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完成的历史： 从《子夜》到《白鹿原》的中国新文学之变

1.  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出发，再现20世纪中国“反封建”历史使命的演变历程
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从20世纪初茅盾的《子夜》到世纪下半叶的《白鹿原》，中国的新文学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相对地，新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新思想是时代出现变革的先声，更起到了凝聚人心、唤醒大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书通过重温上个世纪中国新文学的系列经典作品，以“封建与反封建”为思考主线，聚焦时代关切之变，带领我们重走20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思想道路。
2. 重温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重识那些绕不开的作家与作品，回到历史现场
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民族危亡，还是百废待兴之际，茅盾、丁玲、柳青、陈忠实……这些20世纪的中国作家自觉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前途，勇敢地承担起破旧立新的时代使命。通过创作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白鹿原》来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的历史。
3. 北大教授韩毓海作序推荐，青年学人张宇奇立足当下的全新思考
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这些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各自反映了作家身处时代的某种特质。青年学人张宇奇博士通过文本细读，洞察深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时代问题，在百年的时间跨度中为历史把脉，并得到北大教授、“中国好书”得主韩毓海的大力推荐。

文学作品往往能够发出一个时代的先声，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的关注和人们的思考。本书作者精读了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透过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品中的点滴细节, 在史诗般的文学叙事中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中国的百年巨变。作者特别围绕“封建与反封建”这一主线，对历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并将其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再思考，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

张宇奇
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就职于国内某大型中央企业。
曾发表作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再回眸》《王亚南与资本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抓实干》《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收入差距问题与政府经济政策》等。

序 言 / 1 
引 论 中国现代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001 
第一章 茅盾与现代中国之矛盾：《子夜》和“农村三部曲” / 043 
引言：重读茅盾的时代意义 / 044 
第一节 上海—南京—地方：国民党的“反封建” / 049 
第二节 官、裁、编与股票交易所：国民党如何动用金融手段“反封建” / 065 
第三节 中国社会性质论争：多重意识形态里的“封建”与“资本主义” / 076 
第四节 老通宝与赵伯韬：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 / 098
第二章 丁玲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115 
第一节 丁玲的“忧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背景 / 116 
第二节 阶级、富农：顾涌与土改路线 / 130 
第三章 农村合作化与“梁生宝道路”：重读《创业史》  / 153 
第一节 作为“勇气”与“风险之作”的《创业史》 / 154 
第二节 “视差”下的叙述：“梁生宝道路”的意义 / 170 
第三节 供销合作与农村集市：《创业史》中隐匿的商业资本 / 182 
第四章 传统的现代转变：重读《白鹿原》 / 197 
第一节 历史与叙事：《子夜》与《白鹿原》 / 19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经验与中国传统 / 206 
第三节 新儒学乡治论：基层组织化问题 / 213 
结 语 / 235 
参考文献  / 241

序言  
韩毓海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解决问题，并在现实中验证解决方案的过程。问题是时代的号角，是时代表达自己最强烈、生动的呼声，一切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经典都是从问题出发的。 
钱钟书先生曾经调侃说：一般的博士论文，就像为了结婚而进行的恋爱一样索然无味。这虽系笑谈，但幽默调侃中包含着无奈的犀利则使人感慨，看多了这样“没有问题意识”的码字，再读张宇奇的这部作品，便会为他强烈的问题意识所打动。 
本书篇幅不长，却提出并针对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什么是封建？中国古代之“封建”与西方之“封建”区别何在？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创作，如何极大地丰富了“封建”这一抽象的概念与范畴？ 
作者所针对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现代革命进程被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进程，但中国之“封建”与西方之“封建”含义却又相当不同，而辨析这种不同，就是寻找并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关键一步。 
那么，什么是西方的“封建”呢？作者认为，总体来说，西方的“封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武士等级的形成、作为经济基础的领主所有制、地方性统治。以此区别于东方与中国。 
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便以“亚细亚所有制”来定义东方的所有制并与西方的“封建”所有制相区别。而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则进一步从“支配的社会学”视野提出，西方的封建制是由法兰克、日耳曼在推翻罗马帝国的进程中创建的一种武士制度；与军事暴力的榨取不同，中国传统的支配方式是建立在宗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家长制，随后又发展为以“士人”为核心的官僚薪俸制和乡绅地主制度，因此中国传统的支配方式，远比西方封建的暴力榨取方式要复杂得多。 
在此基础上，韦伯通过把中国模式排除出去的方式，建立起典范性或者典型性的“封建”范畴。根据这个典型的“封建”范畴，中国不可能从西方式的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在韦伯看来，中国难以经西方的“封建”进入西方式的“现代”，这是由中国传统的社会权力构成方式之“缺陷”决定的。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韦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家法高于国法，家法操纵在宗族手中，因此不能形成一个普遍性的法律体系；二、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无法形成国家信用，因而不能发展出现代资本投资体系；三、社会支配力量不是“经济—劳动”的积极因素，而是宗族和以“士人”官僚为核心的消极力量。 
张宇奇的这部作品继承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遗产，但与韦伯将“封建”本质化的做法不同，也与一度流行的后现代“解构”方法不同，作者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既然“封建”与“反封建”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重要动力，也是建立现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话语支柱，那么，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与西方对“封建”的理解不同，就简单放弃使用“封建”这个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封建”范畴本质化，固然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对于“封建”和“反封建”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则不仅是简单化的，更是非历史的。于是，对诸如“封建”这样的基本范畴，我们应该采用的方法，首先不应是韦伯那种排他式的，即采用从“多”中抽象出“一”的纯粹的抽象思维的方法，而必须采用从“一”到“多”的形象思维的方法——具体说，就是立足中国的“封建”与“反封建”实践，使“封建”这一本质化的范畴更加丰富、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鲜活，也更加具有当代意义。 
文学的方式是“形象思维”。因此，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出发，重新检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封建”范畴，以丰富多彩的文学叙述，去解说抽象的“封建”概念。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如运用金融资本的力量“反封建”，这是《子夜》所揭示的中华民国或者国民党追求现代的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个主题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略了。以生产特别是现代产业为核心建立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则是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形成的基本观点。共产党的现代叙述，主要是在这次论战中发轫的，而这场论战的意义，在过去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从权力的支配方式——人际关系网络去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所有权出发，这是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为独特之处，而丁玲视野的这种独特性，也是过去的分析没有触及的。 
作者进一步提出：形成以“劳动—生产”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建立普遍性的“民族—人民”意识形态以及普遍性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反封建革命的目标，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方式。但是，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进程不是全然竞争性的，互助、合作始终是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决定了中国反封建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文明”的面向。“竞争”与“互助”是此消彼长又彼此联系的两种现代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于《创业史》和《白鹿原》的分析，揭示的正是中国现代道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从问题出发的，而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这是一个无穷的实践、探索过程。因此，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从问题出发，引导我们进入更为深刻、复杂的问题。思想的工作不是使一个范畴、概念更加本质化，而是使一个范畴、概念更加丰富化，更加多元化，更加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它不是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为不断深入的探索开辟道路。 
这是张宇奇这部作品最为可贵之处，希望本书的出版会有助于读者对“封建”问题进一步的、更为深入的探索。

