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76595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的调查，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在那个社会动荡、物质资料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全国近两百个县城的两千余个古建筑项目进行了考察和详细的测绘，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并撰写了详尽的科学研究报告。
《图像中国建筑史》是与《中国建筑史》一起，抗日战争时期写作于四川省李庄，其时“宿不蔽风雨，食只见菜粝”，“贫病交加，故人寥落”，而梁思成正是怀抱着殉国者的心态，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发奋著述。因种种原因，书稿未能及时出版。梁思成逝世十多年后，在费慰梅的努力下，这本著作终于得以面世。
《图像中国建筑史》以英文写作，目的是向西方读者和建筑研究者讲述古代中国的建筑技术，因此文字生动、深入浅出，对中国古建筑“有机的”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演变有一个概要性的呈现。本书还有大量营造学社成员在测绘中拍摄的珍贵影像以及梁思成、莫宗江绘制的精美插图。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精神内涵和外在形式有深入的了解，对当代中国人理解传统文化和建筑的关系，也有极大地启发意义。
本书为中英文双语版，由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翻译成中文，从诫先生的名字即从《营造法式》的修撰者李诫而来。从诫先生虽然没有继承父业，但通过《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中译，也与父亲一道，为推动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传承做出了贡献。
本书包括费慰梅（Wilma Fairbank）撰写的《梁思成传略》，以及吴良镛撰写的英文版序言和梁从诫撰写的“译叙”。另外，此次新版还特别约请了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助手傅熹年先生撰写了导言，对《图像中国建筑史》以及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成就做出了整体性的评价。
导言 傅熹年
译叙 梁从诫
英文版序言 吴良镛
英文版致谢 费慰梅
英文版编辑方法 费慰梅
前言
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
起源
两部文法书
佛教传入以前和石窟中所见的木构架建筑之佐证
间接资料中的佐证
汉代的佐证
石窟中的佐证
木构建筑重要遗例
豪劲时期（约公元850—1050年）
醇和时期（约公元1000—1400年）
羁直时期（约公元1400—1912年）
佛塔
古拙时期（约公元500—900年）
繁丽时期（约公元1000—1300年）
杂变时期（约公元1280—1912年）
其他砖石建筑
陵墓
券顶建筑
桥
台
牌楼
梁思成传略 费慰梅
附录：英文版全文
〔摘录〕
这本书全然不是一部完备的中国建筑史，而仅仅是试图借助于若干典型实例的照片和图解来说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的演变。最初我曾打算完全不用释文，但在图纸绘成之后，又感到几句解说可能还是必要的，因此，才补写了这篇简要的文字。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约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7—8世纪）；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11—12世纪）；然后于明代初叶（15世纪）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而这正是从这种条理清楚的木构架的巧妙构造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每个部件的规格、形状和位置都取决于结构上的需要。所以，研究中国的建筑物首先就应剖析它的构造。正因为如此，其断面图就比其立面图更为重要。这是和研究欧洲建筑大相异趣的一个方面；也许哥特式建筑另当别论，因为它的构造对其外形的制约作用比任何别种式样的欧洲建筑都要大。
如今，随着钢筋混凝土和钢架结构的出现，中国建筑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诚然，在中国古代建筑和最现代化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基本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吗？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体系能够使用这些新材料并找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吗？可能性是有的。但这绝不应是盲目地“仿古”，而必须有所创新。否则，中国式的建筑今后将不复存在。
对中国建筑进行全面研究，就必须涉及日本建筑。因为按正确的分类来说，某些早期的日本建筑应被认为是自中国传入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在这本简要的著作中只能约略地提到。
请读者不要因为本书所举的各种实例中绝大多数是佛教的庙宇、塔和墓而感到意外。须知，不论何时何地，宗教都曾是建筑创作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量。
本书所用资料，几乎全部选自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档案，其中一些曾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个研究机构自1929年创建以来，在社长朱启钤先生和战争年代（1937—1946）中的代理社长周贻春博士的富于启发性的指导之下，始终致力于在全国系统地寻找古建筑实例，并从考古与地理学两个方面对它们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对十五个省内的两百余县进行了调查，若不是战争的干扰使实地调查几乎完全停顿，我们肯定还会搜集到更多的实例。而且，当我此刻在四川省西部这个偏僻的小村中撰写本书时，由于许多资料不在手头，也使工作颇受阻碍。当营造学社迁往内地时，这些资料被留在北平。同时，书中所提及的若干实例，肯定已毁于战火。它们遭到破坏的程度，只有待对这些建筑物逐一重新调查时才能知道。
营造学社的资料，是在多次实地调查中收集而得的。这些实地调查，都是由原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现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建筑系主任刘敦桢教授或我本人主持的。蒙他惠允我在书中引用他的某些资料，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也要对我的同事、营造学社副研究员莫宗江先生致谢，我的各次实地考察几乎都有他同行；他还为本书绘制了大部分图版。
我也要感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李济博士和该所副研究员石璋如先生，承他们允许我复制了安阳出土的殷墟平面图；同时对于作为中央博物院院长的李济博士，我还要感谢他允许我使用中国营造学社也曾参加的江口汉墓发掘中的某些材料。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费慰梅女士［费正清夫人］。她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曾在中国作过广泛旅行，并参加过我的一次实地调查活动。我不仅要感谢她所做的武梁祠和朱鲔墓石室的复原工作，而且要感谢她对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因而使得本书的编写工作能够大大加快。我也要感谢她在任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期间，百忙中抽时间耐心审读我的原稿，改正我英文上的错误。她在上述职务中为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梁思成
识于四川省李庄
中国营造学社战时社址
194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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