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672230
★知乎知名历史博主、新锐历史作者宁南左侯重磅作品诚挚奉献！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端平元年（1234），金朝灭亡，南宋告急，元朝将至！不忍细看的重蹈覆辙，令人痛心的血泪教训！
端平元年，金朝走到了末路，它是如何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南宋为何会做出“联蒙灭金”这一重蹈北宋覆辙的战略决策？金朝灭亡之后，南宋发动“端平入洛”收复三京是否属于一时冲动？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后，南宋将面临怎样的困境？韬光养晦、立志中兴的宋理宗，为何会将南宋带上不归路？历史不忍细看，真相不忍卒读！
★微小切口，精准定位：厘清端平元年（1234）这一年的大小历史事件，聚焦宋金蒙三国错综复杂、激烈紧张的关系，深入了解宋朝的命运走向，探究王朝兴衰的内外原因。
截取南宋历史上的横断面，展现大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博弈、战争厮杀、权力斗争、人性纠葛。蒙古如何对宋、金构成致命威胁？南宋夹在金、蒙之间，如何正确处理与二者的关系？南宋若能放下仇恨与金结盟，共同抵抗强大的蒙古，是否能延续国祚更久？究竟有哪些内外原因，导致南宋加速走向败亡？一切都将在本书中得到答案或思考。
★“显微镜式写作法”：细致体察每个人物的心理、行为动机，对人物的利益权衡、权力欲望进行精雕细刻，细节描写独具特色。
★内容丰富，故事性强：语言通俗，条理清晰，流畅好读！
全书320页，厚重扎实。既有历史大格局、大视野，也有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一本书写透一年，娓娓讲述端平元年每件事的来龙去脉，让史书中原本冰冷枯燥的人物、事件变得鲜活生动，读来如历历眼前。
★史料翔实，严谨准确：全书在叙述历史事件、人物言行时，以严谨的态度，援引古籍、学术论著、论文多达上百种。
引用如《宋史》《金史》《元史》《蒙鞑备录》《宋会要辑稿》《宋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新译集注〈蒙古秘史〉》《汝南遗事校注》《金朝军制》《中国人口史》《宋元战争史》《宋人轶事汇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等史料，保障事必有依，言必有据。
★12幅精美插图，精彩再现宋金蒙三国风貌。
本书是一部宋朝历史通俗读物，讲述了发生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的宋金蒙三国纷争。
1234年，持续了二十六年的金蒙之战迎来了终局。正月初十，蒙古和南宋联手攻克金哀宗困守的蔡州城，金朝至此灭亡。对于蒙古来说，他们终于报了俺巴孩汗被金熙宗钉死在木驴之上的血海深仇。五年前，成吉思汗在西夏灭亡前夕去世，窝阔台继承了其汗位，完成了成吉思汗灭金的遗愿，并以跳跃式的步伐完成了国家的制度化和封建化。随后，蒙古整合力量准备着手经营金朝故地，残存的金朝势力仍然盘踞在陕西二十余个府州。
南宋也终于得以一雪“靖康之耻”，金朝的覆灭对南宋军民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也似乎是一个“中原机会”。南宋开始准备北伐，然而朝廷内部的声音却一如往常分裂，是战是和，让人莫衷一是。意气风发的宋理宗一锤定音，决心出兵北伐，收复三京（洛阳、开封、应天）。
对于南宋、蒙古而言，灭金不仅是一场复仇行动，而且将带来整个东亚格局的剧变。这必定是一场影响宋金蒙三国政局、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
引 子 zui后的忠孝军 / 001
diyi章 三国困境：宋金蒙的“合纵连横” / 011
播迁与死斗 / 011
犹疑与踟蹰 / 024
联蒙与抗蒙 / 040
第二章 汝南遗事：海东青的悲壮挽歌 / 054
zui后的重阳 / 054
zui后的突围 / 067
zui后的十日 / 081
第三章 渊默之主：宋理宗的韬晦之路 / 093