第四节 老通宝与赵伯韬：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 
茅盾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子夜》创作的最初设计已经包含了“都市—农村交响曲”的构想，尽管《子夜》的终稿缩小了范围，但故事当中已经蕴含了许多必然与都市牵扯、互动的农村线索。比如上文提到的吴老太爷和冯云卿，再比如“诗人”范博文为社会学系大学生吴芝生破解“男女之大防”： 
哼！你真是书呆子的见解！“男女之大防”固然要维持，“死的跳舞”却也不可不跳！你知道么？这是他们的“死的跳舞”呀！农村愈破产，都市的畸形发展愈猛烈，金价愈涨，米价愈贵，内乱的炮火愈厉害，农民的骚动愈普遍，那么，他们——这些有钱人的“死的跳舞”就愈加疯狂！有什么希奇？
将弹子台上徐曼丽舞蹈的身姿比作“死的跳舞”，是爱说俏皮话的范博文少有的严肃。但“农村愈破产，城市愈畸形”，这其中难以被清晰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却直接通向必然的绝路。倘若农村还留有血肉躯体，就能供豺狼虎豹继续生存，也能为进城的“半封建”地主输送营养。一边是山穷水尽，另一边却是肆意狂欢，此番怪象或许将是“都市—农村交响曲”曲终前的悲歌。相似的怪象不仅反映于都市中“死的跳舞”，也同样徘徊在农民亲眼所见的困惑中： 
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 
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
《春蚕》中的老通宝所看不明白的怪象就是“丰收灾”，就是他从没见过的“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就是明明被老天爷赏了饭吃却还不能顺遂，所以他更要去怪那些从未见过的洋鬼子。依旧是无法被清晰观察到的因果关系，老通宝只能见到结果，但也知晓必然有其不能见到的“因”。而这“因”的根源如同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于中国。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供需不协调、产能过剩等，进而表现出社会全面的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等现象。但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怪诞之处，特别表现为由农村的破产而引发的购买力的崩塌，这又与中国农村“半封建”的经济性质紧密相连。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使用银本位的国家，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陆续采用金本位制，因此世界白银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汇率，进而波及中国的经济。其原因在于，对金本位制国家来说白银只是商品，但对于中国，它是极为重要的通货。所以当国内的货币体系与国际的白银贸易之间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时，所谓“通货”并不能够保证其稳定性。以此为背景，当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多数国家逐步采用金本位时，全球白银开始持续贬值，由此导致的白银汇率下降与国外物价的相对上升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继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但也正是因为相同的道理，当 多数国家在 1931 年后因大萧条的影响而放弃金本位，并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应对危机时，依旧使用银本位的中国发生了急剧的货币升值。 
简而言之，白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急剧升值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是由于白银相对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增强，导致白银外流、国际贸易的逆差增长，以及国内通货的紧缩；二是国内商品对国际商品在价格上失去优势，从而一方面失去了国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因大量廉价外国商品的进口而失去了国内市场。综合来看，白银外流造成的货币紧缩及廉价外国商品的进一步涌入，都对国内商品的价格形成了极大的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