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29638431
敦煌珍品的流散，是近代中国伤心历程的缩影，众多敦煌遗书和少许壁画雕塑，如今分藏于世界各地。当年，它们的流散过程充满了无知与欺骗，巧取与豪夺。而今天，各国收藏机构合作对其修复、出版与数字共享，各国学者悉心研究、相互交流，共同推动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保护和利用。
本部作品的两位作者均在敦煌研究领域耕耘多年，他们在大量田野调查、文献梳理和人物访问的基础上，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之上，同时兼具国际视野与同情之理解，通过120年敦煌学的历史，来追寻文化之本、民族之魂。这部《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也从“宝藏离合”的角度，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让读者感受文明绵延交融的辽阔壮丽：
一部走出学术圈、可读性极强的非虚构佳作
一幅纵览敦煌学百年历程的全景式长卷
一座沟通敦煌学专业学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桥梁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人类的文化高地。它以华夏文明为根基，并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相互交融；藏经洞的珍贵文书、绢画和莫高窟的精美彩塑、壁画，储存着跨越时代及地域的人类历史记忆。
约两个甲子前，敦煌藏经洞开启。敦煌宝藏120多年来的散佚与回归，既牵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困顿与奋发。作品围绕敦煌宝藏的发现、流散与回归，回顾了两个甲子以来敦煌文物的往事，以及数代敦煌学人呕心沥血追寻国宝、研究国宝、让国宝重光于世的艰辛历程。
【上编·伤心敦煌】
推荐序
前言：寻梦敦煌
引言
序章：新世纪来临
第一章 小人物的大发现
第二章 斯坦因的中国护照
第三章 伯希和洞中挑宝
第四章 难言之痛：从敦煌到北京
第五章 大谷收集品的悲剧
第六章 勒柯克的终生遗憾
第七章 俄国人的神秘之旅
第八章 陷入困境的华尔纳
第九章 斯坦因的最后出场
第十章 不是尾声：王道士之死
【中编·四海寻梦】
第十一章 漫漫西天取经路
第十二章 敦煌学的东洋旋风
第十三章 敦煌劫余伤心史
第十四章 欧洲寻梦之旅
第十五章 民族觉醒：西北考察之变
第十六章 艺术家的激情岁月
第十七章 政治家的人文情怀
第十八章 摄影家的敦煌影像
第十九章 学者的冷暖敦煌
第二十章 铁马叮当：敦煌守护神
【下编·魂兮归来】
第二十一章 新时代的国宝之光
第二十二章 幽暗岁月的花果凋零
第二十三章 港台学者的学术报国
第二十四章 日本敦煌学的第三波浪潮
第二十五章 大师相传的法国敦煌学
第二十六章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第二十七章 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第二十八章 藏经洞的百年检阅
第二十九章 世界目光下的敦煌
第三十章 魂归故土，重光于世
尾章 人类的敦煌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寻梦敦煌
在敦煌发现世界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敦煌的世界性无与伦比。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没有任何道路比古老的丝绸之路更联通世界。在东西方大国起起落落之间，在各种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流之间，数不清的商旅、僧侣、盗匪、军队、外交使团活跃在这条国际通道上。
敦煌，地处丝路繁华、扼守丝路要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生活和流动在这里。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交融，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儒家在这里汇聚。
正因如此，保存至今的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中古世界。上千年连绵相延的历史，保留在幸存的735个洞窟、24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中，保存在6万多件用汉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字书写的文书和绘画作品中。
藏经洞里收藏的主要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珍贵文书，莫高窟留下的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壁画和彩塑。如果说藏经洞是一个储存着历史记忆的图书馆，那么莫高窟就是一个陈列着古代艺术的博物馆。作为地球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石窟艺术遗存，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无可置疑地显示了它的珍贵和独一无二。
在世界寻找敦煌
在伦敦英国图书馆，陈列着一部由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这部长约5米、反映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佛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和较完整的印本。它来自敦煌藏经洞，斯坦因把它带到了这里。
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国现存最早的图经之一——沙州都督府图经。与这部唐代图经一道收藏于此的，还有一份反映唐朝百姓服役内容的差科簿，记录了敦煌县从化乡约300个家庭的生活点滴，他们绝大部分是高度汉化了的粟特人——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极其善于国际贸易的民族。它们均来自敦煌藏经洞，伯希和把它们带到了这里。
