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44002
他是中国文艺学泰斗
也是莫言、余华的老师，被称为一代文坛教父
但他首先是他，一个“朴”到极致的人
童庆炳的一生，
映照的是他所经历时代的历史，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他出身于贫寒，但有一位伟大的祖母
童先生是苦孩子出身，家里穷到他从小的理想是每天能让七口之家有五斤米下锅。而为了支持自己的孙子近乎奢侈的读书梦，祖母不惜拿出积攒了一辈子的棺材钱来给他交学费。更重要的是，她向他的生命注入的善良，让他对意识形态的狂热免疫，在政治正确卷席一切的时候能守住人性的尺度。
■当历史走起弯路，他拒绝着历史的道
底层者特有的强烈上进心，让童先生得以从山区来到北京，但他并不盲目地追求进步。于是近乎奇迹的是，他不仅从未在运动和斗争中整过人，保持了人格的清白，还绕过时代去到国外，为自己赢得暗地里读书的时光。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但更主要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两次关键抉择。
■他首先是大师们的学生，其次才是泰斗
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围中，童先生依然维持着对老师的古老的尊崇和感恩，不仅尽可能地保护他们，更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营养，获得做学问和做人的启示。正是靠着这种擅长当学生的能力，他才能为自己打下深厚的基础，不断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几乎靠一己之力为中国的文艺学理论奠基。
■他还有一支小说家的笔，这让他得以成为大师们的老师
童先生会让人不禁联想起大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虽然他的小说无法如学术那般给他带来公众声誉，但它们可以表明童先生绝非所谓理论的生产者，而很少有学者像他这样保持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正是凭借这样的全面，他才不仅有一批理论家弟子，还有一些已经进入大师级的作家弟子，其中有名的无疑是莫言。
本书为童庆炳先生（1936—2015）的口述自传，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贫寒的农家子弟，成为中国文艺学理论的泰斗。在童先生看来，这纯属“偶然”，不仅因为贫穷随时可能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更因为在运动的二十世纪，能够安心读书的时光少之少数。而他之所以没有被时代荒废，除了因为他具有在受挫后用勤奋来报复自己的超强能力，更在于他的朴实，使得他的人性没有被政治裹挟，有机会避开国内的漩涡，借着“偷来”的书来继续自我的养成。
除了追述童年、革命年代和新时期的经历，回顾思想和学问上的成长，坦露一生的困惑、疑沮、快乐与不快乐，童先生还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妻子和老师（如黄药眠、启功等），生动地讲述了自己与朋友（如季羡林、王蒙、汪曾祺等）以及学生（如莫言等）的交往。
1936—1944，童年
儿时的梦
挑柴的启示
祖母
母亲
柴路弯弯
1944—1955，上学记
四个银元
不敢张扬我考上了
“龙岩”岁月
赖丹留给我的“文学诱惑”
北上求学路
1955—1958，求学北师大
初到北京
学苏联
图书馆
我所经历的反右
“大跃进”中当厂长
我的老师们
1958—1963，初为人师
给黄药眠先生做助教
我的课
新婚
1963—1965，越南行
决定我命运的一篇论文
整党试点
“品尝”饥饿
越南初印象
我在越南的教和学
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
越南给了我变化
组建留学生办公室
二龙路二号
越南留学生班停办
1966—1976，两次选择
“文革”初见闻
“文革”找上门来
当起了逍遥派
选赴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印象
“偷”出来的学问
一件遗憾的事
怀念妮基
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
赴怀柔劳动
“九一三”事件
进入学校大批判组
“文革”结束
1978—1989，风雨兼程
四个工作重点
“审美特征论”与“审美溶解论”
1984年，我成了万元户
撰写《生活之帆》
上课的感觉
当研究生院副院长
招收硕博研究生
教学相长的深刻体验
攻关心理美学
真正的辩证思维而不是“深刻的片面性”
怀念一起读书、写书的日子
创办“作家研究生班”
说不定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也会在这个教室产生
1990年代，走出低谷
1990年进入人生低谷
四大战役之一：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四大战役之二：文学理论系列教程编写
四大战役之三：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研究
四大战役之四：文体学研究
文艺学研究基地成立
“童庆炳文学五说”
文化诗学
步入新世纪
编写中央“马工程”教材
灾难和遗憾
2013年秋，后一次访谈实录
杂忆杂谈
朋友四五人
杂谈语文教育
哭曾恬
人生七十感言
附录：追忆
六月的思念（文/程正民）
后 记
孔子的伟大离不开他的弟子七十二贤人。童老师学生的阵容令人赞美。而他本人是黄牛一样地耕耘着，坚持着，谦虚着与进展着。
——王蒙
童老师在课堂下是蔼然长者，端重慈祥;在课堂上却是青春生动，神采飞扬。他讲课时的样子经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莫言
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他北师大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老师总是微笑的样子，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童老师说话声音从来都是平静的。
——余华
听他的课，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动。他把枯燥的文艺理论讲得流光溢彩，闪烁着温润高贵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学养为经纬，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生动的例子随手拈来，如同精致的小品，点缀在精工细作的博古架上，浑然一体，处处生辉。
——毕淑敏
虽然现在我回忆不起童庆炳老师每节课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我想课上所受的启迪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注入了我们这些学生的作品之中。就像一个人成长必须摄取多种营养，你既吃山珍海味，也吃五谷杂粮、瓜果梨桃。童老师的课，对我们而言就是这其中的一种。缺了它你不至于失衡，但汲取了它的营养你会变得更为丰富。
——迟子建
但是，在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贫穷伴随着我，而且时刻剥夺我学习的权利。现在想想，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留在北师大，成为教授，现在还给我评了个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时候父母就要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东西下锅，连南瓜和番薯（白薯）也吃光了。
