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76601
这不仅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研究皮柯的论著，而且也论及当代文艺复兴研究的若干重要主题。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从魔化和除魔（自由与魔法）的双向角度，揭示现代自由在文艺复兴时期初步展开的人本主义基础，即人从“天体”的压迫中获得解放，却又同时依靠魔力，与神设的宇宙仍保有一种整全的操作关系。同时，作者在书中为耶茨命题做了新的辩护，对法默、科彭哈弗等修正派做了有力的回应，兼顾了皮柯哲学中现代性因素和中世纪因素之间的平衡，总体上坚持了一种调和了的现代解释的立场。该研究可以说不仅真正深入到文艺复兴研究的许多关键议题，而且藉此将文艺复兴研究与我们对西方现代性的整体理解勾连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艺复兴向来被视为现代世界的开端。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这是一个高度除魔的世界，不仅人类世界的魔力被祛除，自然世界的魔力也丧失了，彻底沦为一个理性化、均质化甚至机械化的物理世界。
本书从韦伯的命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史论述出发，围绕文艺复兴哲学代表人物皮科·米兰多拉展开研究，检讨“世界的除魔”这一现代性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端。皮科通过揭穿占星术的魔法性，破除预定的宇宙等级论，第一次赋予人自我塑造的自由。与此同时，皮科又极力主张魔法，将人理解为自然的沉思者和操作者，一个具有神奇魔力并不断魔化的魔法师。既魔化，又除魔，皮科的魔法思想表明了现代性生成的复杂机理，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世界诞生的契机。
序 言
第 1 章 自由与神化
一、人的无规定性
二、自我塑造的自由
三、通向上帝的自由
四、自由与恩典
第 2 章 自然魔法
一、自然哲学与自然魔法
二、自然之书
三、宇宙的交感
四、魔法师作为小宇宙
五、自然与奇迹
小结：自然魔法与人的魔化
第 3 章 卡巴拉魔法
一、皮柯与卡巴拉
二、魔法与卡巴拉
三、卡巴拉魔法与人的上升
小结：卡巴拉魔法与人的魔化
第 4 章 驳占星术：自由与除魔
一、存在巨链：从古希腊到中世纪
二、斐奇诺：占星术的妥协者
三、捍卫自由：皮柯驳占星术
四、除魔：从占星术到现代天文学
小结：自由与自然
第 5 章 魔法、科学与神学
一、耶茨及其批评者
二、魔法：沉思与操作
三、魔法：朝向世界的操作
四、魔法与神学
五、从魔法到现代科学
结语 “世界的除魔”与现代性的三重危机
附录一 存在与一：皮柯·米兰多拉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
附录二 革命与危机：皮柯论人的尊严与自由—兼对特林考斯的一个批评
附录三 意义与方法：文艺复兴哲学的观念性反思
皮柯生平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
本书的研究思路呼应了国际学术界近年对皮柯魔法理论的关注，同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创新。其问题意识是从现代性的除魔化这一问题背景中探询早期现代哲学对现代主体的构造以及自然态度的演化，作者的论证从自由与魔法两个平行的论域，逼近一个交叉重叠的问题，其构思不可谓不巧妙。作者兼顾了皮柯哲学中现代性因素和中世纪因素之间的平衡，但总体上仍坚持了一种调和了的现代解释的立场。这部有着强烈学术野心的著作试图证明，在皮柯那里，正是自然魔法和卡巴拉魔法将人的自由推向了顶点。换言之，魔化的现代人与去魔化的现代人，其实有着同一个起点。“人是一个形象未定的动物”，这个皮柯式的人性定义，其实既是现代科学的起点，也是现代自由的起点。
——韩潮
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从入魔和除魔的双向角度，揭示了现代自由在文艺复兴时期初步展开的人本主义基础，即人从“天体”的压迫中获得解放，却又同时依靠魔力，与神设的宇宙仍保有一种整全的操作关系。这对于理解前笛卡尔时期的自由、自然、理性、德能等关键范畴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也对于反思主体及其世界的关系给出了颇具想象力的图景，而对于中国化的西学研究而言，本书又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一种在魔化和除魔的双向作用中建构的文明，是否必然会落入激进理性化的历史命运，还是保藏有一种从此命运中获得解脱的可能。
——渠敬东
