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一种空间化的智能

本书是一项历时超过15年调查研究的*后一部分，其内容涵盖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力量，空间的变化及文化、政治之间的动态联系。作者为国际著名城市技术史专家与建筑理论学者安托万·皮肯，是一位拥有三种教育背景的法国工程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他对智慧城市提出了系统、深刻的见解，对今天的城市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有洞见的透镜。

随着城市的全球化竞争，智慧城市已成为城市复兴和发展的重要的新战略驱动力。智慧城市正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寻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促进新的集体生活形式。这使得智慧城市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以及很多企业的重要关注点。本书试图将智慧城市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并通过解读其对城市空间和经验的影响来采取真正的批评立场。这种文化和批判的视角尤为重要，因为智慧城市既是一种渗透着乌托邦信仰的理想，也是一种具体的城市转型过程。这本书一开篇就考察了智慧城市赖以建立的技术现实，从使我们能够监测基础设施内发生之事的芯片和传感器到连接个人的智能手机。通过这些技术，城市空间似乎被激活了。这种激活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一方面是以*有效的方式引导城市的新控制论的野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性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被授权的个人发明了新的合作模式。本书提出未来的智慧城市将是二者相互调整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空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慧城市是当代数字时代的“空间转向”。基于地理定位和增强现实等关键技术的发展，空间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解释了地图在城市体验的演变中的战略作用。此外，在对智慧城市的一些关键层面的探索中，本书不断地从技术层面转向空间层面，从对现有实验的批判性评估转向一种对集体智慧新形式兴起的推测。在未来，城市将以一种比目前通常所假设的更直白的方式变得更加智能。

安托万·皮肯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教授，教授建筑与技术的历史与理论课程，致力于 18世纪以来建筑与城市技术史研究，以及社会、技术和乌托邦之间的关系。皮肯自2014年起担任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同时也担任柯布西耶基金会主席。

前?言?一个新的城市理想

空间化的智能

技术、空间和政治

第?1?章?智慧城市的到来：从流量管理转向事件控制

定义智慧城市

自我实现的虚构

有感觉的城市和可被感觉的城市

海量数据

发生了什么

第?2?章?双城记

新控制论的诱惑

赛博格城市的设想

自发的城市、协作的城市

数字个体

第?3?章?城市智能、空间与地图

增强现实与地理定位

迈向三维城市生活

与基础设施的新关系

利害关系陈述

新的美学

数字时代的公共生活实验室

结?论?智能的挑战

全数字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场景多样化的必要性

公共/私人

从事件到历史 

我们的城市正处在一场激进变革的边缘，且这场智能领域的革命，其规模堪比当年带来工业化的革命。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智慧城市随时准备取代工业时代典型的网状结构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的成功建立在硬件基础设施（从道路、供水到卫生系统）之上，智慧城市则不仅是技术优化，也是一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工程。“智慧城市”一词，*早于2005年左右被提出，以描述信息和通信技术作用于城市的一系列新用途，并被广泛用于大众媒体、专业文献、企业（如IBM、思科）话语和从政者口中。一个新的城市理想就此诞生；而本书亦是为此而生。 这一新的城市理想的力量虽与日俱增，但一些问题始终未被解决：正在发生的变化在确切性质上存有重大歧义。下文要讨论的，正是智慧城市现今流行的诸种不同定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定义似乎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是有限的意义，强调主要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城市功能方面的优化，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另一方则是更广阔的愿景，不仅包括设施和服务的管理优化，还包括促进生产和知识的交流—通过更智能的生活来提高生活质量。 在明显的多样性下，尽管存在上述分歧，但在通往智慧城市的道路上还是有几个方面趋于一致。第一个方面是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高度战略特性的考量：在提升城市日常管理的同时，有助于材料和能源方面更经济，简而言之，城市会更生态化。这也涉及了第二个方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需要。如果城市地区像今天这样继续加剧环境恶化，我们还能称其为智慧城市吗？同样，第三个方面是对人为因素重要性的普遍共识：不论人们对智慧城市的定义如何，都需要新型的个体和集体的行为。如果人们不能够根据自身提供的信息对自身行为建模，智慧城市的传感器、微芯片和显示屏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与那些不太了解状况的批评观点相反，即使是从智慧城市*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迫在眉睫的新城市革命也不可能被归结为仅仅是为城市装配数字工具的计划。它与人类学、社会学及*终的政治学有内在的联系。

