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7721185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好书、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家张国刚全新力作《文明：中西交流三千年》，了解认识先秦至明清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对话、碰撞、融合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对当下“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借鉴与启发。
- 从古琴、瓷器、京剧、国画、中餐、茶、故宫等经典国粹，到钢琴、玻璃器、歌剧、油画、西餐、咖啡、卢浮宫等西方文化与文明的重要标志与符号载体……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历史的文明，其繁荣延绵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战略部署。此书出版，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包容自信。
- 内容创新。区别于以往相关图书内容，本书对中西交流历史的叙述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尤其是对他人较少关注的清朝中西交流情况介绍得较为详细、精准，这是相关领域内研究时间线较长，而且较为全面的著作。
- 史学深厚。作者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深耕、默耕、细耕多年，能深入浅出地将理论问题阐释得清楚明晰、通俗易懂。语言规范、逻辑清晰、观点明确、文笔流畅。
- 图文并茂。本书配有张骞出使西域图、反弹琵琶乐舞、玄奘三藏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万国来朝、百蛮朝贡”图、雍正半身西装像、《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等多幅彩色插图，与正文内容呼应，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 5. 独具一格的大拉页。书中配有长达12页的彩色大拉页，自先秦至明清的三千年中西交流大事记，徐徐展开，一目了然，独具一格。
- 权威作者。张国刚教授是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其《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曾入选2016年度“中国好书”，《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获得第15届文津图书奖。
本书讲述的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三千年的文明交流史，可为当下“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启发，对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此书出版，具备历史照进现实的观照意义。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历史的文明，其繁荣延绵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三千年来中西交流从未中断过。官方使节没有了，民间商贸关系犹存；陆上交通阻隔了，海上往来仍在。
汉代张骞通西域、盛唐西域文化汇集长安、宋元时代天方海舶丝路繁荣、明清西方科技及宗教势力东来，是中西文明交流的四大高潮。本书自先秦而至明清，自内陆而至海洋，追寻先人足迹，通过周穆王西巡、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徐光启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等记载，讲述古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碰撞及相互滋养的历史进程。
序 言 何问西东：丝绸之路与文明的交流互鉴1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1
二、物质基础与政治互信7
三、大航海：丝绸之路新走向12
四、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17
第一章 传说与真实——先秦时代中西关系的初曙1
一、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3
二、神秘的希伯波里安人7
三、赛里斯与秦尼国9
第二章 胡天汉月——秦汉中西关系的开辟15
一、张骞通西域17
二、甘英使大秦22
三、丝绸之路25
第三章 佛陀世界——魏晋南北朝中西关系的发展29
一、初入中土32
二、佛典的汉译35
三、法显西行38
四、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40
五、犍陀罗佛教艺术43
第四章 丝路花雨——隋唐中西文明的交汇47
一、中西之间的海陆路交通50
二、玄奘与义净——佛教文化继续东传54
三、边疆民族语言与中西文化交流57
四、唐代的长安与西域文明63
第五章 天方海舶——五代宋辽金中西文化的融通69
一、10 世纪至12世纪的西域地区政权与中外文化交流71
二、香瓷之路与南海贸易75
三、宋代来华的外国人79
四、四大发明的西传81
第六章 横跨欧亚——蒙古国元朝中西关系的拓展87
一、蒙古人的西征89
二、欧洲的反应及其与东方的关系92
三、西方旅行者眼中的中国95
四、元代与伊斯兰文化102
第七章 时代的变奏——明代中西文化关系的转折107
一、郑和下西洋109
二、新航路的开辟与欧洲殖民势力的东来113
三、16 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115
四、利玛窦的传教事业122
五、徐光启与西方科技125
第八章 交光互影——清代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129
一、明清之际的传教士131
二、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输入136
三、礼仪之争——中西文化的冲突141
四、17世纪、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147
五、东学西渐——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151
第九章 明清中国人的欧洲观157
一、地理位置与民族区别159
二、风俗与物产163
三、火炮制造166
四、钟表机械171
第十章 巡礼与反思：欧洲的中国观177
一、早年的中国意象179
二、“他者”意象的演进188
三、全球化时代的新观察196
附 录208
表1 丝绸之路著名使者208
表2 历代著名和亲公主209
表3 中西交流中中国著名僧人211
