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83524
《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是作者在2006年同题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十数年持续的修改、完善,于2022年底完稿的一部文学史专著。该著在全面总结、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该著充分重视唐宋派文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性和理论构成的复杂性,完整地描述了唐宋派文学思想形成、发展与转变的过程,对其三个核心理论命题作出整体的观照,深入辨析了“文以明道”、“师法唐宋”与“本色论”之间的逻辑与事实关系,并对若干重要的理论范畴作出新的解读和阐释。其核心结论如下 :唐宋派文学思想不是一种简单明了的静态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并呈现出多种理论侧面,在这些阶段与侧面之间甚至存在着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任何一种试图以某种单一理论完整地概括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做法,都将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指向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唐宋派扮演了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从格法向性灵转变的一个典型的过渡性角色。
引言
一、建构与质疑:唐宋派学术史回顾
二、流派研究与文学思想史
三、撰述方式与基本观点
第一章 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大礼议”与嘉靖士人的生存困境
第二节 “嘉靖八才子”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
第三节 唐、茅论争与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分化和演变
第四节 归有光“唐宋派”身份的建构及其文学史定位
第二章 文以明道:传统命题的新内涵
第一节 “文以明道”与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命价值观
第二节 王慎中的学术思想与自我身份认同
第三节 “道其中之所欲言”:“文以明道”理论内涵的新拓展
第三章 本色论:在守正与出新之间
第一节 “小心”与“脱洒”:唐顺之“真精神”的思想特征
第二节 “德艺之辨”与唐顺之文学态度之反复
第三节 “本色论”的确切内涵与理论张力
第四节 “性气诗”与唐顺之晚年诗学思想
第五节 自得与真情:阳明心学与归有光的文学观
第四章 师法唐宋:古文谱系的建构与拓展
第一节 “文统说”的学理依据与现实动机
第二节 师法对象的范围与重心
第三节 法度与风格:师法内容的实际倾向之异同
第五章 从“义法”到“风神”:文学性的游离与回归
第一节 “义”与“法”的平衡与倾侧
第二节 “法寓于无法之中”:有法还是无法?
第三节 从“性情之效”到“得其风神”:审美取向之转移
结束语:唐宋派文学思想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阳明心学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影响
二、八股文与唐宋派的古文观
三、唐宋派文学思想的整体认知与判断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此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004年夏天,我的导师左东岭先生让我从他主持的***重大项目“明代文学思想综合研究”的子课题中选一个题目,尝试着开展独立的研究。根据老师帮我做的学术规划,以及个人的学术兴趣,我从中选了“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后来这一题目成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指导过程中,老师对学术态度和规范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却很少对具体的论证思路和学术结论发表意见,给了我充分的学术自由。在跟老师学习“先秦儒道哲学与文学思想”的过程中,我在课堂上谈了我关于孔子之“义”的理解,跟老师的观点不尽相同。后来我写成文章,老师阅后说可以自圆其说,非但没有纠正我的观点,还鼓励我投稿发表出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写成的。但具体的写作过程还是让老师费心很多,主要由于我的懒散和拖沓。2005年春夏之际完成开题报告,我就开始了一段逍遥的日子,每天在学校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之间往返。那时候古籍馆大约是上午九点开馆,下午五点闭馆,去除取书、还书的时间,中午还要出去吃饭,一天实在抄不多少书。离馆后,通常还会沿着故宫的护城河走一走,再不紧不慢地回学校。就这样一个夏天过去,论文还没有动笔。八月底,老师终于耐不住,把我叫到书房狠狠地训了一通。我终于开始动笔,但依然进展不大。十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宿舍玩电游,突然收到老师的短信,嘱咐我抓紧时间写论文,要努力写得好一些。当时他正在前往美国做学术交流的路上,登机后特意发信息给我。于是,我迅速退出游戏,打开了论文写作的界面。自此进入快速写作期,十二月底完成初稿。几经修改,于2006年5月通过答辩。
2006年6月,我暂时离开了学习、生活十年之久的首都师范大学,来到南开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后合作导师张毅先生建议我关注八股文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八股文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最初设想,是研究明代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当时八股文研究的精细程度还不足以支撑文体关系的研究,于是就索性从头做起,细致考察明代八股文的文体特征与发展流变。至于博士论文,本来也想沉淀一下,再慢慢修改,于是就暂时放下了。
2008年7月,我有幸回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最初的几年里,在教学上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又承担了学科、教研室的一些日常工作,科研就不免放松了。2009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嘉靖至万历前期古文思想研究”,直到2016年才勉强完成。博士论文更是被束之高阁了。2019年,我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学,可以有大段的时间做研究,博士论文的修改工作才算提上了日程。这期间重新梳理了唐宋派的概念生成及学术史,补充了2006年以来的一些新成果;并尝试加强对唐宋派历史背景的探讨,重点讨论了“大礼议”对嘉靖前期士人心态的影响。不料好不容易调整好的工作节奏,又被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打乱了。其后的半年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时常处于恐慌、焦虑的状态,工作效率大打折扣,最终也没能完成论文的修改。回国后又承担了一些行政工作,平时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写作。于是,博士论文的出版,又拖延了两年,最终竟成了一个心病。步入2023年,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年内出版;也终于做了较为全面的修订,增删了一些内容,并适当调整了结构,最终形成这样的面貌。