危险重重的祭陵 / 093
权臣选择的孩子 / 105
韬光养晦的帝王 / 117
第四章 国是之争：荣耀伟业的抉择时刻 / 128
与虎谋皮 / 128
中原机会 / 140
外传：坑灰未冷山东乱 / 148
第五章 史氏掌国：南宋王朝的中原北顾 / 167
隆兴遗恨：史浩 / 167
开禧往事：史弥远 / 183
端平战守：史嵩之 / 202
第六章 端平入洛：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 / 215
三京光复 / 215
仓皇北顾 / 229
明争暗斗 / 240
第七章 大汗之国：历史车轮的朔风卷尘 / 244
经略中州 / 244
可怜淮土 / 257
尾 声 山雨欲来风满楼 / 265
宋金夏蒙纪年对照表（1208-1236） / 273
1234年大事记 / 277
参考文献 / 280
引子 zui后的忠孝军
公元1234年，农历大年初一。
金朝虽然是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统治中原业已百年，受汉族的影响，礼俗文化早已汉化。
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礼仪，这一天，大臣会前往宫阙朝贺天子，外国的使臣也会来，包括南宋、西夏在内，金朝尽显“上国”威仪。
在13世纪初的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金朝已经取代宋朝的地位，成为“天朝”，南宋、西夏、高丽都对金朝表示臣服，称之为“上国”。西夏将金朝划给他们的土地称为“上国所赐”；根据绍兴和议，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在给金朝的表文中不仅要称金朝为“上国”，而且要自称“臣”；即使金朝南迁开封之后，金宣宗遣人往谕高丽时，仍自称“使知兴兵非上国意”。
然而，这一年却有些例外：金朝皇帝的宫殿不复威严，街市冷冷清清，也没有外国的使臣前来，甚至连金国臣子的朝贺都取消了。
南宋人倒是一如既往地来了，只是这次不在金朝接待使臣的馆驿里，而是在城外的军营里，杀气腾腾。
这个时候的金朝皇帝与统治中枢早已不在那个极尽繁华的中都（今北京）了，他们早在二十年前就放弃了中都，逃到了北宋旧都汴梁城，也就是金朝人口中的“南京”。
去年他们连南京也守不住了。一年多前，金朝皇帝完颜守绪放弃汴梁，逃到了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并在六个月后再次逃离，来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
现在蔡州也已经被围数月，从这一刻算起，金朝只剩下十天的寿命。幸或不幸的是，金哀宗完颜守绪此时并不知道这个结局。
四个月前的九月初十，尾随追击完颜守绪而来的蒙军抵达蔡州城下，挖沟筑垒，准备围城。那一天，完颜守绪让司天台管勾武祯之子武亢算了一卦。
司天台，也就是后来的钦天监，负责观测记录天文气象、制定颁发历法。因为业务过于专业，对个人的能力要求较高，所以司天台的官吏往往是家族世袭。武亢就是其中的翘楚，史载其“精于占候”，所以完颜守绪专门吩咐人找到了他。
武亢告诉完颜守绪：今年十二月初三，蒙古人就会攻城。
进入腊月，城外不仅有蒙古大军，就连以前称臣纳贡的宋朝都派了兵马前来助战。十二月初三，蒙军果然发动了对蔡州城的攻击，武亢算准了。
完颜守绪又惊又喜，他派人召来武亢，让其再算一卦：“蔡州何日会解围？”
武亢低头掐算，回答道：“明年正月十三，城下就不再会有一兵一骑。”
完颜守绪大喜：四十天，他只需要坚守四十天便可以迎来胜利。于是他让有司衙门计算好城内的粮食，做长期打算，只要熬过这四十天，转机就到了。
这一天是大年初一，也就是第二十七天。这二十七天完颜守绪度日如年，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甚至几乎就没有好消息。守城战几乎耗尽了蔡州的一切，男丁早已经全部登城守御，甚至连壮实一些的女子也被勒令穿上男子服饰，负责给城上运送守城用的石料。
其实此时金朝的处境已几成死局，死守蔡州不过是困兽之斗，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十二月初七，蒙军掘开了蔡州城外的练江；宋军也不甘人后，掘开了城南金军据守的柴潭，滔滔洪水注入汝河，金军措手不及。两天后，蔡州外城陷落。
