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3803153
《洛阳伽蓝记》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余处。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建寺人、寺庙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堪称北魏时期的百科全书。
《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是一部集历史、地理、文学、宗教、风俗于一身的名著。全书共五卷，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逸闻，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史学、建筑学、文学价值。
目录：
序
卷第一
城内
永宁寺
建中寺
长秋寺
瑶光寺
景乐寺
昭仪尼寺
胡统寺
修梵寺
景林寺
卷第二
城东
明悬尼寺
龙华寺
璎珞寺
宗圣寺
崇真寺
魏昌尼寺
景兴尼寺
庄严寺
秦太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宁寺
卷第三
城南
景明寺
大统寺
秦太上公寺
报德寺
正觉寺
龙华寺
菩提寺
高阳王寺
崇虚寺
卷第四
城西
冲觉寺
宣忠寺
王典御寺
白马寺
宝光寺
法云寺
开善寺
追先寺
融觉寺
大觉寺
永明寺
卷第五
城北
禅虚寺
凝玄寺
宋云、惠生西行记
京师建制及郭外诸寺
导言：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奇书，奇在其以佛寺地理之名，涵历史百态之实。本书在重点描述洛阳城伽蓝建筑精妙宏伟外，更将笔触深入佛寺所承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西交通等领域，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时期历史画卷，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铺张寺宇，爰及人文，寓褒贬于兴亡，吐奇思于鉴戒。”本书与同时期的典籍《齐民要术》《水经注》《世说新语》《文心雕龙》等一起，成为南北朝文化的经典之作。
一、《洛阳伽蓝记》的“前世今生”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为杨衒之。有关杨衒之生平，正史不载。除了本书中所记资料外，在《历代三宝纪》《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书中也有一些零星资料。本书明代如隐堂本题撰者名为“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景林寺”一条中曾有“衒之时为奉朝请”之说。《历代三宝纪》卷九载：“《洛阳伽蓝记》五卷，期城郡太守杨衒之撰。”原文作“《洛阳地伽蓝记》”。《续高僧传》《法苑珠林》《大唐内典录》等所记与此基本相同。《广弘明集》卷六则有些许差别：“阳衒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上述资料合在一起，也不超过百字，因而关于杨衒之生平还有诸多不明之处。大致可以确认的是，杨衒之，北平人，北魏时期曾任抚军司马、期城郡太守、秘书监、奉朝请等。抚军司马为抚军将军府中仅次于抚军将军的官员，起参谋作用。期城郡是北魏孝昌年间所设，位于今天的河南泌阳一带。秘书监是古代掌管图书的主官。奉朝请则为名誉性的散官，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设置，定额为二百人，太和十七年定为六品下，太和二十三年改从七品。杨衒之担任这几个官职的时间及先后顺序，依据现有资料无法准确判定。严可均在《杨衒之传》中曾说：“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可作参考。杨衒之担任奉朝请的时间，可由本书中一段自述确定：
永安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疑“苗”字误。国子博士李同轨曰：“魏文英才，世称三祖，公幹、仲宣，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误也。”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
由此可知，杨衒之任奉朝请的时间约在北魏孝庄帝永安（528—530）年间。
《洛阳伽蓝记》成书的目的，有不同解读。杨衒之在自序中说：
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从此处所记看，杨衒之在武定五年（547），因公事重返洛阳。举目所见，宅第荒废，荒草丛生，野兽出没。此时距离孝静帝在高欢胁迫下迁都邺城不过四年，原先洛阳城内外的上千余座寺院成为废墟。此情此景，杨衒之感伤之余，“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因此杨衒之撰写本书的目的，乃是感叹于世事变化，人是物非，担心洛阳曾经繁华景象从此湮灭无闻，希望能留下有关洛阳伽蓝之盛的历史记忆。《出三藏记集》等大致都引用这种说法。但在《广弘明集》中，提出本书成书的另一种初衷：“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认为杨衒之撰此书乃是为了批评佛教，指摘北魏时期的寺院建筑豪奢铺张，竞相攀比，已经严重侵扰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了说明杨衒之批评佛教的立场，道宣将他列入了“列代王臣滞惑解”一类中，并且引了据说是杨衒之批评佛教的奏章：
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
又云：
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杨衒之上书皇帝，痛斥佛教中存在的贪图享乐风气、僧众良莠不齐的乱象，主张对佛教严加管理，分辨真伪，然后才能杜绝伪滥，有利于佛教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但纵观《洛阳伽蓝记》之文，虽然在对佛寺记述中，大量使用了诸如“佛事精妙，不可思议”“作工精巧，冠于当世”“世所未闻”“阎浮所无”等夸张之语，但其中表现更多的是赞叹和惊奇，并不能读出明显的讥讽和批评的意味。关于杨衒之与佛教的关系，透过本书可以获得如下信息：第一，杨衒之对佛教历史相当熟悉。如在“大统寺”一条中，有如下记载：“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显略遂造招福寺。”即高显略在其家中，发掘出黄金百余斤，并得到碑铭一块。高显略由此造了招福寺。杨衒之在此条下评论说：“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迹也。”明确指出，战国时佛法尚未传入中土，所以积累功德不一定指佛寺。第二，杨衒之对佛教历史的记载用笔甚多。