文艺复兴仅仅是个开端。皮柯·米兰多拉的哲学，虽开启了现代世界的除魔，但终究并不彻底，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17世纪。当是时，新科学猛烈地兴起，狂风暴雨般地席卷了整个世界。乔尔达诺·布鲁诺凭借天才的敏感和决心，不仅捍卫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且发展了尼古拉的内在性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无限宇宙观”；弗朗西斯·培根扎根于英国的唯名论传统，确立了科学实验的基本程式和方法（归纳法），为新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伽利略横空出世，通过速度、重力、惯性等力学研究，奠定了现代机械论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笛卡尔才革命性地提出了新的形而上学原则“我思”，并借助心物二元论为现代科学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也正是在笛卡尔这里，心灵的理性化和世界的理性化得到了彻底的实现，一种除魔的世界图景顺势而生。
毋庸讳言，这种新的世界图景具有无与伦比的现代意义。“世界的除魔”，从根本上标识了一种与前现代世界不同的、理性的认识和生存方式。它不仅导致了心灵的理性自治，也导致了整个自然和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世界的除魔”作为现代性的表征，乃一切现代新科学、新道德、新秩序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肯定现代性，就必须肯定除魔的世界图景，反之亦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切不可忘记，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提到“世界的除魔”时显露出来的忧思。无论是价值理性还是科学意义的丧失，直到今天仍然是时代最焦灼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搞清楚它的“来龙”之后，现在有必要追问它的“去脉”：这场以“世界的除魔”为标志的思想运动，对于现代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地，“世界的除魔”在推动现代性的同时，又蕴含了哪些危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客观和全面地检讨这场运动的成就、意义与局限。
“世界的除魔”蕴含的第一重危机指向世界，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消失”。这里的“世界”首先指自然世界。所谓“世界的消失”，并不是说世界真的消失了，而是说它的意义消失了。在此之前，自然世界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古希腊人眼中，自然世界作为自行开启者向人显现，人从中倾听和领受存在，二者相互敞开；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信自然世界包含上帝的魔力，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构成了个人拯救的必由之路。但经过“世界的除魔”运动，这两层意义均无可挽回地消失了。
首先，自然世界的魔力消失了。经过笛卡尔哲学和新科学的洗礼，自然世界的精神要素被掏空，神圣的自然被降格为广延性的物质。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不再需要任何魔力，而仅仅依赖于理性；相应地，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也不再关乎上帝的意志，而仅仅关乎自然法则。人们研究自然世界，亦不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那样，为了灵魂的上升和救赎，而仅仅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这从根本上意味着，现代世界的自然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项中立性的事业，一种纯粹的科学活动。
随之而来，自然世界的生存论意义也消失了。诚然，从现代科学的眼光看，自然世界具有不可比拟的意义。甚至，相比于古代和中世纪，自然世界的这层意义更加突出了。正是借助现代科学的探索，人类得以洞悉自然世界的奥秘。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无非鼓励我们更多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增进人类的福祉。但自然世界的这层意义与它原有的生存论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毋宁说，正是因为现代科学将自然世界的这层意义凸显出来了，它原有的生存论意义便随之丧失了。如海德格尔所言，现代科学奠定在现代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图景中，自然世界向来只是主体的工具、产物或对象，服从于主体的“表象”（Rapresentatio/Vorstellung）。借助“表象”，主体先天地认识自然世界，牢牢地将它把控在自身之内。一个牢牢被主体把控的自然世界，无法像古希腊的自然世界那样成为一个自行开启者，引发人对存在的惊异，更无法与人一道相互敞开，而是被主体所遮蔽，成为主体的附庸。自然世界的好坏，仅仅关乎主体的便利，与心灵的沉思再无干系。