不过，让完颜守绪感到一丝欣慰的是，效命的将士仍然忠勇无双。
从十二月初蔡州攻防战开始，蒙军几乎昼夜攻城不歇，城内的金军想尽一切办法死死支撑，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忠孝军。现在城内的粮食不足，各处都发生了军士劫掠的事情。有司衙门细查之下，发现两名忠孝军的提控都统乱杀无辜，抢掠粮食，于是报告给了完颜守绪。忠孝军劳苦功高有目共睹，完颜守绪也想宽恕两人，毕竟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结果忠孝军的首领王山儿义正词严，一口回绝了完颜守绪，理由很简单：杀人偿命。
忠孝军，金末最重要的军队力量之一，一度被认为有实力逆转金蒙战局。忠孝军组建的背景，是金朝常规军事力量的崩溃。
金朝的军队制度前后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变动。在建立之初，金朝确立的是猛安谋克六级军事编制。猛安谋克是女真语词汇，意为千户、百户，猛安谋克制也是金朝的基本军事制度。不过，随着金朝逐渐占领燕云地区，其后又迅速占据宋朝的黄河流域，金朝又按照北宋后期的军事制度组建了将、部、队三级的仿宋军编制。
金朝早期军队人数不多，据学者估计，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南下攻宋的十二万人已经是当时金朝的大部兵力，这些军队中又包括渤海、契丹以及一部分汉人，真正的女真族军队更少。随着金朝国家制度的制定，女真军队逐渐腐化堕落，战斗力与金朝建国之初灭辽、灭宋时不可同日而语。渐渐地，猛安谋克军制就不再能作为军事作战单位使用。
金朝后期的职业军队勉强能维持住边防与地方的弹压，但是已经失去了大规模军事征伐的能力。金朝后期在每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鉴于作战兵力的缺乏，往往都要下令签军括马。
签军，是一种临时征募的军队组建方式。《金史·兵志》记载，金朝遇到战事的时候会从民间签取军队，等战事结束就放还回家。金朝初年，金朝曾强迫汉人剃头辫发，所以当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汉人签军又被南宋称之为“剃头签军”。签军是金军中地位最低贱者，往往只能担任步兵，在最前方冲锋陷阵，死伤最为惨重。
因此，金代的签军制度是一种扰民之恶政，紧接着签军令而来的，往往是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所签之军本是强征而来的庄户民人，士气低落，又缺乏训练，战斗力极为低下，甚至都不足以称为一支军队。
括马，就是强制征用民间马匹。括马制度伴随了整个金朝，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为了南下伐宋，下令“大括天下骡马”，只有七品以上官员方准许留马一匹，民间骡马全部征调。括马活动中，免不了大量人畜的远距离紧急调动，劳民伤财不说，辛苦征集的马匹也往往在超负荷的载重运输中累死，以至尸体“狼藉于道”，于是经常出现战争尚未开始而金朝战马资源便已大量损失的奇景。
随着金卫绍王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金蒙战事的全面升级，金朝丢失了草原上的官营马场，战马资源更加匮乏，括马也越来越频繁。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七月，金宣宗命人征集民间马匹驴骡，以资军用。兴定元年（1217年），金朝再次下令括取民间马匹，并开出高价希望能得到更多隐匿于民间的马匹；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单纯靠朝廷命令来括取，或者以金钱购买马骡等军用资源的方式已经无法见效，金朝不得不下达私藏马匹有罪的命令。
不过，忠孝军与此不同。签军是被迫参战，忠孝军却是自愿从军，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指挥蒙军主力攻打金军重兵设防的抚州野狐岭（今河北张北县南），此役金军兵败如山倒，蒙军趁机掩杀，随后在浍河堡（今河北怀安旧城附近）决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史称“野狐岭之战”。