如卷五记述宋云西行的部分，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将西域及北天竺一带佛教信仰流传的状况做了细致的描绘，他自己也说：“衒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这部分的写作是在综合几本西行求法行记的基础上完成的。此外，作者对佛教高僧，如菩提流支、菩提达摩等记述的史料，都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综上所述，杨衒之对佛教有批评，但应该不是反佛者，他对佛教批评是对当时佛教混滥状况的不满，这恰恰说明了他对佛教正法的维护。反过来说，假如杨氏对佛教深恶痛绝，就很难理解他不厌其烦地详尽记述这些伽蓝建筑，铺陈佛教史实的用意。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个区域，重点介绍了44座寺院的情况，并提到了另外36座寺院之名称。最后一部分略有别于其他篇章，在介绍禅虚寺和凝玄寺外，重点介绍了宋云等出使西域的所见所闻。当时，洛阳城内外有上千所寺院，不可能一一记载，所以作者也说：“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本书涉及的内容，从佛教文化、南北文化差异、民俗信仰、俗语音声到北朝贵族的豪奢之风、政治权谋等，包罗万象，堪称北魏时期的百科全书。
二、北魏时期之“法教愈盛”
一部《洛阳伽蓝记》，半部北朝佛教史。毫无疑问，《洛阳伽蓝记》通过记录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的洛阳佛教建筑的盛景，反映了佛教“自项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豪眉之像，夜台图绀发之形”的传入，到“尔来奔竞，其风遂广”的发展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之说有多种，较为可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夜梦金人之说。据《牟子理惑论》载，汉明帝因梦见空中放光的飞人，向大臣咨问。“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佛教由此开始在中土传播。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佛教史籍中多以此作为佛教初传的标志。本书在“白马寺”一条中，也对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的过程做了交代：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寺上经函，至今犹存。
另一说则将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这种说法原出于鱼豢撰《魏略·西戎传》，后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了这段话：“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综合上述两种说法，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范围可以确定为公元前后、两汉之际。
至北魏时期，除太武帝曾有灭佛活动外，多数帝王皆崇信佛教。佛教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从《魏书·释老志》所记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在建立北魏后，对佛教就有优待。
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径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谷。帝遣使致书，以缯、素、旃罽、银钵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
到天兴元年（398），道武帝迁都平城后，下诏说：“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开始在平城建造五层佛塔、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另造讲堂、禅堂等。
明元帝拓跋嗣（392—423）即位后，“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将佛教视为化导民风的重要手段。
太武帝拓跋焘（408—452）继承太祖、太宗之制，对佛教也颇有好感，“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但是后来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有所变化，“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太武帝在崔浩的影响下，开始信奉道教。加上太武帝在征伐长安时，在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及富人的私藏财物，造成了太武灭佛事件的发生：“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命令各地官员对佛教严加稽查，所有佛教造像及佛教典籍等，一律捣毁或焚烧，沙门则一律坑杀。虽然由于太子拓跋晃的暗中保护，“缓宣诏书”，事先透漏消息，“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但对佛教来说，打击还是巨大的，“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文成帝拓跋濬（440—465）认为佛教能够“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是魏朝历代尊奉之教，但太武帝时期，因为寺院中有“凶党”存在，朝廷下令整治，官员们不问青红皂白，将佛教全部禁止。因此，要重新恢复佛教：“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兴光元年（454）秋天，下诏在各地五级大寺内，为北魏自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在文成帝时期，由沙门统昙矅主持，开始建造后来驰名中外的云冈石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此五个石窟被称为“昙曜五窟”。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佛教，在昙矅的建议下，北魏设立了“僧祇户”“佛图户”制度。“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献文帝拓跋弘（454—476）即位后，“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皇兴元年（467）八月，孝文帝拓跋宏出生。献文帝为祈福，“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其后，又建造了三级石佛塔，高十丈，成为当时盛景。
