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文明三书：全3册

★史学大家许倬云重磅力作
93岁老人沧桑历经，70年治学经验融会贯通，3000年世界文明史娓娓道来；讲透世界发展历史，透视当前格局。
★首次系统性讲解世界文明
许倬云首次以“大历史观”俯瞰世界文明。在本套书中，他忧思于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成败得失，深入思考其来路和当前危机，参与生成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革新之路。
★一读就懂的大师巨作
每本书内含50 幅历史图片，100 知识注释，图文并茂，一目了然，一读就懂！
★特别收录全新演讲
许倬云写长序，阐述当今世界的文明危机与转型；特别收录许倬云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的全新演讲全文。

     许倬云文明三书，是当代史学大家许倬云重磅力作。他在此三本书中，首次系统性讲解文明史，70年博学深思熔铸一炉，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勾勒世界文明发展线路图——回溯过去的文明（《三千年文明大变局》），评述现在的文明（《世界何以至此》），探寻人类文明未来的走向（《我们去向何方》）。他以反思、审视的态度，直面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力图以中国文化为基点，开拓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革新之路。
      “许倬云文明三书”是许倬云先生学术生涯上的又一浓墨重彩的一笔，光辉灿烂，蔚为大观。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厦门。美国匹兹保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荣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
      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另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三千年文明大变局》
《世界何以至此》
《我们去向何方》

