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前景展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文库)

从体制模式角度观察现有经济体，中国既是一个从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向工商经济和城市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向市场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转型的国家，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转型的国家。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正式启动的今天，重新探讨中国二元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可谓正得其时。本书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案。

本书从体制角度切入观察了中国这个大型经济体的发展与转型历程，运用详实数据和历史证据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探索中国经济在超长时间跨度内的增长、稳定、转型、安全问题，并积极建议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战略。在书中，作者运用二元体制分析框架，有力解释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并深入探讨了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学理内容，剖析体制扭曲的学理逻辑与中国的转轨实证，通过仿真得出中国未来体制改革的合适目标，最后对中国未来的二元体制并轨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并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案。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首都经贸大学特聘教授。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等期刊发表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债转股的流程机理与运行风险》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结构转型缓慢、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的制度症结》及“China’s Land-use Strateg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等学术论文。出版了《劳动与经济增长》《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增长放缓之谜》及Reform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Difficult Revival: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等著作。主持并完成“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突破性改革研究”“‘一带一路’与促进多边合作”等一般社科基金项目和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撰写并提交《“九五”期间银行与国有企业债务重组》《财政体制十年改革框架性方案》《要素和资产市场化改革促进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等有关部门委托及基金资助的研究报告。 

第一篇二元体制特长周期转轨和运行的逻辑

1 一元计划理念与苏联东欧的瞬时转轨4
1.1计划与市场配置资源经济各自的思想源泉5
1.2计划与市场配置资源经济各自的实践10
1.3转轨前苏联和东欧相继进行的改革13
1.4萨克斯模式和俄罗斯与东欧各国的瞬时转轨15

2 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中国20
2.1二元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结构转型21
2.2中国的一元计划经济配置体制25
2.3历史和逻辑：一个渐近转轨的二元体制32
2.4现有理论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困惑39

3 扭曲不可纠正的学理与体制性剩余45
3.1体制扭曲的不可纠正性45
3.2关键性变量：体制扭曲差值56
3.3产出损失：体制扭曲性要素、消费和资产剩余65
3.4体制性扭曲与自然经济低速增长77

第二篇长周期转轨国家的供需均衡增长及其稳定

4 二元体制经济增长奇迹的核算解释90
4.1三次大力度改革安排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90
4.2土地资产化从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06
4.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结论和学理含义115

5 供给侧禀赋优势与市场化改革增长潜能119
5.1中国经济增长的禀赋条件优势119
5.2生产侧改革与增长数理关系的再梳理123
5.3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建设创新开放型国家129
5.4增加土地战略的增长效应131
5.5供给侧重大改革与发展举措推动增长的仿真137

6 居民消费体制性收缩与未来疏通扩张的仿真145
6.1消费需求不足：体制扭曲性流量收缩146
6.2消费需求各方面循环梗阻与经济下行收缩163
6.3居民消费阶段与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机遇170
6.4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投资需求加速增长的展望176

7 资产化改革与中国金融体系可能的稳定性184
7.1高负债发展趋势与分析的逻辑和方法185
7.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货币深化的过程190
7.3未来资产对货币和债务的缺口及其金融风险200
7.4土地房屋资产化：安全增长的必由之路206