献文帝在冯太后的逼迫下，延兴元年（471）让位于时年5岁的儿子拓跋宏，朝政由冯太后把持。在这期间，朝廷也颁布了一些加强对佛教管理的政策，比如延兴二年（472）夏四月，下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诏令对游走各地弘法的僧人进行限制，如确实是弘法所需，在外地需要持有州镇维那的文书，在都城则需要有都维那颁发的戒牒。此外还禁止花费巨资建造寺院：“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
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自兴光至此（承明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以上引文见《魏书·释老志》）
“太和十七年，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洛阳伽蓝记序》）由此也成了洛阳伽蓝建造的开端，掀开了北魏佛教发展的新一页。《洛阳伽蓝记》主要记录的就是这段历史。
首先，从佛寺建筑的数量看，洛阳城内外从原先仅有的四十二所寺院，很快发展到迁都邺都之前“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的局面。皇帝、皇后嫔妃、贵族大臣、宦官、军士，或舍宅，或新建，争先恐后，竞相攀比，“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胡太后仿照平城之永宁寺之制所建的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其做工“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正如常景所撰碑文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宣武帝所建的瑶光寺，“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文献王所建的景乐寺，“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景林寺，“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楹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其中有一讲堂，形制不大，但制作精巧，禅僧于中修行，“虽云朝市，想同岩谷”。宣武帝专门为外国僧人建造的永明寺有上千间房舍，常住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单是杨衒之选择的有代表性的做重点记录的寺院就有40多座。
其次，从佛教义理的探讨看，地论学派在北魏时期颇为流行。所谓地论学是指以世亲所作《十地经论》为研究对象的佛教学派。该论是对《华严经》中《十地品》的解释。由于《十地经论》与《华严经》的这种关系，地论学者也多重视《华严经》。地论学分南北二道，分别以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为首。北魏宣武帝为了勘验高僧水平高低，曾安排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分别翻译《十地经论》，然后再做对比，相较高下。“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极殿，勒那摩提在大极殿，各有禁卫，不许通言。校其所译，恐有浮滥。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讫。及勘雠之，惟云‘有不二不尽’，那云‘定不二不尽’，一字为异。”（《续高僧传·道宠传》）这种说法虽有夸张之处，但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因对《十地经论》中有关佛性等问题认识的不同，造成了地论南道和北道的分别。以勒那摩提为代表的一系称为地论南道，其弟子慧光，研习地论，也讲习《华严》。《华严经传记》说他作过有关《华严经》的疏四卷，“立顿渐圆三教，以判群典，以华严为圆教，自其始也已不存”。现仅有《华严经义记》一卷传世。他的弟子如僧范、法上、昙遵、昙衍等都讲习《华严经》，并有一些疏记之作。菩提流支一系被称为地论北道，弟子主要有道宠。本书对菩提流支评价颇高：“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晓魏言及隶书，翻《十地》《楞伽》及诸经论二十三部。虽石室之写金言，草堂之传真教，不能过也。”道宠在北魏朝臣中很有影响：
时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自遗世网，形名靡寄。相从来听，皆莫晓焉。宠默识之，乃曰：“公等诸贤，既称荣国。颇曾受业，有所来耶。”皆曰：“本资张氏，厌俗出家。”宠曰：“师资有由，今见若此。”乃曰：“罪极深矣。”
最后，南北朝佛教各异其趣。汤用彤先生说：“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洛阳伽蓝记》卷二“崇真寺”条就记载了一个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来说明对佛教中各种行为的价值判定。该故事说，崇真寺有一个比丘叫慧嶷，死后七日复活，原来是阎罗王抓错了人，他才得以被放回。慧嶷回到阳间后，讲述了其在阴间候审时的所见所闻。当时和他一起接受审查的还有五位比丘。宝明寺的智圣，因为修坐禅苦行，得升天堂。般若寺的道品，因为诵四十卷《涅槃经》，也升入天堂。融觉寺的昙谟最，善讲《涅槃经》《华严经》，常随听众有上千人。阎罗王说：“讲经的人心中有彼我之分，傲慢凌辱他人，是比丘不守戒律的第一位粗行。因此今天只检查坐禅、诵经的本领，不考虑讲经。”昙谟最说：“贫僧自出家以来，只喜好讲经，实在不熟悉诵经。”阎罗王随即将他判入地狱。另一位比丘是禅林寺道弘，自述教化四方信众，制作各类经书，还为众人铸造了十尊佛像。阎罗王说：“沙门之体性，必须是收摄内心，静守佛道，志在禅定诵经。不干预世间之事，不作有为之行。你虽然造作佛经和佛像，但目的却是为得到别人的财物。得到了财物，贪心就会生起。既然怀有贪心，贪嗔痴三毒不能除掉，心中就会充满各种烦恼。”因此也让他和昙谟最一样，被判入地狱。最后一位比丘是灵觉寺的宝真，自称出家之前曾做陇西太守，建造了灵觉寺。寺院建成后，即放弃官职，出家修行。虽然不坐禅诵经，但是礼拜之事从未缺失。阎罗王说：“你做太守之时，歪曲破坏法律，抢夺人民财物，建造此寺，本不是你的功劳，何必再说！”同样交给地府官员，由青衣衙役送入地狱。据说胡太后听说这件事后，曾派遣黄门侍郎徐纥按照慧嶷所说，探访过相关寺院，发现这些僧人都实有其人。随即延请坐禅高僧一百人在宫中内殿供养。诏令僧人不准持佛经佛像沿街乞讨索要财物。自此以后，京城比丘都专心坐禅诵经，不再把讲经当回事。讲经原是最接近南方玄学的弘法行为，但在北方部分人的心目中，它是旁门左道，不是佛法修行的正途。
当然，讲经弘法是佛教传播的必要方式，大乘佛教也强调要自度度他，因而，即使在北方也还是有不少人重视讲经说法。甚至宣武帝本人也亲自参与佛教讲经活动，“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魏书·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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