从大历史观开场，是阅读皮肯论著的第一印象。实际上，体会一个学者如何让一个核心概念出场，并使其贯彻始终，是把握一部论著主旨的关键。皮肯的历史意识与主要观点，在《智慧城市》前言第一段第一句就得到了鲜明的概括与凝炼：当前“我们的城市正处在一场激进变革的边缘”，这场变革主要发生在智能领域，其“规模堪比当年带来工业化的革命”，且“智慧城市随时准备取代工业时代典型的网状结构城市”。显然，这是一个建基于大历史观视野上的对比，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式的论断，而不是一次“托勒密化”的表述。事实上，这种基于“城市”根本概念的探讨，贯彻了皮肯写作的各个层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网状城市，越是激进地改变了农业时代的城市，越是成为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核心模式，数字革命推动的智慧城市的崛起，就越是具有革命性，越是成为今天的主导模型。对皮肯而言，越是与工业城市建立高段位的对比关系，越是能够显现智慧城市在历史谱系中的重要位置。皮肯明确地绕过了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信息技术与后现代城市，潜在地认为它们是工业技术与工业城市的“托勒密化”，而数字技术与智慧城市才是哥白尼革命。对皮肯而言，这绝非一个科幻小说式的预言，而是长期思考后的判断。 对于如何理解数字技术与数字文化对当代世界性质的改变，即到底是“托勒密化”还是“哥白尼革命”，皮肯早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开始了严肃的讨论。他借用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再次重申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到底是活在后–现代性中，还是活在超–现代性中？”?如果是前者，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时期，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强度更高的现代性进程。结合对当代数字文化性质的讨论，皮肯在文章中将这个根本问题具体化为：“数字文化在本质上是否真的不同于已经成熟的现代主义工业文化？计算机真的引领我们来到了全新的世界，还是只是单纯地在延续一个至少从19世纪末起就已经开始运作的强交流的过程？”对此，皮肯深刻地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所谓信息社会，其实源自政府和大公司分别用来管理社会政策和客户而开发的大规模文档记录技术。”换言之，信息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密集使用，不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升级的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管理术不断发展的结果，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泰勒制管理术及战争催生的控制论技术的延续性发展，是一次叠加式的改进。20世纪70年代，符号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加强是智慧城市出现的前提条件，但仍是一个过渡阶段。信息技术仍是基于光电模拟逻辑，虽然大规模扩张了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再现，但仍是符号、物体两张皮，无法与现实世界深度融合。就像文丘里在拉斯维加斯大街上观察到的，现实商业主街仅仅是广告牌与建筑物的并置，大量激增的信息与符号仍需要物质载体。 只有数字技术到来之后，符号、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充分的非物质化无缝连接与平滑交换，比特彻底取代了原子，透明的、叠加式的电子皮肤才实现了对整个物质城市的笼罩，才实现了资本主义城市生产机器的根本升级。换言之，只有数字信息与数字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才能支撑智慧城市的到来。当数字工业技术引发的底层逻辑的格式化，使得数据取代了信息，在各个层面加密、加速了社会进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量变引起了质变，即超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这才是我们现在的命运。超现代性意味着，今天，不存在一个地方，不存在一个时刻，可以逃离数字技术的技术矩阵监控、计算与管理，“我们似乎正遭遇某种通信的超级政权”的治理，以至于全球技术基础设施布局已经成为大国政治竞争的核心。皮肯正是在这种历史意识下，才得出“智慧城市的崛起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样的论断。

在当前大量的理论尝试中，本书有两个独到之处。首先，本书对“智慧城市”的表达将比通常情况下的定义更为字面化。与其设想一个这样的城市—信息和通信的回路只是简单扩张，智能只存于利用这些手段沟通的男女中，不如设想一下非人类形式的推论甚至意识本身渐进的发展。在这种发展的最后阶段，一种新的看待城市智能的方式早已经被运用于算法、人工智能、自动化及有机体和机械间赛博格（cyborg-type）装配的最新研究中。它建立于多重实体（人类、非人类，通常是两者的混合体）相互作用和互相构成的认知和思考基础上，整个城市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认为是智能的。在这个更大、更综合的智慧核心中，不同的实体既是部分自治的利益相关者，又是构成城市总体智能体系的子系统。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著名的“普遍意志”（以《社会契约论》（Of the Social Contract）或《政治原则》（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1762）为基础）将变得更加具体。对于那些倾向于接受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理论而非卢梭理论的人来说，也可以将这些实体看作某种单子：由整体支撑的具体，城市包含了所有这些具体实体，而这些具体实体中的每一个都维持着自身的整体性。

这些设想是科幻小说吗？当然是，但又不会陷入技术进步到最终用机器智能取代人类智能的境地（这正是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孜孜不倦宣扬的“奇点”（singularity），库兹韦尔是“后人类”（post-human）境况主要预言者之一），但我们很难不被周围的机器和系统所展示出的极速发展的感知和推理能力震惊。智慧城市也是科幻虚构吗？毫无疑问是，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关智慧城市的描述具有高度自我实现的特征，也就是说智慧城市创造了使智能可行的条件，就像某些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预测通过使它们向可行方向偏移而影响投票动态或市场行为一样。

智能不应被视为主要存在于中央处理单元或专业服务器的内存中，不该像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Kubrick）在《2001：太空漫游》（2001:?A?Space?Odyssey,?1968）中描绘的超级计算机HAL?9000那样。相反，智能应该被设想为直接分布于整个城市中，存在于基础设施、街道和建筑物已经安装好的传感器和芯片中，存在于属于居民的大量电子设备中。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智慧城市是一个在数百万个点上被激活的城市。由于它是分散的，遵循街道建筑网络的地形，以及车辆和居民的移动，生成一张城市实时活动地图，所以，智慧城市的智能具有深刻的空间性。

而本书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正是源自对空间维度的关注。这可能看起来很矛盾，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长久以来一直与某种空间的崩溃联系在一起。当塞缪尔·莫尔斯（Samuel?Morse）于19世纪中期开发出电报系统，人们为他们所认为的智能战胜了距离的决定性胜利而欢呼。4?同样的论调后来出现在人们开始使用电话、收音机、电视，以及互联网时。如今已经成熟的数字技术已经恢复了空间的重要性。这些数字技术通常涉及地理定位，即实时了解大量静止或移动物体位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