野狐岭之战以后，金国的中央机动兵力不复存在，北方边防门户洞开，蒙古人不断进行劫掠，如入无人之境。金宣宗刚继位的贞祐元年（1213年）九月，蒙古大军兵分三路攻金，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山东被蒙古的旋风战法抄掠一空，看似固若金汤的城墙与壕堑，在蒙军的黑色苏鲁锭面前如同泥塑一般一触即碎，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近百府州只有十一座城池幸免于难。金朝由此意识到，他们的首都正处于蒙古兵锋之上，不过他们非但未整军经武保卫中都，反而主动迁都到南京开封（今属河南），将华北拱手让出，希望能借助河北、河东之地作为屏障换取一丝喘息。
蒙军在北方占领区烧杀劫掠的暴行，导致漠南、河北大量民众南逃。尽管金朝统治下的河南同样残破不堪，但在朝不保夕的北方民众心中仍然是一片乐土，于是漠南、河北的民众纷纷渡河南下。金朝的新都南京开封府便是相当多南渡流民的目的地，有学者估计，在开封城最终陷落之前，挤在城内的人口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余万。
南渡的难民中，并非只有汉人和女真人，也有回纥人、乃满人、羌人以及河湟一带的党项人。乃满即乃蛮，在《金史》中被称为粘拔恩部，是蒙古草原上较早抛弃两属政策、向金朝表示效忠的部落，也是铁木真在统一草原过程中最后、最大的敌人。
金蒙开战前的泰和四年（1204年），铁木真率部西进击败乃蛮部，两年后在乃蛮北部兀鲁黑塔黑（今蒙古科布多地区）再次击败残余乃蛮势力，完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随后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建立了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虽然民族、文化各异，但南渡百姓对蒙军都有着深入骨髓的仇恨，这是他们结成“抗蒙统一战线”的基础。
金朝在最后的几年，从这些由沦陷区逃回来的各民族人员（当时叫“归正人”）中选出精壮，不管有无战马，也不管会不会说汉语，统统重新组织起来，送去枢密院，给予相当于其他军队三倍的军饷，并按照金朝初年一兵二马的旧制给足装备，由此得到了一支上千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名为“忠孝军”。忠孝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七千余人。
失去家乡故土，让忠孝军无比渴望复仇，立场极其坚定，一贯强烈反对与蒙古议和。金朝后期与蒙古的议和便多次遭到他们的抵制与阻挠。更难得的是，忠孝军具有古代军队中罕见的军纪，金朝历史上每次战争都少不了官军戕害百姓，甚至杀良冒功的情况，但忠孝军严明的军纪成了金朝末期军队里亮丽的风景，这些面有悍色的粗人身上，却具有所谓“王师”应有的风采——秋毫无犯，甚至在过境之时，街道上趁火打劫的歹人都大为减?少。
凭借严格的纪律、优良的装备、高昂的斗志，忠孝军一度扭转了金军对蒙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在卫州、大昌原、倒回谷等战役多次获得大捷。金人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甚至一度认为有此一军，金朝复兴有望。
不过，蔡州城内的忠孝军已经是这支军队最后的残余，其大部队与其他数支金军一起葬送在了两年前。
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金军主力与铁木真之子窝阔台、拖雷率领的蒙军在河南钧州三峰山决战，全军覆没，史称“三峰山之战”。
联蒙与抗蒙
南宋得知蒙古的存在，是在野狐岭之战后不久。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金大安三年）六月，奉命“贺金主生辰”的南宋户部员外郎余嵘，在金中都西南的良乡县附近遇到了一群毫无斗志的溃兵，原来这群人是从野狐岭之战中逃出的金军，向余嵘哭诉说蒙古人现在已经杀到了宣德县（今河北张家口宣化），距离这里只有三四百里。
