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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280441
★大胆挑战许慎、郭沫若的古文字学研究者唐汉。
把甲骨文从高深的学术殿堂推向平民社会,《瞭望》《新民周刊》《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对其争相报道,在知乎、新浪网上受到热议。
★帛书校勘本《道德经》对照传世本《道德经》。
《道德经》祖本已失,本书将《道德经》帛书本与传世本各篇章一一对照,正本清源,探究老子本意,还原《道德经》本来面目。
★用文字学的角度解《道德经》。
本书跨越前人藩篱,追根溯源,从文字学的角度解析《道德经》,以字根为根据,以字形、字义、字音为基础,以甲骨文、金文为例证,深入解读《道德经》中的文字,角度新颖,与众不同。
★层层剖析《道德经》内涵。
本书内容包含“原文”“译文”“解字”“句读”“随感”五大版块,既有逐句拆解、逐字分析,篇章末尾又有作者感悟,可以带读者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地理解《道德经》内涵,从其中学到处世之法和自处之道。
《道德经新解》以文字学研究成果为根基,将帛书本《道德经》与传世本《道德经》两相对照,参校他本,对帛书本《道德经》进行系统校勘、翻译和评述。
唐汉根据自己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从文字的形、音、义入手,结合古文字的物象场景,重新解读老子之言,对于《道德经》的作者及成书过程、老子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老子哲学思想对于今人的教益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前言 我注老子与老子注我
导读一 老子其人其事其学说
导读二 道之先验自在及玄之又玄
凡例
【上】德部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一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
帛书校勘本 德部四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五
帛书校勘本 德部六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七
帛书校勘本 德部八
帛书校勘本 德部九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一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二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三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四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五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六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七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八
帛书校勘本 德部十九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一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二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三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四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五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六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七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八
帛书校勘本 德部二十九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一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二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三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四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五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六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七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八
帛书校勘本 德部三十九
帛书校勘本 德部四十
帛书校勘本 德部四十一
帛书校勘本 德部四十二
帛书校勘本 德部四十三
帛书校勘本 德部四十四
【下】道部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一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
帛书校勘本 道部四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五
帛书校勘本 道部六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七
帛书校勘本 道部八
帛书校勘本 道部九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一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二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三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四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五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六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七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八
帛书校勘本 道部十九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一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二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三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四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五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六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七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八
帛书校勘本 道部二十九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一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二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三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四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五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六
帛书校勘本 道部三十七
《老子》一书,原著不过五千言,可以说,几乎是一字就涵盖一个观念的好文章,一句就涵盖有三玄三要的妙义。
——南怀瑾
唐汉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研究甲骨文,对于Z终破解人类早期文明之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早期文明探源,既是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也是当代学术界的一项基本任务。
——《瞭望》新闻周刊
唐汉坚信汉字来自于民间,是民俗文化的直接体现。他琢磨一个汉字的来源,不是一味地翻古书,而是深入民间去采访,看实物,跟老人聊天,有时甚至要亲身体验。
——《北京晚报》
捧读《老子》一书,读者们想知晓:老子是谁?《老子》一书是怎样写成的,这本书究竟在讲些什么?《老子》所讲对今日的我们有什么用途?探究深者,还想知晓《老子》对中国历史(或中国思想史)进程起过哪些作用,《老子》一书究竟是“国之德”,抑或是“国之贼”也?
将上述问题像剥洋葱一般剥开给大家看,以为导读。
一、老子其人,其犹龙邪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老子韩非列传》,叙述了老子其人其事迹:“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遂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司马迁认为老子的真名是李耳,曾经作过“周守藏室之史”。又认为老子可能是楚人老莱子,活了160岁或者200多岁。司马迁又说老子应该是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或是不知名姓的一位隐君子,他的子孙有名有姓仍然活在当代。概言之,老子有四个化身,其中一个还不知姓名。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有记叙:“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益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晋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有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对孔子师事老子是深信不疑的,否则,他不会两次记述同一件事。但又有学者考证,《史记》中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乃是司马迁抄自《庄子》一书。在《庄子·天运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合,予又何规老聃哉?’”庄子笔下的孔子,是一个比老子差了许多的普通俗人,已经51岁了,还未“闻道”。老子则近乎于神龙。
有学者考证,沛在当时为宋地,与“孔子适周”的地点不同(周在河南洛阳)。《孔子世家》记载此事发生在孔子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而不是“五十有一”。孔子问礼中的老子形象是一个拘谨守“礼”的儒生,与《道德经》一书中那个把“礼”看做下流伎俩的老子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庄子》中的老子原本是一个寓言人物,所述之事也为寓言,根本不能当真。《史记》因之成说,只是为了增加故事性和可读性,否则,司马迁不会另行举出老莱子、太史儋和隐君子。
也有人指出:司马迁列举《老子》一书的作者,用的是否定法,即先提出一种假设,然后将其否定掉。司马迁心中认定的老子是最后那个无姓无名无字无籍贯无事迹的隐君子。
又有人问道,既然是一个隐君子,司马迁又何以知晓“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
司马迁生当汉初,离孔子、老子的时代并不是太远,何以将老子描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研究《老子》的学者们,大多数认为老子的身世在当时已是“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只是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宗旨撰写了老子的列传,至于老子的身世为什么“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没有正面回答。
二、胡梁交锋,宗教信仰乎
1919年,28岁的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在这本书中,胡适认为,“老子事迹,已不可考”,只能以《史记》所录为本:“老子是楚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胡适依据先生一定比学生年龄大,推断出“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应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750年左右”,“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对孔子问礼于老子,胡适确信有此事,只是“这事已不知在何年”。
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当时年仅19岁。他先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家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理论的影响。胡适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平心而论,时年28岁,在国外生活多年的胡适,训诂和考据之学并非其所长,对于哲学也很难说已经完全搞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将老子打造成中国哲学始祖,排在孔子之前。与其说他的目的是在解读老子思想,不如说是在张扬自己学到手的实用主义哲学或实验主义方法。这是一起典型的“六经注我”的案例。胡适笔下的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岁,至多活了九十多岁”等,只是凭“想当然”拼凑出来的。
1958年,时年67岁的胡适重版此书时,在《台北版自记》中讲道:“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 的孔子。”
追寻老子的年代身世,从而探讨中国哲学史的发端,在胡适眼中竟然成了“信仰”问题。这种立论自然从一开始便要遭到多数学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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