的武力团体
?华夏的骑士传统
?烧 书
?“规训”与“屈服”：清代政治合法性的建立
?古代精英承受更沉重的礼教
?汉服可以是一个开放系统，但被强制接受的内容不算
?纣王形象和殷周鼎革史实
?中国方言和汉字促进统一
重回思想史
?思想史、左右之争与“共同的底线”
?比隆虞夏
?“古今之争”与原儒之道
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其现代化过程如此波澜壮阔，又如此曲折淹蹇；如此让人赞叹，又如此让人唏嘘。在野士子，在朝官僚，西洋留学生，东洋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奋斗，抛头颅洒热血，蹈深海引快刀，可谓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只求旧邦维新。而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其历史之悠久，还是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巨量，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世界现代化的一具标尺，一个分界点，她的成功，世界才可以说成功，她的步入现代，世界才可以说整体上步入现代。
令人叹息的是，中国抬脚起步并不晚： 1912年 1月 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中国，这个世界上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国家，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成了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在西方强大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技术的碾压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根本没有接招的能力：既不能引入、理解、消化和融入这种现代文化，也无力抵抗，只能被动麻木地卷入。而中国，则是另一番情景：她竟然具备了面对新世界、新文化、新时代的能力——既能审时度势，判断世界大势，通晓古今之变，认知到国家的落后；又能把握未来方向，化被动为主动，融入接纳，迎头赶上。
中国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我的答案是：古老的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了够格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来自体制外的士人商贾，也有来自体制内的官僚大员。这些饱读传统经典的知识分子，其思想空间足够开阔，其文化视野足够远大。我在《儒风大家》杂志的专栏文章《孔子过时了吗》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那些先知先觉者，从龚自珍到严复，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到孙中山，从蔡元培到胡适、陈独秀、鲁迅，还有那些因各种方便，可以就近观察西方的徐继畬、薛福成、郭嵩焘、王韬们，他们岂不都是饱读传统文化经典？他们思想活跃的事实，就已经证明：传统文化不但不会成为人们思想的禁锢，恰恰是革命者的温床。
这些传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以及他们的知识并不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而储备，而是为了管理和运行一个古老帝国而准备。
但是，当中国猝然面对一个全新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时，当古老的帝国必须面对无可选择的现代化而不是在老路上行进时，他们那些来自传统的学术训练和文化储备，竟然足够让他们对一切应付裕如。他们有能力认识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能力理解一个新的世界，有能力面对和走进新的时代。在对现代西方和现代文明的理解上，他们的理解力、接纳力，其实是超过今日中国很多缺乏传统经典储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这足以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足够的现代性，至少有对现代性足够的接纳融通空间。
而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知识人，实际上成了一个民族走向现代世界的先知先觉者、领路人、拉纤者，甚至殉道者。
这是中国文化的光荣，更是中国的幸运。
但是，中国有中国的不幸，一个很大的不幸。
这个不幸就是秦制。虽然秦制在秦朝灭亡以后被主流价值观质疑，从而在后来的时代——自汉至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宋朝，中国几乎已经看到了现代政治的曙光，但是，很不幸，这种君主政体在和金、元游牧奴隶制结合以后，其专制独裁，其傲慢颟顸，
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如果说，元朝之前中国的君主制，其君主统治国家，还是法家倡导的“通过固定的和确立的法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二卷第一章）来统治，还有相当的制度设计来制衡君主一人独大；而元朝及以后的君主制，则是典型的孟
德斯鸠所说的，君主“在没有法律和规则的情况下，从他自己的意志和随意的念头里面引出所有的事情”（同上）。我当然不是说元、明、清并无相应的君主行使自身权力和意志的规范，但问题在于，这些规范只有在他们愿意遵守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于是，中国的君主政治，就成了缺少有效制衡的真正的专制体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从宋朝以后，是逆向行进的。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
而这种倒退，恰恰是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化——逐步被抑制、扭曲、改造甚至被摈弃的结果。
与之相应的，则是外来的较为落后的文化入主中原。与先秦时代的秦来自较为落后的地区一样，金、元等游牧文化之影响中国，都是先例。并且，不是最后的例子。
一个更大的悲剧性事件，是我们把自家的传统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敌人。
我们面对着不请自来的西方资本，以及为资本开道的坚船利炮，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技术落后了。接下来，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制度落后了。人家有民主政体，而我们，是君主专制。
再往下的逻辑看起来非常顺畅：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文化传统。
本来，我们除了专制君主，我们还有作为对这种专制君主进行制约的儒家文化——虽然这种制约的有效性并不总如人意，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毕竟这是一种高悬政统之上的道统。孔子，作为道统的代表，一直拥有至高的地位，以至历代帝王都必须对他进行祭祀。在帝王的祭祀对象里，除了天地、祖宗，就是孔子。孔子，是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固然需要一个教化人民的偶像；但对于下层人民来说，他们也需要一个高于政统的道统，需要一个高于权势的道义，需要一个评价权势的标准，需要一个起诉暴政的理由。
