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增订版)(汉译名著本)

二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而做调查、分析并形成报告，以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据。这一报告之后形成为《菊与刀》一书 。自1946 年出版以来，《菊与刀》在美国、日本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事实上，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菊与刀》的分析基本一致，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与《菊与刀》最为著名。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译者简介：

吕万和，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曾任天津市历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咨询委员（1989年）等。出版作品有《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明治维新与中国》一书（日本、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等。

增订本前言

译者序言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附录一：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

附录二：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索引

西文人名和著作索引

《菊与刀》中译本1991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至今已重印14次，印数超过10万册。最近几年，由于中日关系备受关注，这本书的印数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几种与此译本大同小异的译本，价格高于此译本，印数却不低。这说明：我国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这本书资料丰富、文字生动、多有启发性见解，成了受欢迎的一本了解日本的书。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中日两国媒体的注意。2005年12月间，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特意为此前来商务印书馆和天津，采访此译本的责任编辑之一陈应年和译者之一吕万和，随即写了报道，刊于12月30日该报国际版。2006年2月，《南都周刊》记者又为此书专门采访了三位学者（吕万和、孙歌、李长声），3月下旬在该刊读书版发了长篇访谈录，标题是：《一本叫的学术性著作还在畅销》。
　　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列入《日本丛书》之时，曾提出是否修订。由于当时几位译者都很忙，未能修订。现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者再次提出“修订和增补”，我们当然十分乐意。译者中有一位比较清闲，在另外两位在日本工作的译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把全书通读修订了一遍并加以增补。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既需要有某种坚定精神，也需要有某种宽容态度。人们只有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有不寻常的宽容。只有这时，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绝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样，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绝不会懂得，获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加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身置于愉快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是如此保守自持，以至只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别无其他选择。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一切民族接受我们所喜欢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金鸡独立式进行休息一样。
　　因此，《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乃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预期的和公认的）的书。它将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诸如他们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根据，也许就是平凡的街谈巷议者，什么人都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况，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就会如何如何。如此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绘出思想、行为深处的态度。也许未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理想。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会发现，再增加多少调查材料，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确实性。譬如，某人在何时对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整个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再有几个确证就行了，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中获得同下结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赖以建立的那些观点，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要艰巨得多。人们迫切要求他报告的是，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法庭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任何一位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过于刻意分析，无此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