在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有一尊一米多高的彩塑供养菩萨像。这个出自唐朝艺术家之手的菩萨，体态修长，璎珞长垂，气质端庄典雅，造型严谨流畅，已成为博物馆“镇馆之宝”。它来自敦煌莫高窟，华尔纳把它搬来了这里。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有一幅公元8世纪的《观无量寿经变》残绢画，画上的一组菩萨像和四个头戴“垂脚蹼头”的男性供养人，生动地反映了唐朝人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它同样来自敦煌莫高窟，奥登堡把它带到了这里。
敦煌文书和石窟壁画、雕塑分藏于世界各地。当年，它们的流散过程，充满了无知与欺骗、巧取与豪夺。今天，各国收藏机构合作对其修复、出版与数字共享，各国学者悉心研究、相互交流，共同推进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保护和利用。
以研究敦煌文书和石窟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敦煌学，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它的世界性，并在不同国家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敦煌学家。从日本关东到关西，从伦敦到巴黎，从圣彼得堡到美国东西海岸，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敦煌，追索历史、启迪未来。
敦煌之梦
1900年藏经洞豁然洞开，许多人的命运开始与敦煌紧密相连。他们逐梦敦煌，有的人美梦成真，有的人噩梦相连。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为他在莫高窟弘扬道教的梦想，洞开了新的大门。斯坦因、伯希和万里远征，实现了获取敦煌宝藏的梦想，也让藏经洞成为中国人的伤痛记忆。勒柯克在抛硬币决定命运时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华尔纳准备揭走敦煌整窟壁画时大败而归，他们梦想的破灭，使敦煌宝藏幸运获救。
敦煌文书的命运，折射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藏经洞文书已经流散，民族尊严与学术的希望不能失去。从向达、王重民，到荣新江、王冀青，为了追寻流散在异国他乡的国宝，一代代学者接力，走上了崎岖漫长的寻梦之路。寻找敦煌宝藏，也是在寻找民族之魂，寻找文化之本。
与此同时，一批批艺术家和学者怀抱敦煌梦，来到莫高窟。常书鸿在祖国多难之际从巴黎回国，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从此成为一生的守候。段文杰从1946年到达莫高窟后，每天听着九层楼上的铁马叮当声，再也没有离开。樊锦诗，这位“敦煌的女儿”，年过八旬依然心系敦煌。她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
走进敦煌
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撰写了《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通过数年的努力，试着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一段难忘的心灵历程。
如今，我们将书名定为《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同时围绕四个方面对全书展开修订：一是吸收和融入20多年来全世界敦煌文献公布、敦煌学研究进展的成果；二是增加敦煌石窟艺术及其研究者的内容，使敦煌学两大核心——敦煌石室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及其研究者的故事尽可能较均衡呈现；三是增加近年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由此不难看到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相互关系发生的变化；四是丰富图片内容，尽可能让图片与文字互补，相得益彰。
敦煌学发展迅速，本次修订几乎涉及全书每个章节，同时增写了5章和若干节内容，增加了约8万字。变化最大的，是本书下编，比较完整地讲述了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过程。
从藏经洞发现至今，敦煌学界有三句话流传最广，它们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欧洲”）；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三句话就是敦煌学发展历程的缩影。从增补修订后的内容中，人们将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历史经纬。它们是敦煌文物命运和敦煌学发展历程的折光镜，同时也折射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发。
从增补修订后的内容中，人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敦煌学内涵和外延的三次改变——从上编藏经洞文书的发现和对文书的研究，到中编大规模展开的莫高窟壁画临摹、摄影、考古，从而发展为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历史考古相结合的研究，再到下编敦煌学成为“敦煌吐鲁番学”，进一步发展为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比翼双飞”、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研究。
就学术史层面而言，修订后的本书由此显示了如下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分期，即：藏经洞发现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44年）为第一期，这一时期以敦煌文书研究为主；从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3年）为第二期，以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及考古齐头并进为研究特色；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至今为第三期，转入将敦煌文书、石窟艺术及考古，与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相结合的研究。每一时期，各四十年左右。1
