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5263897
◎如作者在对话末尾所说，“我觉得在我们的对话中，我为读者提供了详尽细节来理解我的方法”。作为当代历史社会学领域代表人物之一，迈克尔·曼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思考方式。这部对话作品将曼的学术规划的整体意义展现了出来，为我们理解这位我们时代颇具原创性的社会学家的思想和作品提供了一个理想窗口。
◎书中，两位学者探讨了一系列备受关切的历史事件和时政议题，包括民主的扩张及其虚弱、全球化带来的改变、当代战争的动力因素、环境问题的出路和困境、新技术所扮演的角色，致力于谋求问题的解决路径，深具启示意义。
用约翰·霍尔的话说，迈尔克·曼就像“我们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跨越漫长历史时段的研究中，曼试图发展出从整体上理解历史记录的工具，形成了他关于社会权力来源的理论。
这本《21世纪的权力》源自曼与霍尔之间的一系列对话。曼在其中展示了如何用四种权力来源——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工具追踪权力的前沿，并发展了他对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全球权力变化形式的看法。曼认为，全球化的出现同时改变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帝国的性质。对话总结了不同地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探讨了中国、印度、中东、欧盟的角色，论述了可能导致国家强弱变化的原因，也提示我们金融资本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环境问题带来的重大危机。这些讨论同时构成对如下问题的考察，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结构性的趋势和令人震惊的单一事件。
曼认为没有一种权力来源在社会生活的构建中扮演不变的角色，每一种权力都在不断发展并相互交织，而重要的变革源于每个时期相对独特的“间隙”的出现。这些讨论启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时代的性质，并试图揭示出在这个并没有那么崭新的世纪中，我们还能拥有什么选择。
导言（约翰·A.霍尔）
第一部分 变动中的权力
第一章 资本主义
第二章 军事主义
第三章 政治权力
第四章 意识形态的终结
第五章 模式、牢笼、间隙和辩证法
第二部分 社会变迁的性质
第六章 强国家和弱国家
第七章 群体能动性
第八章 结果
第九章 现代性的偶然性
第十章 逼近我们的危机
结论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一部启发丰富、引人深思的作品。
——《晨星报》
这部小书值得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迈克尔·曼对我们这个时代权力结构的深刻理解，使他能够在与约翰·霍尔的精彩对话中，对于一个我们尚不知晓的时代的可能发展提供丰富的见解。
——伊恩·克尔肖爵士（谢菲尔德大学）
迈克尔·曼对西方历史的社会学解读超越了他的同代人，这在他对“一战”的系统分析中可见一斑。在与约翰·霍尔的对话中，他从即将完成的著作中抽身而出，洞悉当代历史，敏锐思考未来的形态，给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与权力的重要结论。
——亚历山大·希克斯（埃默里大学）
迈克尔·曼运用他的四种权力模型，阐明了近代历史和可预见的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主要权力来源交汇时，事件成为转折点：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大战，21世纪的多元政治僵局与生态危机。曼以概括的笔触展示了一种宏大社会学视野所持续保有的现实意义。
——兰德尔·科林斯（宾夕法尼亚大学）
导言
约翰·A. 霍尔
对我来说，迈克尔·曼一直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这一点从他的核心理论便可轻而易举看出：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权力的不同来源，以理解历史记载和我们所处之世界的轮廓。同样重要的是这两位思想家惊人的历史跨度，他们都具备令人惊诧的能力：从实证研究中吸取并提炼丰富内容。当然，此中亦有微妙差异，曼会在后面的文本中回应部分内容。韦伯关心权力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形式，曼则将其发展为四重议程，在这著名的三位一体中着重加入了军事权力的领域。同时，两人在视角上有所差异。韦伯将广博学识用于分析不同文明，曼和他并不完全相同，尽管他们都朝这一方向发起进攻。他们最重要的区别是规范性的。突出尼采对韦伯的影响并不为过，这一影响导致他对祛魅的关注，有时也导向一种为自由民主制留下的余地不多的政治，使他偏好民族主义，渴求克里斯玛型的领导人将社会从消费主义的沉闷病征中拯救。相反，曼是颇为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本书将会使这一点显得更为清晰。这更加强了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马克斯·韦伯的感觉。他也关心我们现在的历史的观念，但其著作基于与我们更为紧密的价值。