第三篇决定21世纪中国命运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

8改革方案和发展战略219
8.1改革：历史回顾与未来的机遇期安排220
8.2良性循环和中高速增长的关键性改革231
8.3居民收入倍增与促进创业就业244

参考文献257

跋265

讲好中国改革和发展奇迹与未来的经济学故事中国从传统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历经改革开放，转向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人口和土地面积大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奇迹。1957—1977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97%，到1978年，中国经济规模为3679亿元，折合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6%，人均GDP水平为385元，折合官定汇率为229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可能在50美元左右。而1978—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02%， GDP规模超过日本达到410354亿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水平提高到30808元，折合汇率美元为3434美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由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及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加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客观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但综合而言，中国经济依然坚挺强劲。总的来说，1978—202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12%， GDP规模为1210207亿元，折合美元汇率占世界总经济规模的18.05%，人均GDP为12741美元，堪称改革和发展奇迹。
对于如何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深层次原因，认识后期经济增长放缓的形成机理，寻求未来还能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及其释放方式，确实需要从基础学理方面贴合中国国情和体制进行深入探索。下面是我对此进行初步尝试性研究的一个介绍。
一、 国家经济类型与二元体制常态
观察国民经济的运行、增长和发展，主要展示的是各方面的经济数据。而揭示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债务与资产等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时，对于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的针对性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
科学的进步，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中间有一个重要环节是逻辑。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逻辑推理非常重要。因而，科学的探索过程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理论—实践”两环节过程，从认识论上讲，应当是“理论—逻辑—实践”三环节过程。在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增长和发展时，需要假设的逻辑前提是分析的对象属于什么类型。中国与市场体制发展中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体制转轨（绝大多数是三到五年的瞬时转轨）国家三大分类相比，都呈现出自身独有的非标准特点，即中国是一个体制和结构双二元转型、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并存和特长周期体制渐近转轨型国家。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投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却大幅度上升？生产率的提高源自哪里？用标准化的哈罗德—多马投资积累、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和索洛市场经济等增长模型描述，可能都存在所用方法针对所分析客体的错位。需要做的工作是，给中国这样一个特大规模和特长周期渐近转轨国家的经济分析，提供一个符合中国体制类型的经济学基础数理逻辑。
改革推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叙事方面，要么采用定性的逻辑分析，要么进行改革前后的结果比较，可能并没有针对特长周期二元体制经济体的数理分析思路和方法去证明经济奇迹来自体制改革，也无法证明深化改革会继续内生地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体制扭曲是计划与市场并存经济的一个常态，并且许多体制扭曲无法被纠正。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政府不当干预或者形成自然垄断，在资源配置中也存在或者发生扭曲。对于这种扭曲，要么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竞争主体通过各种变通行动自发地进行纠正，要么政府通过各种反垄断的规定和措施进行司法和行政纠正。然而，在二元体制经济中，普遍发生的不是经济自然垄断扭曲，也不是单纯价格和资源配置数量方面的扭曲。
市场竞争主体对于二元体制扭曲的应对，所导致的结果大多是成本极高且风险很大，许多扭曲不可能被纠正。一是纠正收益为负、纠正风险极高，几乎不可能被纠正。比如，针对土地计划分配、用途管制和规划约束，农村住宅禁止市场交易等扭曲，如果投资经营居住者试图以小产权房的方式，兴建生产工厂、商业设施和居住房屋加以纠正，就会被当作违章建筑予以强制拆除，也存在购买农民住宅后因后者反悔诉讼被判交易违法而退回的情形。又如，到城镇务工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其到年龄子女想在务工地上学，但存在义务教育户籍限制，其到年龄子女必须回原籍地农村就学。二是可以纠正，但成本较高和法律风险很大。比如，一些市场竞标和进入存在所有权资质限制，对于这种扭曲，可以通过由国有企业竞标获得标的而民营企业挂靠国有企业实际进行投资建设经营加以纠正。但民营企业需要支付不同程度的挂靠成本，并且有应收款项被国有企业延付、挪用和恶意抵赖的风险。三是可能被纠正。比如，原本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被户籍所限制，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外出务工，务工证和居住证变通可以使他们在城镇寻找工作并获得工资。还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并不能交易，但农民可以兴办乡镇企业，进行工业生产和高附加值种植，以此获得地租。
二、 找出内生变量使改革释放生产力可以进行数理解释
也许有读者要问，生产方面的产出增长由投入要素数量决定，增加这一内生实体变量就可以得到产出的增加。然而，体制改革并没有增加新投入的实体要素，因此怎样将其变成内生的动能变量呢？形象地解释，如果将国民经济看成一个循环流动运行的系统，其组成则为流体、管道和各种闸口。在经济运行体系中，生产要素和货币支付等流体市场化地自然流动，而闸口则是对流体能否通过及其流速和流量大小的人为控制。不考虑体制因素的产出和增长函数，以投入流体多少为内生变量，那么建立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则要以闸口大小及其开关为主要变量。我的思考是：如果将国民经济看成一个“生产—分配—支出”的流动循环体系，那么在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中，要素作为投入流体进入生产领域，货币作为支付流体进入需求领域。由于存在体制扭曲，则可能发生障碍、禁锢或过度诸问题，导致应该从乙领域流动到甲领域的生产要素和需求货币等流体，产生在乙领域淤积、流出过少（如城市化滞后）或过多（如税负较高）等问题，造成产出水平的下降。
从生产要素或者支出货币等实体性变量来看，改革不可能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变成影响增长的内生因素。需要换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即体制扭曲和改革体制是一种人为的安排，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有增大或缩小、加快或阻缓流体流量，从而影响产出和增长的功效。因此，一般来说，市场机制外的各种体制安排，实际是影响国民经济生产要素和支出货币流量、位势和流速等方面的各种闸口。