在宋人眼里，金人已然足够凶悍善战，而那群“鞑靼”竟能把金人打得如此丢盔弃甲，足见其实力远在金人之上。余嵘想亲眼见识见识，于是便自制了蒙古使节旗帜藏于身上，以便在遇到蒙军时证明自己的身份，但这个大胆的计划不幸告吹了，他在向北进发后不久便被金国官吏拦了回来，没能实现宋蒙的第一次接洽。
两个月后，余嵘回到南宋，回想起这一幕，他一针见血地评价道：现在的蒙古就是昔日崛起之初的女真，现在的金朝却大有昔日灭亡前夕的辽国之相。可谓一语成谶，考虑到日后发生的事与宋朝在辽亡金亡时的表现，这番评价更是妙不可言。
蒙古对南宋的联络，在真德秀被阻淮河之后不久。
大约在1213年，成吉思汗派主卜罕“通好于宋”，但并没有成功。蒙古人自己记载，主卜罕被金朝新即位的皇帝宣宗完颜珣阻挡了。
然而按照南宋的历史记载，主卜罕并非被金宣宗所阻，而是宋朝自己拒绝与蒙古使者接洽。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初九的半夜，淮河南边濠州钟离县的巡检梁实发现对岸有三个骑马的人渡淮河而来，并出示了文书和地图，声称是成吉思汗派过来“纳地请兵”的使者。梁实第二天报告给濠州守臣，濠州的一众官员最后以没有朝廷旨意不敢接受为由，拒绝了此次的交往，而且加强了边境巡逻，并向巡逻的士卒下令，如果再遇到蒙古使臣前来就直接将其赶走，否则军法从事。
“纳地请兵”恐怕只是南宋的一厢情愿，但蒙古想联合与金朝有世仇的南宋完成南北夹击则是肯定的。这次南宋的拒绝并没有让蒙古人灰心，五年之后，成吉思汗派出使者葛葛不罕和山东人石珪再次联络南宋，因宋金此时正在交战，所以这次蒙古的出使获得了成功。
对于蒙古的“远交近攻”，金朝似乎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于是连忙派人前往南宋议和，结果使节抵达淮河边境之后“宋人不纳”，金宣宗闻讯后龙颜大怒，当场下诏伐宋。
此时，南宋淮东制置使贾涉面对愈演愈烈的金朝山东乱局，正在极力拉拢当地义军。
卫绍王时，金朝全力应付蒙古，对国内的控制较为松弛，加上当时金朝为了战事加紧了对华北的盘剥，于是华北汉人再度竖起反金旗帜。义军少则数万人，多则数十万，身穿红袄作标记，故名“红袄军”。
山东淮海地区向来是宋金之间的主要战场，此地汉人自靖康年始，反金起义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辛弃疾曾分析道：“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此时山东之民不仅要面临着金军的剿杀，还被抄掠华北的蒙军不分阵营进行同等攻击，于是大量的山东军民以归宋为名，纷纷南下淮滨，希望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援。
应该说，这些人是宋金之间的关键筹码，但南宋对此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开禧北伐殷鉴不远，日前停止输送岁币已经激怒金朝，若再大力招降纳叛，势必引起宋金之间的全面战争。于是南宋老老实实地封锁淮河天堑，阻止这些人南渡，并将其视为盗贼，要求守淮将臣对企图南渡的红袄军以及山东民众进行剿杀，一些南宋大臣甚至将其视为与金朝、蒙古一样的敌人。
但南宋内部的分裂在这里再次体现。
尽管南宋并不希望彻底激怒金国，并对试图南下的山东红袄军进行剿杀，但对于这些声势浩大的反金武装，部分南宋人还是心存想法，虽然不愿也不敢光明正大地招纳他们，却在暗地里对其进行支持，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粮草给养，甚至许以官爵身份，称之为“忠义军”。于是临近宋境的山东豪杰相继南下淮河以北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邳州（今江苏邳州、睢宁、宿迁一带，治所在睢宁县古邳镇）一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嘉定年间宋金战争以来，淮东加大了对忠义军的招抚力度，一时间山东豪杰纷纷归正。嘉定十二年（1219年），山东义军李全配合南宋军队击败金将纥石烈牙吾达，取得了涡口大捷。这让宋军从义军身上尝到了甜头，意识到可以更好地将这些人马利用起来。同年六月，山东义军里势力较大的益都人张林将麾下七十余座城池奉表献给南宋，次年东平人严实也带着魏、博、恩、德等数十府州来归。南宋的一番努力确实得到了回报，有忠义军在前方抵挡，金军长达六七年时间都没能对南宋的淮东战线发起行动。