表4 郑和七次下西洋一览表213
序言 何问西东：丝绸之路与文明的交流互鉴
从西汉张骞奉汉武帝之派遣，“凿空”西域（帕米尔高原东西），到东汉时期的官方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从唐初著名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满载佛教经典而归，到明朝初年，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传送着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前赴后继，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最初，丝绸之路只是指从中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其后，又有了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含义被不断扩大，被人们看作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今天，“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
丝绸之路之所以畅达，发动机在中国。中华的政治统一以及经济文化水平，相比西方（西亚、南亚、欧洲）在近代以前，多数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丝绸之路上有利可图，是商人和使者奔走的最大动力。我国古代许多重大的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都是从这条丝绸之路上传递到西方的。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实早在汉代张骞“凿空”之前已经长期存在。否则，张骞就不会在大月氏（阿富汗北部）的市面上发现邛杖和蜀布。但是，开辟了官方中西交流渠道之后，中国历代政府为维护这条东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史记》记载，汉代派出的官方使者“相望于道”。出使西域的团队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所带汉地丝绸物品比博望侯（张骞以功被封博望侯）时还多。这样的使团，每年多的要派十几个，少的也有五六个。国内的青年争先恐后地申请到西域出使，汉武帝一概给予新节。使者们携带大批丝绸物品出境，又从远方带来多种珍奇物品，形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汉代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校尉进行管理。唐太宗曾经力排众议，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设置西州，加强管理，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平交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那么，历史上的中国丝绸输出到西方各地，人家拿什么来换咱的丝绸呢？和氏璧与汗血马，可能还有奇异猎犬（包括哈巴狗），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外来商品。
众所熟悉的“完璧归赵”中那块璧玉，就是丝路贸易品。《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公元前283年，有人替齐国写信给赵惠文王说，假如秦国封锁了雁门关、常山，“代马、胡犬不东下，昆仑之玉不出，此三宝亦非王有已”。赵王于是改变了与秦联合攻齐的政策。可见，赵王很在乎的西域“三宝”乃是代马（北方来的马）、胡犬（西方来的狗）、昆仑之玉。当年，赵国的蔺相如怀揣着和氏璧去见秦王，不辱使命，最后完璧归赵。西边的秦国没有得到这块和田美玉，北边的赵国却有之，大约因为昆仑之玉就是来自山西北边的雁门关。在河西走廊没有打通之前，昆仑之玉通过匈奴人从草原中贩来，更顺当。传说中的周穆王西巡，就是走的这条路。《管子》多次谈到的“禺氏之玉”（王国维认为“禺氏”就是“月氏”），也许就是这条路上的“走私品”。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或称“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
从西域来的胡犬，除了男人打猎用的猎犬，唐人图画中有女性玩赏的宠物哈巴狗，大约也属于此类。至于“代马”，汉武帝喜欢的汗血马、关云长的赤兔马、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大约都属于此类。
总之，欧亚大陆间诸多贸易品，不仅有丝绸，还有玉石、犬、马之类。《史记》中提到的蒙古草原上传来的“吉祥三宝”，就是一证。班固对此亦十分认同，他在《汉书·西域传赞》中说，汉武帝“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皆西域古国名，相当于今日之中亚、西亚）”，从此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前一句讲玉器珍宝，充盈于后宫；后一句讲骏马名驹，充盈于皇家禁苑；这些都是丝路贸易带来的奢侈品。
丝绸之路上最通常的贸易方式，不外乎贡赐和互市。若再加上战争，便是“吉祥三宝”（名马、胡犬、玉石）传入内地的三个主要渠道：贡品、战利品、边贸货品。且以骏马为例。汉武帝时代著名的汗血马，又称天马，就是大宛的朝贡品。西晋张华《博物志》卷3有载：“大宛国有汗血马，天马种，汉、魏西域有献者。”唐朝贞观年间，西域给唐太宗进贡良马十匹，酷爱骏马的李世民亲自为这些马命名，号为“十骥”：一曰腾霜白，二曰皎雪骢，三曰凝露骢，四曰悬光骢，五曰决波騟，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金，九曰翱麟紫，十曰奔虹赤。当然，进贡也不是白送的，有贡必有赠。献马除了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这是丝绸之路上官方对官方的贸易形式。中原王朝回赠的物品主要就是丝绸。唐朝的名马还有著名的昭陵六骏，分别是：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白蹄乌。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马匹的命名，有西域风格，即毛色置于马名之后。有人说马名的前半部“特勤”“飒露”，是职官或者地名，可备一说。什伐赤的“什伐”，大约就是“叱拨”的另一翻译，8世纪后半叶，有大宛进六匹骏马于唐玄宗，分别叫红叱拨、紫叱拨、青叱拨、黄叱拨、丁香叱拨、桃花叱拨。叱拨是粟特语“四足动物”之意。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叱拨”俨然就是名马的代名词了。