我大概三四岁时，有一次得了大病，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肺炎。当时发高烧，老是不退，咳嗽不止，眼看就不行了。祖母在我的床边一直求，求祖宗、上天、各种菩萨，“求求你，我老了，你们让我去，千万不要让我孙子去！”呼天抢地，这是我幼年深刻的记忆之一。所以，从小我就知道，祖母对我的那种爱和亲，我是永生难忘的。后来我每次回家，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给祖母扫墓。
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有一个人留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我们另外三个又买了慢车票上北京。这慢车从上海出发，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这车是所有的小站都要停，农民种地挑着肥上来，下一站下车去施肥。
经过十五天的跋涉，我终于从福建西部小小的连城县来到了北京城。到北师大之后，我母亲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我报名之后，学校总务处说，只要写个申请，要什么就给发，比如棉衣、绒衣——当时普遍还没有毛衣，就穿绒衣，红的绿的，各种颜色都有——一身的棉袄、棉裤、棉帽子。当时我正年轻，有这些就很满足了。
关于1957 年的“反右”斗争，大背景不讲了，说说我们班和我是怎么参与的。我们先听到的传达文件，是给党提意见， 和风细雨，要鸣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我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党是要通过每个班的团支部来引导学生。在鸣放阶段，我自己可以说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做，是响应党的号召，召开鸣放会，让同学们对党提意见， 还是不开会，不让同学们胡说，我隐隐感觉夸大其词会犯错误。
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样的觉悟？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党员，是个老大姐，1937年的老共产党员，党龄和我的年龄就差一岁，是当时我们班的调干生。她当时是我们年级党小组的组长，我事事征求她的意见。就鸣放会的事，我问她开还是不开，她说不开。我说别的班都开了，就我们班不开，同学们都有意见，说我们对党的整风消极怠工，我怎么应对这些质疑呢？她说你别理他们，，不主动开鸣放会；第二，要是班里哪个同学贴了什么大字报，你就去把它给撕了。我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几岁，根本没有经验，当时只是觉得这个老大姐很正派，后来才知道1955年评军衔的时候就给她丈夫评了中将军衔。她说不要开，我们就没有开。凡是看到我们班同学写的大字报，我就都给撕掉。
那时候大字报贴在哪儿呢？在西饭厅那。当时北饭厅西饭厅东饭厅连在一起，现在都成邱季端体育馆的一部分了。从东饭厅出来到北饭厅有一处拐角，那里正好可以挡住风，大字报就都贴那里。那时候贴大字报，中文系是积极的，特别是大三、大四那些高年级的，他们还有组织，叫“底层之声”“苦药社”等，甚至写章回小说，揭露党委书记如何跟女学生有暧昧关系，就这一类事情，搞得很热闹，我们每天都等着他们新的大字报。
当时我们天天围在西饭厅那，那里又称为枣树林，现在仅剩四棵枣树——我看这四棵也不一定能保住。枣树林是我们辩论的地方，看完大字报进宿舍之前，就在那里辩论。有的人为了突出自己，搬个椅子，站在上面发表演说。我们都是听众。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贴了大字报，甚至在《人民日报》6 月8 号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对这社论不理解，还贴大字报， 但这些大字报我一一都给撕了。
就这样，我们班在1957 年没有一个人成为“右派”，因为我们的鸣放会是在《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开的。《这是为什么？》发表后老大姐对我说，鸣放会可以开了。我们开了三次， 大家不敢说一句话，提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一个年级四个班，唯独我们一班没有一个“右派”。
后来在总支档案里，我看到我们全班都被划归一个等级， 叫中中。当时分为五等，即左派、中左、中中、中右、右派，到了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中右还不是。我们全班都在中中，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面貌不清，因为我们之前没开鸣放会，没有说话，没有贴大字报。而别的班，像三班，出的右派是多的， 抓了五个还是六个。后来大家回过神来才有体会，说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当得真是太英明了，没有开鸣放会，后全明朗了才开。我说：“不是我英明，都是老大姐的主意呀。”
再往后就让我们班去参加别的班批评右派的会议，每个右派都要被批判得死去活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昨天是同学， 今天就成为敌人了呢？很难讲得通，怎么能这么做呢？于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当时上面已经给我们每个班派来辅导员了， 我们班的辅导员说：“你们要积极一点，这是政治斗争。”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昨天还是同学，今天怎么就成为敌人了呢？我们说不出来批判的话，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位辅导员也是个年轻的老师，他告诉我，“如果这个右派说党不民主，你只要反问他一下，‘难道我们党是不民主的吗’，这个你会不会说？”我连忙说这个会。我们就用这个套路，到二班、三班等各个班去，于是我们的批判就变成了各种重复加提问：“难道事情是这样的吗”“难道事情是那样的吗”，一路反问下来，只有这一招，从来没有给别人扣过帽子。这也是那个老大姐教导我们的，不要那么激烈。
但是事情还没了。当时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我们班也分到了指标，指标怎么下达的，我作为基层党员还了解不到，甚至连党委的某些委员也了解不到，只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和总支书记这几个人了解。所以我们班后也不能都是中中，要根据反右派斗争的表现，分个五等。结果还是没有划出“右派”，大部分人是中中，个别的人被划成中左，有三个人被划成中右。这三个同学都是有人揭发，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承认错误，做个检讨，就过关了，依然可以毕业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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