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精装）

作者融合东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通过对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前一处最重要的石刻画像遗存“武梁祠”的全面描述和分析，梳理了近千年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诸多解读汉代画像的创见，在解读画像的同时，向读者揭开了一幅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展示自己思想世界的画卷。

《武梁祠》为巫鸿教授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从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画像出发，畅谈汉代的民间信仰、丧葬习俗和政治观念。上半部分侧重从考古学角度讲述武梁祠的挖掘和研究过程，下半部分则从美术史和思想史角度分析武梁祠画像的丰富内涵。曾获美国汉学著作的最高荣誉——由全美亚洲研究学会（AAS）颁发的李文森奖（Levenson Prize）。

巫鸿，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主要著作包括《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等。

导言

上编 千年学术研究

第一章 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

第二章 武氏祠研究的历史回顾

下编 武梁祠：宇宙之图像

第三章 屋顶：上天征兆

第四章 山墙：神仙世界

第五章 墙壁：人类历史

跋：武梁祠石刻画像的思想观念

附录

一 榜题、图像志、文本

二 武梁祠研究年表

三 武氏祠画像石详目

四 引用文献目录

五 索引

本书以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石刻画像为典型，通过深入剖析汉代祠堂画像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汉代的丧葬艺术的本质和演变规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汉代社会鬼神信仰的扑朔迷离的画卷。全书资料翔实，逻辑严密，图文并茂，是研究汉代画像艺术的经典之作。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一本权威性著作。它涵盖全面，学术严谨，图文并茂，制作考究……举凡汉代墓葬习俗、政治观念、图像学、出资人以及许多学术界长久以来所关心的问题，作者都能以明晰二令人信服的阐释给读者提供线索。在今后许多年里，本书都将是武梁祠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本重要专著。

——Orientation杂志

传统学术

宋代以后，经过大约五百余年的古器物学的低潮期，武梁祠研究重又复兴。此次复兴是在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古器物学兴盛的背景下发生的。黄易于1786年对武氏祠的发掘，以及随后搜寻石刻的热潮，乃是这一知识和学术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是清代古器物学精神又一次决定了研究武氏祠画像的主要方向。
尽管与上隔元明两代的宋代金石学有别，清代金石学在本质上仍是前者的延续，依然格外重视以实物作为研究证据。正如清代金石学先驱者顾炎武所说，研究古代石刻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石上所刻之史实，即其“抉剔史传，发挥经典”的作用。1121相较于宋代金石学家，清代金石学家更重视古代金石文字在证经补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现代学者朱剑心解释说：“顾炎武、朱彝尊辈重在考据，以为证经订史之资，此风一开，踵事者多，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

别具意味的是，对大多数清代学者来说，“史”是可以检验和纠正的，而“经”却不容新材料的挑战。这一态度深刻影响了清代武梁祠石刻的研究。1789年，也就是黄易完成其发掘和保护武氏祠画像的那一年，翁方纲刊行了《两汉金石记》，标志着新一轮武梁祠研究的开端。八年之后，阮元出版了更为详细的《山左金石志》，这两本书代表了具有浓厚儒学传统的清代金石学主流。到清末之际，三十多名学者步其后尘，殚精竭虑，投身于记录和评论武氏祠石刻画像的工作。一旦这些学者将石刻视为证经补史的材料，对美术形象的解说便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之上。举“孔子见老子”石刻来说（图25），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的解说尽力使图画与儒家文献中有关的记载相吻合。比如他认定画像中孔子的马车夫是其学生南宫敬叔，而另一个身形稍小者则为孔子的随从，凭据为这两个人都在史书中有载。阮元还以为画像中孔子所执之鸟必为斑鸠，因为他拜访老子时的身份是史，而据《周礼》，官吏在正式会晤时需执一只相应的鸟以示身份。但阮元在发展这种解释的时候也面临一个难题：画像中孔子见老子的地点是在路上，与文献所记载的场所不同。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他自圆其说地认为老子一定是在去都城谒见鲁昭公的路上遇见了孔子，而后者是鲁昭公派遣去向老子问礼的。

由于这批清代学者知识渊博，儒学根底深厚，他们的考证极大地丰富了对武氏祠的研究。从现代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形形色色的画像主题的识别大致上等同于图像志研究（iconographical study）。然而，清代学者之工作目标是为了将新的考古发现纳入到那无所不包的儒学研究的框架中去。这一宗旨甚至在其观察及记录视觉材料的方式上也显现出来。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文字著录远比视觉表现更重要。当检验一幅画像的时候，他们一般首先着手寻找和释读铭文，因为铭文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在图像及古文献之间搭起桥梁。假如孔子及老子的名字没有被镌刻于“孔子见老子”一石的主要人物旁边，清代学者将很难断定这幅画像所绘乃是这两位先贤之会晤。如果不是根据这些榜题，他们中少有人敢于忽略图画中诸如会面地点这些不符合文献记载之类的疑点。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学者实际上视汉代石刻为“文献”，并竭尽全力把图画转化为文学形式。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有清一代金石学家都赞美武氏祠石刻画像，视其为无价之宝，但这些画像石在出土后的几十年间却从未被出版印行过。反之，这其间却有超过十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其金石著作中，以文字的形式详细描述和评说武氏祠画像石。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鸟。对他们来说，描述画像远比复制它们来得重要。因为只有在文字的层次上，这些画像石才能与写在纸上的儒家经典相联系和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