      总 序  当今世界的文明危机与转型

      各位读者朋友好，我是许倬云。
      这十来年，我们看见世界的变化非常之严重。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国家彼此间的许多紧张形势。今天的世界打起仗来不像过去，真要彼此扔核弹，大家一锅熬。所以，我对这方面十分担心。
      回头想想，我们三千多年前，就是所谓“轴心时代”，几个古代大的文明都出现一批哲人，他们提出一些有关人类文明的基本立场和方向，使这几个大的文化系统都从根上长出新苗，并延续几千年。中华文明和犹太-基督教传统、波斯传统以及伊斯兰传统（伊斯兰传统是从犹太-基督教传统化身出来的），这三个大的传统之间，其实从开始就存在相当根本性的不同。延续下来到今天的世界，当前存在的种种文明冲突，其实并非偶然。如何化解这重重的冲突，是要紧的事情。至少我们要知己知彼，既了解中华文明自身的立场，也要理解他者的立场是从何时、何地、如何生根发芽长出来的。我想这种了解，对我们做出若干决策以及反应会有所帮助。
      我这四本书，恰好就在处理这些问题，针对东西方文明中不同的文化集团，对其基因间的差异加以剖析。
      我们以中国的文化体系来说，从三千年前的西周开始，一直到汉朝建构完成——真正彻底完成要到明代的王阳明。从如此长期的时间段来考察，我觉得中国文明不是论个体，而是论系统，几套系统性的关键要素，互相套叠在一起。在这许多不同层级、相互套叠的系统之内，个人属于第二级、第三级，而非Z大或者唯一。整个宇宙也是由不同层次、不同大小以及不同性质构成的，许多系统互相套叠、互相呼应。人在这中间始终是个关键要素：一个区域、文化之内的许多人，构成一个集团、一个系统，个体与系统之间彼此也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这一套基本观念:阴阳背反、互动，五行相生相克的流转，及其对世间万物、不同情况的归类——包括人与天地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以这个认知为基本结构。
      这种不同层级相互套叠的系统，在佛教的《华严经》里表达得非常清楚。而且《华严经》还讲到：种种系统有虚假的，有真实的；虚假的是真实的反映、映照，是它的影子，也是个回照。《华严经》指出的这种复杂关系，恰好与当今量子物理时代的系统论暗合。
      而希腊、罗马形态的文明，是以个人为主体。罗马是从希腊化身出来的。希腊是一个城邦，由几个族合在一起，共同努力建立一个防卫单位。但是要整队出发去劫掠别的地方，掠夺别处的资源。他们的系统对外是敌对、掠夺、竞争，对内是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平衡。个人居于极大的地位，对任何其他力量不容让——它是绝对的、自立性的东西，它不是系统的，而是专断的。在这个文明特色之下，就衍生了一个独神教。
      中古时代，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和盛唐的中华帝国发生过一次怛罗斯战役，安西都护高仙芝战败。那次失败，回教的世界初试啼声，席卷而上，把两个大帝国都打败了——中国的疆域被回教打破了，波斯帝国被灭亡。那个时候，正处于人类文明第二个轴心时代。秉持独神信仰和个人主义的宗教出现了两三家，而且都信奉强大的、极端的暴力。
      到今天我们感觉到，又是这种独神信仰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席卷世界。今天中国面临的局面是“一对二”，以我们自身的文明来面对两个独神教系统：中东的伊斯兰教，欧洲的基督教。独神教的特点是以自己为重，认为上天对他们有特别的恩宠，因此他们拥有特权，可以凌驾于异质文明之上。他们所尊奉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一定地步，个人可以挑战集体、挑战系统——美国最近发生的，其实就是这种情形。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从唐朝以后其实一直都在，很多时候是间接冲突。
      到了18世纪以后，发生了更大的冲突，就是我们的文明和资本主义主导的商业经济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商业经济一切谈利，和中国文明一切谈义的立场正相反——西方人谈利不谈义，他们认为“利”就是“利己”。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又一次的“轴心转换”。这一资本主义系统的强大力量，将伊斯兰教的力量也压倒了；而这种“求利之心”，架在资本主义列车上横扫世界。
我们中国如果跟随西方走的话，大家同样是一切求利。但我们看见在二战以后，美国近四五十年显露出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神”“人”之间，现在“神”的力量没有了，“神”对个人不再有约束力；个人的求利之心、求自利之心，变成最重要的动机。所以，这个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独立精神来共同组织一个民主国家的构想，在今天面临极大的危机：这种国家社会，一步步分散，终有一天会溃散到不能运作。溃散以前，掌握权力的人，以其自身利益为着重化，为所欲为，这是极大的危机。
      伊斯兰教集团逐渐衰微，被基督教集团压得无法抬头。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独自挺在一边，我们还有中国文化系统的旁支：东南亚、中南半岛以及朝鲜、日本，如此而已。但是这片传统的“中华文化圈”，占据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拥有超过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不是无可作为。我们恐怕是当今世界，唯一可以将个人主义的极端性加以矫正的力量。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机，我愿意把这些想法提出来，是心有戚戚焉。
今天读到新闻，说北卡罗来纳州发生枪战，这些人将配电站都烧了。枪战发生的原因，是支持同性恋的组织与保守的宗教组织对抗。我不否认同性恋群体的权利，但确实违背天常：如果美国的同性恋群体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则美国人口一定降低；而且如果异性恋群体与他们对抗，不断发生这种激烈的武装冲突，这就不得了——这一冲突，比白人抵制亚裔、非裔还要严重。我不批评他们的个人选择，但个人主义发展至极端，整个社会就不成组织，必定趋于散漫。
      动物里的蚂蚁、蜜蜂是极端集体主义：有工蚁、工蜂做事，蚁后、蜂后负责生产，养了一批提供精子的雄性。它们是集体主义，没有个体在内——这与中国的系统化之内，各种大小单位彼此补充、调节的模式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把个人主义倒反过来，集体主义到了极点的话，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向往的东西。旧苏俄的崩溃，就像《莫罗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或乌托邦小说所寄托的虚幻理想，无法落实。
      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就不会掉到坑里面去；但如何调试，是我们很重要的事业。我盼望有好生之德的上天，启发我们的同胞，将这个调试做得既非极端个人主义，也非极端集体主义——找到适当的中间点，实现以多重系统互相套叠作为基本形态的大组织。这个可以由职业团体、地缘团体、政治团体等等互相套叠，也可以由学术的、商业的、社会的种种不同团体互相套叠，也可以由代际之间的团体互相叠合，也可以由国家内不同地区的网络互相套叠，省与省、县与县、区与区之间的大、小圈子套叠在一起。国家之内不同层次、角度套叠在一起，这个大的网络才不会破裂。
      今天我提出的，是第三次世界的轴心时代在二战结束时开始：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被拉到一块，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利益都被拉到一块，共同谋生。只要不独断地否定其他文明，可以共同求存，不至自我毁灭——国家内部分散到一定地步，就是自我毁灭。
      我就说到这里，盼望大家体谅我这老年人的一番心情，可能是过虑，但确实是苦心。这个苦心是为了全体人类，不是为我自己。
      谢谢各位。      

   第一章   中、欧古代文明的发展

      谈到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文明发展，就不得不谈到今天所谓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差别。最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界出现“非洲人种扩散论”，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最后一拨儿从非洲往北移动的人种的后代，称为“现代人种”。这一理论最受质疑之处是：本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其他人种，究竟到哪里去了？
      在古代，人类掌握的工具不可能造成灭种的灾害。假如这些在各地居住的原来人种并没有被消灭，而只是和最后一拨儿非洲北上扩散的人种混合，那么，我们只能说，所谓“现代人种”也不过是许多人种之一，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人种。