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之后，积极拉拢这些山东义军，并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于是忠义军的军事行动更加大胆，其中翘楚彭义斌，趁着蒙军西征而华北空虚的时机，挥师进入河北，一度攻占大名、真定，使得华北的蒙古汉军“皆壁，不出犯其锋，或闻风景附”。
此时，贾涉派都统司计议官赵珙出使河北，与留守经略中原的蒙军接洽，拜见了太师国王木华黎，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取名《蒙鞑备录》。
赵珙在这本书里详细描述了蒙古人的制度、习俗、起居，并如实记录了木华黎对自己、对南宋的态度。
在赵珙眼里，这些不喜欢洗手的蒙古人颇为敬重天地，日常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礼文甚简，言辞甚直”“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风”，对宋人表现出了足够的真诚与友好。木华黎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宋人极为热情，甚至埋怨使者太见外，不来一起打球。木华黎还赞不绝口道：“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在赵珙一行离开蒙军营返回南宋时，木华黎还特地对伴使交代：“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
赵珙在蒙古大营期间，还收到了蒙古将领孛里海的一份特殊礼物——一枚镌刻着“皇天恭膺天命之宝”的玉印，这是徽宗遗物，靖康之变时被金人掠去北方，不久前蒙古人攻占金中都时为其所获。
先朝宝玺失而复得，山东州郡重入版图，丞相史弥远认为这是两件可以合二为一的大喜事，必是大宋天命所归的中兴之兆，朝廷内外免不了又是一场歌功颂德，临安城里洋溢着胜利的气息，能文之士竞相讴歌，各地监司帅守也纷纷呈进贺表，俨然一幅升平景象。
由于蒙古西征以及征讨西夏，金蒙之间一直战和不断，南宋则犹恐金朝与蒙古议和之后腾出手来南征，于是有人开始“献策北通鞑靼”。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宋宁宗派出使臣苟梦玉出使蒙古。
四月，苟梦玉在中亚铁门关（遗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见到了西征驻跸于此的成吉思汗，不巧此时金朝使者乌古孙仲端也抵达了铁门关朝见成吉思汗。在此之前，宋蒙联络基本都是蒙古主动，即便有赵珙联络蒙古也是前线便宜所为，而苟梦玉以官方身份代表南宋朝廷出使蒙古，表明南宋内部基本达成了联蒙抗金的共识。
但是对于“联蒙”的“联”，南宋其实还在犹豫不决：到底联到什么地步、什么程度，都有待商榷。所以，联得快，散得也快。
金元光二年（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蒙古太祖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外交困中的金宣宗油尽灯枯，病死于南京开封府，时年六十一岁，太子完颜守绪灵前即位，是为金哀宗。
金哀宗即位后，大臣认为宣宗之死可以作为缓和宋金关系的一个契机，不妨以报丧为由，与南宋讲和，双方共守边界。金哀宗深以为然，将先前力主缓和金宋关系的平章政事胥鼎重新启用，数次主动遣使赴南宋讲和，公开宣布“更不南伐”，并多次下令驻守宋金边境的金军将领不得随意过境挑起事端，希望能借此得到休整。南宋见金朝确实将停战诺言付诸行动，也投桃报李，开始与金朝接洽全面停战事宜。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金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八月，宋宁宗病危。闰八月初二，自知即将“大行”的宋宁宗对自己做了一个似乎很贴切的评价：“虽不明不敏，有惭四海望治之心；然克俭克勤，未尝一日纵己之欲。”