至于拳毛、白蹄，则是与马的外形有关。《史记》卷5《秦本纪》记载秦的先祖造父先生，就因善于养马驾车而获得周穆王信任，所驾八匹骏马，裴胭《集解》引郭璞语曰：“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根据马的外形来命名骏马，也是西域的传统。《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的作者、伊朗裔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就说，从张骞凿空开通丝绸之路之日起，第一批波斯马，由贵霜王朝或安息王朝送给汉朝。它们在中国获得了“汗血马”的别名。这一奇怪的名称，可能是指其皮毛上红斑，波斯术语谓之为“玫瑰花瓣”。马的毛色深，斑点就很鲜明，有“玫瑰花瓣”状皮毛的马，最受欢迎。他还说，波斯历史上有一位著名民族英雄鲁达斯塔赫姆（120～155），他的坐骑就是这种血与火的颜色。因为传说中认为，马匹毛皮与其性格是相一致的。血与火一样的颜色，象征火一般的性格，说明马以剽悍和疾速而出名。这个解释，我觉得比有人说“汗血马”是因为马有寄生虫病更靠谱。
丝绸之路上另外一个换取中国商品的外来品是珠宝。和氏璧是如何来到中原的，争议很大，已不可考。但中古时期，关于大食、波斯贡使以各种真珠、玛瑙、宝石进贡朝廷，以换取丰厚回赐的记载，充斥于唐宋时代的各类类书乃至正史之中。
据古代的波斯史家记载，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许多什叶派穆斯林和阿里后裔，因躲避穆斯林的迫害，逃至呼罗珊。这些人尔后又辗转逃往宽容的唐朝，他们在长安做生意，主要就是经营珠宝。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大食国28种主要物产中，有“猫睛”“真珠”“珠子”等宝石类。可以说，珠宝是唐宋时期大食、波斯商人往来于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
《太平广记》卷403的一个故事说，唐安史之乱后，有位叫魏生的千万富翁，参加了西域胡人客商的“宝会”（珍宝博览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别”。大家都拿出自己的宝物来展示，“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参加这次赛宝大会的大食、波斯胡商竟然有30多人。
胡人经营的宝物众多，且以古代文献中常见的“瑟瑟”为例，略作解说。唐末诗人温庭筠的《瑟瑟钗》：“翠染冰轻透露光，堕云孙寿有馀香。”可见瑟瑟是妇女常用的头饰。中外学者研究认为，瑟瑟就是波斯语或者阿拉伯语jaza的译音，是出自西域的著名宝石，即天青石，《唐代的外来文明》的作者、美国学者薛爱华说：唐朝人用来指深蓝色宝石的“瑟瑟”这个词，通常是指“天青石”，但是有时瑟瑟也被用来指称蓝色的、类似长石类的“方纳石”，瑟瑟偶尔还用来指“蓝宝石”。
唐朝由西域地区输入的瑟瑟数量很大，公元750年，唐将高仙芝攻破西域小国石国，“大瑟瑟十余石”，此外还有名马、贵金属、宝石等。瑟瑟是上流社会常见的奢侈品。唐玄宗携杨贵妃幸华清宫，“于汤中（唐人谓温泉为汤），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流州、方丈”。就是说，以天青石材装饰温泉池，真是皇家气派。杨贵妃之姐虢国夫人华宅落成，赏赐给工匠，“以金盏瑟瑟三斗”。
丝绸之路上传入的西域珍宝，在宋元明清时期愈演愈烈。明朝皇室、达官贵族，都喜欢收藏珠宝、玉石。大贪官严嵩被抄家后，查出其家藏有“盘紫玉、墨玉、碧玉、黄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板一片，千岩竞秀玉山一座，凡玳瑁、犀角、玛瑙、银宝石、琥珀、珊瑚、象牙、水晶玻璃、哥窑、柴窑、嘉峪石等物共二千余件。猫睛三十三颗，晕猫睛一颗，祖母绿二颗”。这些珠宝的来源比较复杂，但多数出自丝绸之路，是毋庸置疑的。
二、物质基础与政治互信
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就是这条路上的“走私品”。但是，为什么到了张骞之后，丝绸之路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呢？这与丝路此端的汉唐帝国国力强盛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来具有私人贩运性质，而且贩运的主体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穆公称霸西戎，对于东西贸易的开拓有一定促进作用。秦朝及汉朝初年，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也自然垄断了丝路贸易。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凭借父祖几代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积累起来的国力，果断采取反击匈奴的政策，因此才有张骞的出使。
张骞来到大月氏新定居地（今阿富汗），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从印度来的，带着军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张骞，不经意间发现了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商贸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时携带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诸国，虽然这不算官方贸易，却促进了西域诸部族和邦国来华。这些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
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致力于建立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西域都护，从而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对高昌（今吐鲁番）的征服，关系着西边国境的安全问题。其后高宗时期设立安西四镇以及伊西北庭都护府，对葱岭东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唐朝的丝绸之路，比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国力强盛是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的边贸与周边羁縻府州体制以及朝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这种边贸体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只有周边政治安全之时，边疆的丝绸贸易及其他相关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另一个是只有政治上有互信，中国政府才愿意与之进行此种贸易。因此，周边的羁縻府州或者朝贡体系，不仅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是丝绸之路得以推进的必要前提。影响丝绸之路畅达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商品价格，不是商品供给与需求，而是中国边疆地域及其与西部地区的政治关系与秩序。
