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343913丛书名: 陈平原著作系列
本书以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为基础，增加了若干新文章并调整框架，依内在逻辑分为五辑。每辑文章前有作者从文章中摘出来的“隽语”，既是警醒，也是路标，方便读者进入。作者在书中提供的精彩判断与对史料的钩沉，无不在试图引导读者进入“多元并存”的“思想的五四”的历史景观，打开了五四的思辨空间，激活了五四的生命力。本书也回顾了作者自身的“五四研究史”，具有某种“总结性”的意义，其中包含作者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
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主要的五四讲述者之一，他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和学术追求融入五四研究，不仅将五四视为中国 20 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更将其看作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话题。作为“五四研究”三书之一，本书偏向陈平原教授的“有我之学”，它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追求的是能够“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本书共分五辑，并有附录。文章长短及体例不一，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答问部分夹杂个人阅历与感受，明显带有主观性。可即便是专业论文，也都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缠绕。
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
——以林琴南、刘师培、张竞生为例
读过战史的人都明白，打仗时，中军固然重要，偏师同样不可或缺。可等仗打完了，论功行赏或铸铁为犁时，偏师往往被冷落乃至打压。文化运动也不例外，唱主角与敲边鼓，本是各司其职，即便不说配合默契，也是互相尊重。可到了某个特定时刻， 因口号、立场或路径选择发生冲突，内部呈现多元化倾向，偏师与中军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了故事的完整性，删繁就简，抹杀了很多与主线不太相关的旁枝。这么一来， 固然增加了戏剧性，可冤枉了不少好人，更重要的是，大大削弱了运动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引入“偏师”的概念，谈论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承转合”密切相关的三个北大人物——前文科教习林纾（1852—1924）为何在被解聘六年后翩然归来，与新文化人直接对抗；国文系教授刘师培（1884—1919）早年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居”，1919 年新旧激辩时，主张昌明国粹，却拒绝为旧派领衔；曾在1920 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1888—1970），最后竟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无限风光。这三位北大前辈，都曾在新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活跃过，但因在某个节骨眼上，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为主干的新文化阵营步调不一致，乃至发生直接冲突，在日后的历史书写中，其功绩被刻意淡化，其形象也被逐渐丑化。
美国学者周策纵谈及新文化运动中“反对者的诘难和改革者的辩驳”时，描述“这一派旧文学的提倡者是由刘师培领导的”，其“公共论坛是提倡文言文孔教和旧伦理的《国故》杂志”；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讥讽蔡元培、陈独秀等新文化人的《荆生》和《妖梦》，“这个故事据信是林号召军阀们，特别是号召崇拜林的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之一徐树铮将军干涉北大的事务”。生活在中国的学者，谈及新文化人的对立面林琴南与刘师培，更是义愤填膺，如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便称：“封建文化的死心塌地的卫道士林纾，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再次带头跳了出来，以远比前次凶恶的气势，向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北京大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时，以刘师培、黄侃为首的《国故》月刊社，也积极与林纾相配合，紧密呼应”。这两位都是严肃的学者，所论也都不无根据，只是囿于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对晚清一路走来的先行者林琴南、刘师培评价过于苛刻。其他有关五四的著作，更是喜欢将林、刘塑造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极尽嘲笑之能事。而在我看来，表彰新文化是对的，拿林、刘“祭旗”则很不应该。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新文化”的酝酿、形成与推进。新文化不是凭空而降，也不是胡适、陈独秀登高一呼就能实现的。我曾再三强调，应该将1898—1927 年这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与阐释。这一思路背后，是淡化“事件”的戏剧性，凸显“进程”的漫长与曲折。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到大风起兮云飞扬， 有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站在风口上的。“这就好像一部多幕剧，开场时登台亮相的，说不定中间就退场了；第一幕跑龙套的，也可能第二、第三幕变成了主角。至于谁唱到最后，不等于谁就是最大的赢家。谢幕时出来领受掌声的， 应该是全体演员，而不仅仅是主角或最后一位演唱者。”
前北大文科教员林纾（1906—1913），曾是文坛及学界的风云人物，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因看不惯一班新人的“乱折腾”，不顾年迈体衰，独自跳将出来，以一篇备受争议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此文的中心论点，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以及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在此前的多篇文章中已多有涉及， 如《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1913）、《论古文之不宜废》（1917） 等。呼吁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或者“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这并没什么不妥，起码是自成一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大转折时代的特立独行、“守先待后”，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价值立场。
唯一不太雅观的是其“游戏笔墨”《荆生》与《妖梦》，可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所谓林纾写《荆生》的目的，是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实乃新文化人谋求公众支持的“哀兵之计”。在1919年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号上，李大钊不仅撰写了《新旧思潮之激战》，批判对手“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还转载林纾此小说，并加上题为《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的按语，称林纾的《荆生》“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当初为了凝聚力量，制造舆论，丑话说在前，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完全可以理解；可时隔多年，还这么批判林纾，那就近乎构陷了。研究者越说越实，把一篇子虚乌有的小说，说成了货真价实的战书。若有惊天大阴谋，必须是密室策划，步步为营，不可能远隔千里，跑到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来指挥北京的军阀镇压北大新文化人。更大的可能性是，林纾本人自幼学剑，即所谓“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逸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小说中的“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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