夜漏未尽，初三凌晨，宋宁宗驾崩于临安府行在大内福宁殿，终年五十七岁。宰相史弥远拥立过继的皇子成国公赵昀即位，定新皇年号宝庆，南宋步入宋理宗时代。
南宋与蒙古交往本就内部争议极大，是否应与金休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金朝递出橄榄枝之后，南宋也借着新君即位就坡下驴，延续七年的嘉定年间宋金之战就此告一段落。联蒙之议声音渐小，而“存金障宋”的主张开始大行其道。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木华黎派麾下将领蒙古不花越过秦岭牛头关，窥伺南宋山川关隘，兵至南宋凤州（今陕西凤县）而去。嘉定十七年，附蒙汉军史天泽又擒斩忠义军将领彭义斌，迫降李全。
李全降蒙，彭义斌遇害，标志着南宋对山东义军的借用招抚政策破产。那些名义上归附大宋的山东河北州县，自此改归蒙古。不仅如此，蒙古势力还借助李全开始向淮河以南地区渗透，这使得在联蒙政策上本就首鼠两端的南宋对蒙古更加不信任。蒙军的种种越界行为让南宋越发不满，使得南宋不再试图与蒙古结盟，并开始重新审视蒙古人带来的危机。
宋蒙的接洽中断，随之而来的是蒙古人的报复性行动。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春，进攻西夏的成吉思汗留下一部分军队继续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然后亲自率领大军渡黄河南下，攻占金朝西南的临洮府（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从西面接触到了南宋。随后，成吉思汗派出两名使臣进入南宋，向当地守臣递上了一封措辞傲慢的国书。
南宋在看到成吉思汗给使臣发放的“虎头金牌”上有“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字样之后，开始计较起了外交礼仪和措辞问题，认为成吉思汗狂妄无礼，借道之事乃是蒙古要南宋俯首称臣的悖逆要求，于是对蒙古提出的“议和”借道之事断然拒绝。
几乎与蒙古使者同时出发的，是开往西和州的蒙军。
二月初八，蒙古骑兵劫掠了南宋西和州的人畜，随后又越过宋军未曾设防的摩云岭，兵分两路，分别向西和州、阶州（今甘肃陇南武都区东）发动了攻击。
宋军受制于不得擅开边衅的命令，不敢与蒙军作战，只能坐视蒙军攻下阶州，而西和州则在守将——利州（今四川广元）副都统何进的率领下凭城坚守，击退了蒙军，宋将麻仲、马翼、王平等人战死。
消息传至蜀口，四川制置使郑损大惊失色。之后，蒙军诈败引诱宋军追击，在皋兰镇（今甘肃康县西）击败宋军，宋军损失惨重。郑损不顾利州戎帅赵彦呐的反对，下令坚壁清野，全军撤退，轻率地放弃了关外五州（成州、凤州、天水军、阶州、西和州）及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全然不顾西和州、成州、天水军仍在婴城固守，凤州尚未遭到攻击。
此举使南宋“五州焚荡”，倚为西边屏障的成凤诸州大受摧残，史称“丁亥之变”。宋军在陇蜀之间的军事布置，以及南宋孱弱的军事能力被蒙古人一览无余。
对南宋来说，深处延绵群山之中的关外五州并不是无法割舍的膏腴，但依托其羽翼的川蜀是国家的根基。从宋孝宗开始，蜀地每年向国家府库上缴的钱赋，几乎占到了南宋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大量茶、马、绢、布、酒、盐、商税等其他贡赋，所以蜀地安危事关南宋整体，容不得丝毫闪失。五州三关所在的山区是四川北面的屏障，号称“蜀口”，“丁亥之变”中蜀口残破，让南宋君臣大为震撼。
同年夏天，在六盘山避暑的成吉思汗病逝，留下遗言让蒙古联合南宋，借道攻金。受制于蒙古旧俗，成吉思汗钦定的继承人窝阔台必须等待忽里勒台的最后决定才能继承汗位，其四子拖雷暂时监掌国事。
1229年（金正大六年，南宋绍定二年）八月，经过忽里勒台的推选，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正式成为新一任蒙古大汗，旋即发动了三路南征金国的军事行动，其中拖雷率西路军攻陕西，拟借道南宋的汉中，绕过金朝的关河防线，攻其西南后方的唐、邓诸州。绍定三年（1230年）十月，拖雷先派出使臣到凤州，向南宋提出了假道、借师、贷粮三项请求，不出所料，南宋坚决不允。