尽管曼的著作已闻名遐迩，我们还是有必要重复其理解社会的宏图。1972年，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尝试发展出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记录的工具。他当时幻想自己可以在较小的篇幅、在一卷著作中处理这个问题。他并没能做到，这可谓万幸！最后，我们得以看到更宏大的著作，详尽细节沿重要的转折点铺展开来，这些著作有着推进社会学理论的关切，并试图助益对社会的理解。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自源起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史》是尤为让人兴奋的一卷。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提出了崭新的理论图式。一方面，其广阔的历史跨度意味着理论主张出自历史细节。另一方面，其对待权力前沿从中东迁移到欧洲西北部的方式，有其叙述的锋芒，将读者带进世界历史发展的迷人讨论。此中亦有许多重要而意外的愉悦：他解释了早期农民在河谷中所受到的“禁闭”（caging），这使农业变得重要；他分析了早期的帝国，尤其是对罗马帝国兴衰进行了复杂描述；他带来关于意识形态权力的独创概念，剖析世界宗教的出现；他还提供了对欧洲西北部战争国家的世界权力的兴起的解释。
《社会权力的来源》（以下简称《来源》）的第一卷成就了他的名望，也见证了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转到加州大学的过程。他现在也还在加州大学工作。相比起来，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得到的关注较少。这本书内容更为稠密，填满了实证细节，或许这对读者要求太高，读者无法抓住其中不同的独创性。这本书继续利用四种权力来源的概念工具追踪权力的前沿，描述欧洲西北部强国在漫长的19世纪中的互动。这一卷尤为令人震惊的是他处理社会生活关键因素的固定模式——至少在我看来，他让这一卷中那些相对被忽视的东西变得振聋发聩。其中，处理现代国家的章节是最有力的，堪称令人震惊的宏伟旅途。同样重要的是他对阶级行动特性的细致解释，他强调社会运动的特质出自与之互动的国家性质。纵观全书，他对民族主义颇具洞察力，在本书对话的专题中，这一点会得到更为清晰的阐述。当然，最后一章中，他描绘了欧洲开始失去世界统治权的历史时刻。我们可以肯定，欧洲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最后带来了进步——包括国家的理性化，以及经济和政治创新的扩散。但一旦战争和工业力量联合，这一发动机就会带来灾难。
意外情况与政治事件一样会影响学术计划。《来源》第二卷问世的那一年，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布拉格举行了一场关于民族主义的会议，曼被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清洗问题挑战了。这一挑战的结果便是，他在迅速完成《来源》的计划中暂时绕了个大弯，转而完成了一组著作——《法西斯分子》和《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来解释20世纪中的恐怖。这组著作无疑证明了他对比较历史社会学技艺的精湛掌握。显然，这种书是很难写的。这两本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他拒绝将施害者看作邪恶的，或仅仅认为他们是邪恶的。相反，这必须牵涉到卷入其中的行动者，他们行动的合理性必须被鉴别和理解。这一理路给曼带来了一堆麻烦，尤其是评论《民主的阴暗面》的戴维·莱廷（David Laitin）。这或许是因为，考虑到自由民主制在种族清洗方面相对干净的记录，曼的书名虽引人注目但不免轻率。然而我还是觉得这标题是勇敢而意味深长的，它迫使我们去面对“普通人亦会邪恶行事”这一事实——种族清洗可以是大众化的，而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被政客操纵设计。