毕竟太过匆忙,还是留下很多缺憾。一是2006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自己的若干论文,并未能充分地吸收。二是一些已经意识到可以扩展或深入的论题,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准备或积累,但由于还没有思考成熟,也没能体现在这部书稿里。三是因结构的调整而造成的文章意脉的不连贯,甚至是断裂,也没能从容地处理。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由于一直想把比较成熟的书稿呈现在老师面前再请他作序,而修改的过程时断时续,终究没能给老师留下写序的时间。所有这些缺憾,只能等修订的时候再弥补了。
是为记。
刘尊举
2023年11月20
(二)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多种侧面及其复杂影响
从整体上说,唐宋派文学思想大约包含三个主要侧面,可分别以“文以明道”“师法唐宋”与“本色论”作为代表理论。其中,“文以明道”集中表达了他们对文章功用的认识与强调,“师法唐宋”代表了他们对文章创作法度的理解与要求,“本色论”则意味着他们对主体心灵的推重与发掘。茅坤“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创作主张与归有光“主自得”“重真情”的文学思想,皆可视为“本色论”向着审美的发展。总的来说,“师法唐宋”所代表的法度理论与“本色论”对主体心灵的强调,均可极大地推动文学的发展。然而,由于受到“文以明道”思想的制约,它们并没有对唐宋派的整体文学思想形成突破性的推进。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对后世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唐宋派在散文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两点:一,以义为本、义法并重的创作思想;二,对唐宋古文“首尾呼应”“错综变化”的行文法度的细致探讨。清代桐城派的创作理论正是围绕“义法”理论而展开。明末艾南英则因赞赏其法度理论而大力推扬,他在《答陈人中论文书》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崇王、唐而抑李、王的评价态度,并述其理由云:“若乃王、李之文,徒见夫汉以前之文似于无法也,窃而效之,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尽去自宋以來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别为一种臃肿窘涩浮荡之文。其气离而不属,其意卑,其语涩,乃真无法之至者。”(《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第3225页)其实,即便是对今天的散文创作而言,这种行文技巧同样是极有价值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慎中对义法关系的探讨,正是他在阐述“文以明道”思想的过程中提出的;其以“文以明道”与“师法唐宋”相互支撑的文学思想,也正体现了义法并重的创作倾向。从这一层关系来看,其“文以明道”思想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概括地讲,“本色论”对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两种理论指向:一,对主体心灵在文学创作中重要地位的彰显;二,将文学向着抒写自我的方向引导。适度地强调主体心灵的重要性,重视创作者真切而独特的心灵体验,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茅坤“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的创作主张与归有光“主自得”的文学思想,均在此一层面体现了他们对真切体验的重视。而“本色论”对主体心灵的极度彰显,则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它对创作法度的彻底颠覆,并不完全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为其后文学思想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色论”强调抒写自我,同样会对文学发展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唐顺之论“本色”,主要是强调创作主体的心性修养与生命境界。如果过于强调“本色”的心性色彩,有可能会导致诗文作品审美性的缺失。但如果能将超迈、卓绝的生命境界成功地转化为审美境界,将会形成高雅、超脱或空灵的艺术风格。王阳明及唐顺之本人的部分诗文作品即可达到此种境界。更重要的是,“本色论”往往又会把主体心灵向着自然性情的方向引导,于是“本色”便成为“瑜瑕俱不容掩”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日常化、个体化的情感进入诗文的表现领域,将把文学引向率真、自然的审美风格。茅坤、归有光的散文即已体现出此种趋势,而稍后的徐渭则相当彻底地将“本色”推向了本来面目与自然情感。李贽的“童心说”与袁宏道的“性灵说”,也均系沿此方向而一路发展下来。(参见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二节和第四节中的相关论述)可知唐顺之的“本色论”对后世的影响是何其的深远!
尽管“文以明道”对唐宋派文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很大的制约,但对于王慎中的“文以明道”理论本身,我们还要加以辩证地认识。首先,王慎中对“文以明道”这一传统理论有所突破。一方面,他提出“道其中之所欲言”的创作主张,尽管其抒写对象主要是指道德体验,但它毕竟强调了创作主体的真切体会;另一方面,他将创作法度明确地纳入“文以明道”的理论体系之中,这是他对此一传统理论的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王、唐“文以明道”思想的形成,本来就是对正、嘉之际“弃文从道”思潮的积极回应。这是唐宋派之所以能在当时的文坛形成较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一判断可以在当时人对他们的评价中得到印证。比如,薛应旂在《遵岩文粹序》中论道:“乃思荆川子往称遵岩之文类于固者,岂直以子固之文为极致哉?盖以昔人谓子固文章本原六经,要之非诬。而遵岩高才殊质,岂不能凌跨西京,掩迹东都,其文乃独与子固相类者,盖不溺于习尚,不逐于时好,而卓有定见,其于道也几矣!”(《明文海》卷二百四十,第5046页)可知薛氏看重的就是子固与遵岩文章“本原六经”“卓有定见”的特征。由此亦可窥知王、唐在当时的影响之一斑。
综上所述,虽然唐宋派文学思想各个侧面之间的相互肘掣制约了其整体进展,但这并不影响各种具体的理论主张或创作倾向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或许,作为多种理论集合体的“唐宋派文学思想”,较之其有机整体,更便于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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