如何发现和测度这些影响流量的体制闸口，使其成为可数量化的内生变量？方法是找出影响产出和增长的各种市场经济标准值和二元体制扭曲值，进而求出两者之间的差值。比如，将人均GDP相近国家的动态城市化水平看成标准值，将中国动态实际值看成扭曲值，其差值表达的就是户籍体制形成影响城市化人口流动的闸口的大小。还比如，民营企业平均资产净利润率为标准值，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净利润率为扭曲值，其差值表达的是生产要素投入后影响产出流量体制闸口的大小。
根据中国的二元体制国情，通过标准值与扭曲值的比较，推算其差值——体制闸口的大小，并将差值这一闸口式变量内生于生产增长函数和需求增长函数中，计算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和估算体制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因此，除了过去函数中内生的实体变量外，加入体制差值这一闸口式变量，是建立二元体制经济体运行、增长和发展的数理逻辑体系的关键。
三、 数理逻辑和数据推算验证
从数理逻辑上看，先是市场经济标准值减去体制扭曲实际值为扭曲差值，再是用差值乘以所使用的资源为产出损失，产出损失除以标准值为扭曲体制下未发挥作用的资源—体制剩余，而安排一定的改革时间和改革强度来释放体制剩余，用之除以总资源并乘以对增长贡献的权重，则为新的增长潜能。
这里以劳动力产业配置为例，计算差值与体制性剩余。比如，2021年与中国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的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为7%，我们计算出扭曲值为22.87%，农业就业差值率为15.87%，用之乘以总劳动力得出，户籍管制等闸口所造成的在农业领域淤积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11847万人。
产出损失规模。农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为48744元/人，非农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为184482元/人。我们假定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产出贡献率为20%，非农业劳动力投入对非农业产出贡献率为40%，农业劳动力产出部分为人均9749元，非农业劳动力产出部分为人均55345元。非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出减去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出，再乘以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规模，可以计算出劳动力投入部分产出损失规模为54018亿元。
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对户籍及其与户籍挂钩的一系列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进行改革，实际也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市场化流动的闸口扩大。其数理解释为：流动农业淤积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即体制性剩余率，为15.87%，假定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总劳动力同比例变动，并且户籍等体制改革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平均在10年内转移完毕，则年均可有效利用劳动力增长1.59%，用其乘以劳动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40%，则得到年平均0.64个百分点的新经济增长。
那么，经济奇迹来自哪里呢？
回顾和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历史，1957—1977年，中国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2.62%，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5%，资本年均增长率仅为8.83%，将劳动和资本对增长贡献的权重估计为0.3—0.7， GDP年均增长率只有4.97%。鲜明的对比是，1978—2022年，劳动与资本的增长贡献比分别为0.4和0.6，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33%，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4%，但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8.92%，年均GDP增长率却高达9.12%。
从二元体制学理来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禁锢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释放。比如，教育正规化和开放条件下知识、技术的交流和装备技术进步，城市化起步和劳动力要素开始市场化流动，资金有偿使用和银行借贷恢复，资本要素开始市场化流动；又如，20世纪90年代的土地有偿使用和后期的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土地要素和房屋资产也开始市场化流动。
首先，改革开放分别获得了体制改革和广义技术进步两种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潜能。格罗宁根大学计算得出，1957—1977年中国TFP平均增长率为-1.21%，而亚洲生产率组织推算该值为-2.04%（1971—1977年）。1978—2022年，中国总TFP平均增长率为3.23%，其中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率为0.7%，通过体制改革获得的TFP增长率平均为2.53%。
体制改革TFP包括资产从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价和要素生产效率提高两部分。前者是被学术界所忽视的增值。在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后，其如果在市场上交易，发生了从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这从支出法上讲需要计算购房的付出，从分配法上讲需要计入出售者的收入，在总GDP中形成余值。改革开放以来，由此而形成的TFP平均增长率为0.94%。
改革开放推动了产品商品化和要素市场化，也提高了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例如，通过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后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业产品，以及乡镇企业发展、城镇国企放权等改革，在劳动和土地投入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得了TFP年平均1.59%的增长率。
直接计入GDP的土地出让溢值。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分析得出，1978—2022年，土地有偿出让从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使经济获得年均0.43%的增长率，但以生产法方式被直接计入了GDP的核算。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1978—2022年，自然经济年均增长水平按照不同的情形计算，低的为3.37%，高的为4.25%。
四、 二元体制经济增长函数及其经济运行体系
国民经济运行由流体、渠道和闸口三因素形成。动态结构模型的组成为：二元体制经济增长函数中闸口—差值是主要内生变量，生产函数能够将体制性剩余要素通过改革再贴入，通过扩大或取消闸口对剩余要素和潜能加以释放，而需求函数则需要选取与分配有关的闸口变量，观察其变化对支出潜能的影响。
要素和资产等流体变量有价格因素，但体制设置的闸口—差值变量，一般情况下没有价格。或许因存在寻租而发生黑色交易，但因无法公开透明因而无法被统计确定为价格。并且，许多闸口是行政设置，呈现为刚性扭曲，其可替代弹性很小，甚至为零。当然，一些行政许可能够进行拍卖，如个人购车车牌、出租车行政许可虽然属于闸口因素，但能够出售并被明码标价。然而，这些并不是普遍的经济现象。
在生产流量增长模型中，要素流入产出标准值与扭曲值之间的差值、土地房屋市场交易有或无的绝对差值构成主要内生变量，体制性剩余要素和土地房屋按照要素市场化的再投入和资产化后的交易率计算额外的增长来源。并且，为了使体制性剩余土地和开发性剩余土地要素能够作为流体变量进入生产增长函数，需要将对数性要素结构的索洛增长模型改为三要素结构的古典增长模型；也即在生产侧建立“计算资源使用量，比较标准值与扭曲值的差值，估测低效率产出损失规模，依据标准值衡量体制性资源剩余，改革释放体制剩余获得增长潜能和组合形成新生产增长函数”的二元体制经济数理逻辑分析体系，用以观察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各体制闸口扩大和土地房屋市场关闭闸口打开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