此外，他在完成《来源》的路上还有过另外一次转道，但这对丰富最后一卷《来源》的内容大有裨益，我们稍后将会讨论。1986年后，曼生活在美国。身处世界权力的前沿，他更为频繁地思考起美国的特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极端厌恶导致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不连贯的帝国》是一部反对当代美国帝国姿态的作品，认为美国所行不善，终将失败。曼的态度有些摇摆不定，并时常围绕“美国何时会失去领先地位”打转，我们在下文中将会讨论。曼如此专注于美国，还缘于一个广泛流传的观念：世界政治就要发生改变。不过几年之前，还有很多人在讨论美国的单极权力；现在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中国，或许还有印度和巴西，看它们如何为世界政治增添多极权力的元素。
《权力》的最后一卷已经完成了，并会在2011年面世。值得一提的是，曼在选择这一卷的副标题时颇费踌躇。最开始的副标题是“全球化”，这指的是将世界联系起来的不同进程。这些进程被写入了目前被使用的副标题——“帝国，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不过我们之后或许会发现它又被轻微调整。但这一卷的主旨已被2010年2月的谈话中的评论简洁概括：
要分析漫长的20世纪乃至今日的世界，最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便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即便资本主义曾与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生产模式发生竞争，即便主导的国家最初具有帝国之形，甚至其中一员现在依旧如此。因此，以全球化（这应是一个复数之词）为例，它牵涉到三种主要原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以及第一个全球帝国即美利坚帝国的出现。资本主义引发了阶级斗争，而民族国家和帝国则引出了地缘政治、国家间的战争，有时还有内战。它们都会形成意识形态。在当今时代，意识形态以世俗为主，而非宗教形态。这便是我新近著作的主题。
读者记住这些评论——并可不时翻阅——将会更好地取径其中。
如此漫长的智力跋涉总算走到了终点。这本访谈的目的便是向曼询问限制我们的社会结构，以及在这个并没有那么崭新的世纪中，我们还能拥有什么选择。必须澄清，尽管我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我的确在2010年初就读了手稿，但我们的关切并不只集中在他的最后一卷上。相反，我们更关注当下的环境，并更为普遍地关注我们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当然，这会牵涉或正面或负面的批评，这会让我们看清他著作中的假设。我坚定地希望，这些访谈能阐明他的整体著作，并启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时代的性质。
我们有必要讲讲这册书是如何诞生的。这个主意来自剑桥大学和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他渴望得知更多关于曼的新近工作和总体研究的意涵，他也对曼在剑桥的好几个夏季讲座印象颇深。我有机会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参与曼的工作，也很乐意和他一起评论，看看他如何看待目前的权力。最初的访谈以文本中的结构为基础，2010年2月在洛杉矶进行。这是全书的核心。后来我们又进行了修订。采访是相当混乱的，至少这次如此，读者们或许会觉得这挺好玩。同一主题被多次提起，他在回答后面的问题时又会离题去回答前面的问题。因此，我们修订了文本，使它更具凝聚力，更有焦点，并有所补充。阅读最开始的访谈后，我们意识到了一些缺漏，也发现还有问题需要回答。于是在2010年6月我们又以书面形式进行了问答。虽然如此，访谈的整体特征还是保留下来了。在谈话中，我有时会重复一些随语境而改变的话题。我希望读者们会喜欢这种重复。
全书的结构在目录中就已清晰可见。第一部分专注于曼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即权力的四种来源，并关注它们最近如何运作，在不远的将来又会如何运作。第二部分转向社会变迁的性质，考察它在过去如何影响我们，并在将来可能如何影响我们。第二部分的知识内容划分——关注国家和社会群体作为变迁的来源，考察新近的结果，并剖析我们这一世界的模式以及不断发挥作用的偶然性——由我自己提出。但对环境问题的强调则来自曼本人。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在最初的访谈中，曼显然想要更多地谈论环境问题。在其著作的尾声，这一具有反讽意味的悖论出现了。《来源》的最后一卷包含了很多关于进步的材料。欧洲似乎已经逃离了过去的恐怖，走向更为宁静、更为温和、更为去军事化的世界。然而在这希望的时刻，崭新的全球问题出现了，这可能会削减新近的成就。在成功的时刻，灾难亦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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