利州路安抚使郭正孙根据蒙古使臣入宋的路线，推测出蒙军一定会从川蜀防线东部的凤州入侵南宋，于是建议着重防守马岭堡、凤州一带。但接替郑损四川制置使职务的桂如渊却坚持认为蒙古人即便攻宋，也应该是如“丁亥之变”那样由川蜀防线西部的西和州一带发起攻击，因此对郭正孙的提议置若罔闻。
绍定四年（1231年）正月，拖雷派部将速不罕前往武休关与南宋“议和”，索要粮二十五万斛，再议借道之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对于蒙古索粮一事当即应允，但对借道一事再次断然拒绝。
二月，拖雷攻陷金朝凤翔府，随后过宝鸡南下，经大散关，攻入宋境。第一个出现在拖雷面前的阻碍，就是郭正孙担心的马岭堡，马岭堡将寡兵单，坚守三天之后陷落。蒙军接着转攻凤州，凤州知州李寔、通判张度、教授张叔寅组织军民誓死抵抗，但驻守在凤州南边武休关的兴元府代理都统潘福却以桂如渊“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的命令为由，按兵不动，坐视凤州陷落。
凤州失陷，武休关正当敌冲，但郭正孙认为蒙军不太可能强攻武休关，因为武休关太过险峻，而蒙军意在借道攻金，不可能攻击重兵把守的险关，所以他断定蒙军可能绕过武休关，攻击处于后方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
事实证明，郭正孙再次言中。
五月初六，拖雷派出一小股部队攻打武休关，以牵制驻守武休关的大批南宋守军，主力蒙军则开进到武休关东边兵分两路，一路从华阳关进攻洋州（今陕西洋县），另一路从焦崖山绕到武休关东南部，直取兴元府。
桂如渊对此的反应颇为迟钝。
他先是对当地守将提出的加紧布防洋州的建议置若罔闻，接着又在洋州被围之时仓促组织赴援，结果自然非常被动，五月初八日沙窝之战，利州安抚使郭正孙三战三败，死伤过半，次日全军溃败，郭正孙战死，随从民众数十万死于兵火。
洋州、兴元接连失陷，蒙古对二城展开屠城。
与此同时，蒙军在川蜀防线西部也发起攻击，进围西和州，知州陈寅、通判贾子坤固守待援，而援兵以道路不通为由，观望不进，坐视西和州沦陷。最终守军寡不敌众，九月十四日西和城破，陈寅自刎。东线蒙军则攻破仙人关、七方关，横行陇蜀十七州。至十月下旬，南宋的蜀口三关全部为蒙军所控制。
十月十七日，拖雷再次派出使者速不罕到沔州（今陕西略阳），与南宋沔州都统张宣谈判“假道”和“索粮”等事宜。张宣部将冯泽以诈降为手段，诱杀速不罕。拖雷闻讯大怒，认定南宋败盟，于是兵分两路，东路留驻兴元、洋州一带，西路南下攻入四川。
十月二十日，西路蒙军攻沔州，沔州旋即陷落，沔州都统、知州杨起战死。二十四日，蒙军攻大安军，南宋守将利州副都统何进斩杀蒙军七百余人，蒙军绕至何进后方，斩杀何进及统制王浩、王侃等。击溃何进部后，蒙军继续南下，拆毁民居，取木料扎成筏子，强渡嘉陵江，攻破葭萌关，一直攻至四川阆中方才北撤，前后攻陷的南宋城池达一百四十余座。
另一部蒙军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攻破同庆府（今甘肃成县），知府李冲等战死。二十五日，蒙军又进攻仙人关外的杀金坪，南宋统制赵章战死。东、西两路蒙军会合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穿过饶凤关，直趋金州（今陕西安康），沿汉水东进，进入南宋京西南路，烧毁房州（今湖北房县）、竹山两城，并在武当山地区大败宋军十余万。南宋京湖制置司命驻军枣阳的孟珙率精锐万人阻截蒙军东进。十二月十七日，拖雷率蒙军在光化军涉水渡汉江而北，历时四日，全军渡河完毕，进入金境，完成了假道宋境对金实施战略大迂回的预定计划。
这次因蒙古借道而引发的对宋攻掠之战，宋朝“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史称“辛卯之变”。蒙军深入四川腹地，对四川的山川险易、水陆交通也尽数掌握，更是对南宋形同虚设的防御以及军事战斗力了然于胸。
南宋在抗蒙未成的情况下，只好再次考虑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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