      亚洲和欧洲人种，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忽视，欧洲早已有人居住，如尼安德特人。这一古代人种并没有消失，人类学家细密地研究人类基因，实际上已经在欧洲人中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尼安德特人曾和来自非洲的所谓“现代人种”同时在欧洲居住，最后，两者混合为欧洲的土著人种。
      回过头来，看看东方的中国。中国考古学在古代人种的基因方面，还没有太多的新研究。从“北京人”到近来出土的“许昌人”，中国有不少古人类的发现。经过体质人类学的解析，发现这些古代人种之间有相当可见的承袭迹象。
      最近，又有对两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研究，他们是存在于现代亚洲大陆和海洋岛屿的民族。丹尼索瓦人的遗骸是2008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山底下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经过德国科学家所做的基因研究，肯定了这一种人乃是亚洲古代的人种。现在，基因研究学者已经从若干亚洲人种基因的选样之中，找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亚洲大陆上的古代人种成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将来找到的结果可能和欧洲现代人一样——亚洲古代人种基因也保留在今天的亚洲人身上。这种解释的方向是人类的多样性。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种”，往北方的欧亚大陆扩散；居住在各地的人群，各有其演化过程，又有不断迁移过程中的分分合合以及因此而生的基因扩散。也就是说，欧洲、亚洲各地的人类，确实会有相当的同异。总之，我想可能的情况是，亚洲和欧洲的人种是有一些不同，但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欧亚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

      回到古代文化本身的特色来看，亚洲和欧洲，都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一步步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业。仔细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形态，我们也能看到其间相当不同的发展途径。两者的差异，决定了后来文化发展的不同形态。那些影响发展方向的因素，可能到今天还存在于两个地区。不同的人群，身处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各自发展相应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生物基因的观念，称这些特质为“文化基因”。
      以中国而论，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里，有所谓的中石器时代，亦即以渔猎、采集为生的阶段。中国的考古资料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区隔，整个过渡是和缓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七八千年，甚至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那时，亚洲东部的中国，北面发展了小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南面，也就是长江以南，发展了稻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各地都发展出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
      在新石器文化的前一个阶段里，也许我们可以说，距今九千年到七千年的时候，出现了几个发展得非常复杂的新石器文化，如仰韶文化。今天我们也许不必用“中原仰韶”来涵盖其他地区，我们要注意的事实乃是在新石器文化前期最鼎盛的时代，中国这个地区至少有五种高度发展的文化形式出现。
      在中原一带，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期间，已经出现了相当大型的村落，每个村落人口为数不少，并且小米农业相当发达，象征着人类文化面貌的陶器也有了非常精美的彩绘。村落之中，也有相当多的防卫设施出现。当然，地区性文化会呈现出个别独特的面貌。村落之中，已经有富贵与贫贱的差别——表现于墓葬，实际上已经是相当复杂的社会。中原新石器文明的前半段，虽然复杂，但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彩绘的陶片相当精美，烧制技术也不错，然而并未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沿海一带的情形可就不一样了。最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有非常大的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阶层关系复杂。红山文化的玉器，在今天的玉石市场上还可以当作精品看待。红山时期的女神庙和领袖墓葬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特色是以高温烧制的黑陶，黑、亮、薄、精美。在大型墓葬之中，与黑陶共同存在的其他器物中，也有非常精美的骨制品。大汶口文化还出现了文字，我们今天固然还不能解读这种文字，但它是文字这一点不容置疑。大汶口聚落的范围非常庞大，一个大的村落所占的面积和墓葬的规模都表现出这个聚落人口众多，可能不下千数。村落内部阶级分化，贫穷与富贵之间的差别明显。
      再往南走，在浙江宁波、绍兴地区，出现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与其前身河姆渡文化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延续了数千年。良渚文化的特色是出现了“玉琮王”，其切割之细、雕刻之精美，令人惊叹。还有很多人工堆积的土山，显然是一些礼仪建筑—也许是祭祀上天的祭坛，领袖们的墓葬就在这些土山下。良渚文化扩散的范围极为广大，从今天的浙江到苏北，这些土山处处可见。
      往中部走，今天的湖南、湖北在当时是广大的湖沼地区，内陆湖广袤如海，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发展了种植稻米的农耕文化。其最盛的时期，就是所谓的石家河文化，不仅有许多复杂的村落出现，而且有广阔的遗址，中心城市周围有十来个次要的卫星城市，城市遗址的面积竟有数百万平方米。
      这些大规模的新石器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和复杂程度，共存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超过了渔猎取食的阶段，而进入农耕社会，村落分布相当密集。就考古而言，最发达的地区在陕西到河南一带，包括黄河以北的山西部分地区，在这广大的范围内，现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后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为数过千———这个分布密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时，中国的古代人类，都已经发展出了有相当高度的农业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