物质基础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交通设施的基本建设。
葱岭以西的道路建设，早在汉代官方开通丝绸之路交通之前，古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就有相当的水平。
罗马和波斯，都很重视道路的修建与维护。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首都，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2400千米，每20千米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7日到达。波斯皇帝夸口说，他在苏撒宫中能吃上地中海的鲜鱼，似乎比杨贵妃在长安吃上四川的新鲜荔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帝国东部，自巴比伦横跨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市而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北部地区）、印度。显然，波斯帝国的道路，把中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串联了起来。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在从大夏到埃及的广大东方地盘上建立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名的新城70余座（经考古证实的不下40座），从地中海海滨向东蔓延到阿富汗、印度边境。在西汉张骞打通西域而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亚原有道路网中的主要干线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从长安横贯中亚、西亚到欧洲，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唐朝的安息烽火、元朝发达的驿站，都是保障这条丝路交通安全和便捷的必要措施。
《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有一条对北魏“四夷馆”前来贩货的客商的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这里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已经把来华贸易的热络情景表现无遗。外商来了之后，“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据记载，这些侨居商人，即所谓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边境的军事安全是丝绸之路畅达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唐太宗对来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唐人文献和小说笔记里，商胡或胡商，是出现频率甚高的词汇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贸易物品规格和价格的管理井井有条，就是为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订，当地居民是不可能有如此大量需求的。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这项工作的。他们通“六蕃语”，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边贸开市，“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边境节度使热衷于边贸，是因为这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这笔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计算在边军经费开支中的。《新唐书·西域传下》说：“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税倍。”
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兴衰起伏，是中西政治秩序的晴雨表。汉唐时代，丝路是否畅通就看中国在西域地区的都护府以及羁縻府州的管理体制，是否能有效地运作。在丝路的西边，中古以降，则要看伊斯兰世界之间及其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关系，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当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时候，丝绸之路最为畅通。不仅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活跃其间，而且欧洲人也远道而至。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宋代，西北地区掌握在西夏政权手里，海上贸易因而兴盛。13世纪的蒙古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方贸易也空前高涨。《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最为突出的描述集中在经济、商业、道路走向和地形上，反映了作者作为商人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不仅提到金银、宝石、珍珠、盐、稻米、谷物、大黄、姜、糖、香料，让他关注的还有瓷器、纺织品。他诧异地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当金银一样充军饷。国内的交通运输、关津道路、驿站，物价的管理，以及“蛮子”（原南宋地区）居民的工艺和经商才能，宏大而美丽的城市与港口，有着舟楫之利的广阔的水域系统，都令马可·波罗赞叹不已。
宋元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政府鼓励海上贸易，南海地区的商贸货船，络绎不绝。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市舶使和市舶司，管理外贸工作。在泉州、广州这些沿海地区，都有外商居住的“蕃房”，有些管理港口贸易的职位就是由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充任。也就是说，即使是海上丝路，在中国也是招徕远人为主，主动走出去的，大约都是民间走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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