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人民制约、反抗、推翻暴政的“天理之由”。当历代那些骨鲠士大夫和人民对着暴君喊出“无道昏君”这四个字并挺身反抗或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依据的这个“道”，就是孔子之道。无孔子之道，就是昏君、暴君，就该被推翻。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下》）这个作为君主统治合法性的“仁义”，就是孔子的“仁义”，就是孔子之道。残贼孔子之道，就是独夫民贼，人民就有推翻他的权利！
在中国文化里，在中国政治伦理里，孔子，是道统的核心象征，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诠释，是苦难民众的最后希望，是人民反抗暴政的合法性来源。
今日很多论者，动辄文化决定制度。其实，文化和制度之间，不是这么简单直接的母子关系——文化是母，制度是子。制度坏，那一定是文化的原因，要改变制度，必先变革文化。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伦理思路，也是他们的逻辑思路。这种思路，到现在还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自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顽强的存在着。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是一种制度造就了一种文化，造就了民族性？
为什么同一种文化传统，东、西德国民性不一样，东、西欧不一样，朝鲜半岛国民性不一样？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他们已经指出了：长期的君主政体，尤其是元明清以后的专制政体，养成了我们民族性中的诸如奴性、愚昧、野蛮、迷信等文化问题。他们在批评国民性的时候，已经有意无意地说明了：制度才是根本，制度往往造就文化。
但不幸的是，面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新文化先贤们的批判锋芒，却一致对准了传统文化。
当然，他们这样做没有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很多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确实非常必要。但是，造成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国民性诸多问题的，是鼓吹君主独裁、致力于建设权力通吃社会的法家，而不是儒家。如果我们能区分这些，对孔孟之儒手下留情，我们未必不能从发生学的角度，从原始儒家的“三代”描述和向往中，找到自家的思想资源，走进现代。
秦晖先生指出过，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他们发现欧美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发现了中国一直梦寐以求的“三代”。儒家心目中的“三代”，当然还不是西方的“现代”，但是，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现代”中看到的竟然是他们在经典中读到的“三代”，这至少可以证明：他们理解的“三代”，与西方的“现代”至少是不抵牾的，是可以直通的。
所以，即便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找中国的病根，我们也还有机会避免最坏的情景出现。
但是，最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喊出的口号是：“打孔家店”。
是的，我们没有去“刺秦”，我们去“刺孔”了。我们看起来痛恨专制君主，但是我们干了一件专制君主——比如朱元璋——试着干却没有干成的事：我们终于把孔孟打倒了。若朱元璋地下有知，当额手相庆：唯一制约君主的力量，被我们毁掉了。权力被松绑了，从孔子以来的政教分离，终于又一次如权力者所愿，政教合一了。专制君主不仅代表了世俗政权，还代表了天道真理。而权力轮子下的我们，则失去了文化的纽带，失去了文化共同体及其保护，我们成了原子状态的单个的人，心灵无有安顿，人身无处依托，而我们还以为我们摆脱了一切羁绊获得了自由。
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世界的噩梦。
“打孔家店”，现在已经成了完成式，成了“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已然坍塌，已然不再成为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信念或约束，我们的政治中已经没有了儒家道统，我们的国民生活中也不再有孔教和礼制。但是，即便如此，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孔子和儒家。这很讽刺和荒谬，但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事实。
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抱有偏见以至敌意的人，仍然非常普遍。概述之，有以下几种人物类型：
一、深受上一世纪新文化运动影响，接受其既定结论，而没有进一步思考者；
二、深受上一世纪“文化大革命”、批儒评法尤其是批林批孔运动影响而没有走出来者；
三、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孔子讲礼制，讲等级差别，从而与他们理解的现代平等思想相冲突；其实，他们既不能理解古代中国的礼制，也并不真正了解现代西方的平等；
四、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主要来自西方经典，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经典知之不多，隔膜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现代化之障碍；
五、其他并无深入思考而人云亦云者。
这些人中，除了第四类，文化层次和社会阶层普遍不高，理性思考能力不强，但他们人口基数大，数量多，凭借着数量优势，再借来第四类人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旗，几乎凝聚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孔孟儒家的基本认知和态度。
中国的文化悲剧和国运悲剧在延续。
当然，对这个悲剧性的历史，国内的学术界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明晰的反思。
问题是，这种反思，并未获得一致认可，并且，由于这种反思只是在高峻的学术圈子里发生，在专业的壁垒里自说自话，还无法以它的智慧之光照亮现实，无法纠正大众的公共认知，从而无法改变公共话语和公共生活。
也就是说，学界中的人，应该不只满足于圈子内部的研究和沙龙式交流，不只满足于在艰深而狭窄的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成果，而是应该走出来，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并且是向大众传播。
