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国魂：贴近时代、议论风生的随笔杂感，对症下药、擘肌分理的学术文章

郭齐勇先生既是一位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的学者，又是一位心忧天下、居仁由义的儒者。读其书，开卷有益， 每能建顿开茅塞、化性起伪之功；交其人，如沐春风，常可收倾盖如故、廉顽立懦之效。郭先生为人为文，通达明白，不加藻饰，不求艰深，不弄玄虚，其文风与其人格，正相表里，朴实无华， 始终如一。郭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取精用宏，气象雍容，既注重经典研习，涵化会通，又不离道德存养，躬行践履，体现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和谐统一。

本书是郭齐勇“国学三书”之一种，是郭齐勇先生近30 年发表的38篇文章的结集，其中既有贴近时代、议论风生的随笔杂感，也有对症下药、擘肌分理的学术论文。本书篇幅虽不大，然涉及议题甚多，包罗甚广，举凡国学之内涵与外延，儒释道三教之会通，古圣先贤如孔、孟、墨、阳明、船山等的思想研究，儒家亲情伦理之现代阐释，儒学公平正义观之研判，守成创新与中西文明对话，书院文化之传承与发展，国学教育与人文化成之思考等，无不念兹在兹，反复论列。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等。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中国儒学之精神》《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

王船山思想的内在张力及其思考模式的当代意义 / 001

国学与国魂 / 005

从孔学的“人论”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 008

现代化需要佛教，佛教需要现代化——“佛教的现代化挑战”国际会议有感 / 012

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佛教的当代意义之蠡测 / 015

21 世纪：根源性的追溯与人文学的振兴 / 023

守先待后：世纪之交的文化遐想 / 030

趋新与守成 / 038

法治与德治交互为用 / 040

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与价值 / 044

略谈中西文化比较 / 051

是精魂，不是形貌——关于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 055

儒家的公平正义论 / 057

再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 / 063

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智慧 / 090

重新发现中国 / 109

国学就是儒学、汉学吗？ / 113

孔孟之道的恒常价值 / 117

五伦之情实乃公德之基 / 119

德性是有力量的 / 125

“仁”“义”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 128

中国梦的文化底蕴 / 135

传承文化基因，彰显精神标识 / 143

护持精神命脉，加强人文教化 / 146

如何解读孔孟的亲情伦理？ / 149

国家意识形态应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兼谈国族意识、国学教育与国家祀典 / 160

汲取“忠孝节义”的正价值 / 166

国学不仅仅指一般的传统学术，如经史子集之学、考据训诂辞章之学等，更是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国学”这一概念从 20 世纪初被章太炎等人提出之时起，就含有振兴民族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性与人文传统，以此来批判或救治整个世界的西化、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弊病之意。可见，“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更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这两者是有密切关联的。国粹派所谓“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即是主张通过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但中国古代文人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区别“亡国”与“亡天下”。“国”是一时之政统，而“天下”则是恒久之道统，涵盖了中华文化的神髓。相比之下，“天下”重于“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是“天下”之核心，它超越了具体时空之政制、治统。外国人研究汉学与本国人研究国学，具有很大区别，不可等量齐观。外国人重视饾饤枝节而忽略内蕴精神，他们视汉学为纯客观对象；而本国人对国学必然投入主观情感，怀抱温情与敬意，并且身体力行，将其作为立身立国之本。在新世纪之交，人们再倡国学、重建国学，我看有五层意义。第一是知识层面。在数十年隔阂、两三代人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甚至是数典忘祖的背景下，特别是商业性的媚俗“文化” 铺天盖地般冲击之下，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学 ABC 的教育已是十分紧迫的事情。第二是学术层面。随着国学大师们的相继去世，学术失传，学统不彰，分门别类、微观精深的研究亟待继承与抢救。这正是各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导师们所做的“继绝学”的工作。新近有不少民间机构、同人刊物专力于国学研究，实是国学振兴的希望之光。“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搞学问就是要讲精专，要坐冷板凳，远离车马喧腾的俗情世界。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追求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道德危机与价值失序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代一代人风的颓败最终将导致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民族性的消解。提倡国学，主要是提倡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第四是终极关怀的层面。一个人、一个族类必然有终极的信念、信仰，它超越了世俗人伦的实践意义。中国儒家的“天”“天命”“天道”，以及其对这种终极真实的主体性体认，是儒者在精神上超越俗世的真正根据。儒家由宗教性的超越的肯定而发展出宗教与道德相结合的超越的肯定，即肯定人本乎自己的（又是天赋的）心性、从事道德实践的功夫，而可以知天、事天、上达于天（到达一究极的、为天所知的境界）。这些精神资源在当代仍有价值，可以救治现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荒谬处境。第五是国魂与族魂的层面。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这一点从 20 世纪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汤用彤等人身上都可以反映出来。重铸新的国魂与族魂自然离不开真正的中西精英文化神髓的融合，正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语），“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语）。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国学是本，“本立而道生”。国学不仅是建设与开拓现代化的重要的精神资源，而且还是反思和批判现代化（之负面性）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一真命题，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层面加以肯认或否证。其实这一命题的意蕴超出了这些层面，包孕有个体与族类的文化心理、生命意识和终极托附的意义。失去民族己性与民族个性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成功的现代化。又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立论，对提倡国学者扣上“国粹派”“复古”的帽子。事实上，提倡者的视角早已转换，而挞伐者仍有“文革”遗风，不懂健康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国魂与族魂的重铸显然是建立在扬弃传统国学的基础上的。它是国民与族类的心结，系之于情感，诉之以理性，超乎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