退一步说，即便人作为主体仍以某种方式与自然世界打交道，自然世界的意义也变得微乎其微。归根结底，现代人不再如古代人和中世纪人那样，直接和自然世界交往，而是以一种“图像”（Bilde）的方式对它进行把握。这里所谓的“图像”或“世界图像”，并非某种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毋宁是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在海德格尔看来，“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A换言之，唯独在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中，世界才会被把握为一种“图像”。此种“图像”的把握方式意味着，主体在自身之中表象外部世界，将它召唤至自身面前。主体无须和世界直接照面，而是通过对世界的表象对它进行把握。在现代科学的进程中，这种表象方式不是别的，就是“自然的数学化”和“普遍数学”的方法。借此，主体不仅可以在不与世界直接照面时就洞悉它的特征；更主要地，主体还可以借着这种表象，预先把握研究的程式，对世界的基本轮廓进行筹划（即实验）。简言之，主体可以先天地把握自然世界的“图像”，对自然世界的特征进行计算和推演；甚至可以对“图像”进行操作，以达到操控自然世界的目的。在此进程中，自然世界虽然作为诱因和条件一度出现了，但它不再直接—至少首先不是直接地—和主体碰面；主体虽然仍关照和利用自然世界，甚至比此前更为强烈，但这种关照和利用仅仅在自身内部就可以完成。一个沉浸在图像世界的主体，与真实的自然世界越来越远。相应地，自然世界虽然如常存在着，但它原有的生存论意义已经丧失殆尽。
不宁唯是。“世界的消失”中的世界，也指向了生活世界和历史世界。伴随着“世界的除魔”，现代人越发相信，主体之外的世界都可以还原成自然世界，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全部的世界都变成了唯一的科学世界，而那个作为科学世界之前提的生活世界，却被严重地忽略了。毫无疑问，这种对生活世界的忽略也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必然产物。一旦主体成为全部行动的支点，凭借“我思”构建外部世界的法则，他眼中就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或者说，从“我思”这个形而上学的瞬间出发，人注定难以构建起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A在胡塞尔看来，这正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之所在。为此，他主张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还原、描述和勾勒那个前科学的、被给予的经验世界，揭示生活世界对于科学世界的基础性意义。B同样，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世界也和自然世界一道，遭受了被遗忘的命运。本来，历史世界和生活世界一样，是活生生的。但受现代科学的冲击，历史学早已演变为一种实验性的科学，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毫无二致。现代历史学将历史视为一种对象性的史料，主张通过“史料批判”的方法对之进行挖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即“作为研究的历史学是在一种可说明和可忽略的效果联系意义上来筹划过去，并且使之对象化，所以历史学要求史料批判作为它的对象化的工具”。C通过这种对象化，历史学家从史料中清算出清楚易懂的东西，将它作为历史的轮廓确定下来。随之而来，历史世界也便和自然世界一道，沦为主体的“图像”和附庸，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在这种现代历史学中，我们再也不可能触碰到任何历史中伟大的东西，因为后者向来是不可说明的；现代历史学所把握的，只能是用那些平常尺度把握到的、总是可以说明的东西。历史学的此种窘境，堪称现代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缩影。
综上，“世界的消失”本质上是“世界的除魔”的结果，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必然产物。只要现代人笃定地相信，心灵统治世界，而世界只是僵死的世界，则无论自然世界、生活世界还是历史世界都没有真正的价值。为此，欲“拯救世界”，恢复世界对于人类生活的基础性意义，就必须从根本上破解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胡塞尔以降的现象学，就是这种努力的卓越表现。既然“世界的消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危机，现代人就必须明白：人类只有先拯救世界，才能拯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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