李竞恒先生本书所做的，就是这样的纠正和传播。我以为，这是中国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工作。
李竞恒先生学术基础扎实，学术训练规范，学术视野广阔，对李竞恒先生的学问，我一直是钦敬的；对他的著作，也是抱持学习的态度的。当李竞恒先生给我发来微信，希望我给他这本书写个序的时候，虽然我觉得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而且最近几年我也一再表示不再为人写序，但我一刻也没有犹豫，马上答应了。因为，这本书里的一些文章，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读到过，我知道他的学术关注点在那里。而且，我们有共鸣。我前几年也在《儒风大家》开设过为孔子辩护的专栏“被误解的孔子”，恰好也是二十几篇，恰好也要结集出版。他为传统辩护，我为孔子辩诬，我们做着同样的工作，有着同样的关怀。
这本书不难读，李竞恒先生要解决的，都是一些具体而微的问题。但是，见微知著，他的学术指向却非常宏大。通读全书，我的感受是：
这是一部忧患之书。
这是一部温情之书。
这是一部责任之书。
这是一部学术之书。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今日学术从业者，从忧患角度著书立说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者，有，但比例不高。我说李竞恒先生这本书是忧患之书，是因为我读出了他的现实指向和学术关怀。显然，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从学术的角度去澄清一些长期以来被广为误解的问题，他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对一个更大问题的关怀，这个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是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及其命运。所以我又说它是一本温情之书——他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又有一种来自理解的同情。
在本书的前言《告别五四的有色眼镜》中，李竞恒先生说：
五四及其后学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其实占据了长期的优势，我们还需要更好地挖掘和整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才能获取有效的认知。有鉴于此，笔者曾在一些刊物上发过一些小文章，对一些常见的误会稍微做出了些解释……希望对五四这一百年来的反思做一点点小补充。由于这一主题过于庞大，这本小书未必能给出一个整体性的全面解释，但笔者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一些读者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告别这一百年来的有色眼镜。
一百年来，有多少学术累积，又有多少观点已经成为先验的存在，成为不证自明的共识。正如李竞恒先生所言，“五四及其后学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其实占据了长期的优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做整体的否定性鉴定，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做整体性消极判断，这种五四以来主流的宏大叙事已经到了不证自明的程度，并且弥漫于中国的舆论场。要“告别这一百年”，告别一百年的成见，这是多大的学术志向？正如鲁迅所问的，“从来如此，便对么？”敢
于对一百年来的学术和话语体系发出这样的疑问，正是李竞恒先生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本书涉及的二十多个问题，看似很小，其实都对应着五四以来的诸多宏大叙事，每一个小问题都辐辏这样的大主题。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误判，都建立在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误判之上，李竞恒先生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一一加以化解，这种做法，比用宏大叙事去反驳宏大叙事更加有效，看似他解决的是一些具体而微的小问题，实际上是一点一点销蚀掉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化整体否定的基础，瓦解了否定中国文化这种大论调的立足点。
鲁迅先生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随感录》三十五）李竞恒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乃是源于对这种文化的信任——相信这种文化乃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根，生生不息之源，走向现代之起点和法门。中国文化的命运，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以抛弃本民族文化，全盘移植外来文化来换取国家的现代化，代价巨大，且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亦不可能成功。而从本民族文化中阐发现代性，生成现代化，才是正当之路，也是当今世界所有现代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通例。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当更该如此。这是今日人文学者的责任，担当这样的责任，需要他们的学术能力和价值生成力，更需要他们继往开来的愿力。
其实，做学问的人都知道，越是具体的问题，越是难做，越是难以做踏实，做成铁案。做这类事，需要老实的态度，需要扎实的学问，有幸的是，李竞恒先生有充分的学术准备，使他有能力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我说这是一本学术之书。
还有一点很重要：本书的语言显然是学术的。但本书涉及的问题，因为是大众舆论常常涉及以致耳熟能详的，所以更容易引发更广泛的读者的兴趣。为了照顾这些非专业读者，更好地让思想之光在大众中传播，他的语言又是努力活泼和通俗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具有了这样两个特点：第一，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第二，致力于更加广泛的传播。这是这本书相比很多壁垒森严的学术大部头可贵的地方。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是我读了全书之后，深感其价值，深感其忧患，这些，触动了我。我相信，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对今天所有关心中国文化、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都是重要的。而更多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在李竞恒先生冷静客观的笔下，感受到他的情怀。
鲍鹏山2019年4月 30日于偏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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