踏上丝路，来到敦煌。当陪伴敦煌宝藏走过百年风雨、跟随敦煌学经历世纪沉浮之后，人们将会发现：敦煌，是如此之深地牵动着世人的目光。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她这般凝聚着连绵相延的历史和不曾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阅尽人间的悲喜爱恨和荣辱沧桑，像她这般让众多学者、艺术家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像她这般展现如此广阔的世界和辽阔的人生。
1 中国敦煌学研究正式起步，一般以1909年伯希和携带敦煌文书至北京、一些中国学者抄录并公开发表文章起算（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在社会上，有时也从藏经洞发现说起，如2000年官方在首都北京举办的大型展览，名为“敦煌艺术大展——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周年”。第二期以1944年国民政府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标志，但这一转变，从张大千、王子云、向达等在敦煌的考察研究和社会反响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第三期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为标志，但这一转变，从新出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成果发表和出版已经开始。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作序：
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真正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尽管学术史难做，但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学术史。两位作者在前人许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探索和整理，对百年来的学术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包括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文献流散，各国探险队的攫取、豪夺，早期敦煌学研究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中国学者远渡重洋，抄录整理敦煌文献的经过，以及最近四十年来敦煌学的迅猛发展和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争先。虽然没有像纯学术著作那样出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叙述无一字无来历，是一部相当全面又可读性很强的敦煌学学术史。
第十三章
敦煌劫余伤心史
说起敦煌学，没有什么比“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能浓缩历史的辛酸和触动国人的心灵。这不仅在于文物流失本身，也在于中国自己内部的种种不齿现象。
就在学者们寻踪流散四方的敦煌文书之时，保存在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内的敦煌文书，也开始了编目、整理和研究。然而，它的命运始终是多舛的，还没有安稳地度过一段日子，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侵华战争。
糟与偷：敦煌经卷的增减
敦煌经卷存入京师图书馆后，清点总数为8679卷。当初敦煌县政府将藏经洞劫余经卷装车运京，第一批起运的准确数字是6004卷，沿途散失，到京后又连连被盗，可是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大量的增加。
那么，运到北京的敦煌经卷真的增加了吗？当然没有。原因很简单，监守自盗者为了掩盖自己的盗窃行为，把原来的经卷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反正纸质文书很容易一把撕开，使得总件数并没有减少。但是，这个掩盖行动是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它导致了经卷固有联系的进一步丧失，为后来的理解和研究人为地制造了麻烦。
不仅如此，从京师图书馆接收经卷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十年里，还有一组会“变”的敦煌文书数据。这次，不是增多，而是减少。
1912年6月核查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时，8679卷已经只剩下8662卷，丢了17卷。
1917年5月核查时，查明4卷送到奥地利展出有去无回、4卷送了张謇，另外11卷下落不明，为8660卷，比5年前少了2卷。过了不久，又被魏家骥等人合伙偷去1卷。最后，魏家骥倒是抓到了，并且被判罪，但偷走的经卷没能追回。
1918年10月，图书馆馆事赵宪曾从橱柜里意外地发现了5卷未曾见过的经卷。3个月后，新来的馆事张宗祥和主管写经的孙某，又从过去整理过的经卷灰土堆中，清理出了残经5种又143页。不过，这些辛辛苦苦吃着灰土清理出的经卷，以及赵宪曾新发现的5卷，后来又下落不明了。而原来的8660卷敦煌文书到20世纪20年代初，实存8653卷，又少了7卷。
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劫余的敦煌遗书，从敦煌到北京，数量的增和减，这种种不幸现象，很容易让人想到曾经参加明清内阁档案整理的鲁迅说过的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不单是对于书籍和古董。”
防盗式目录与《敦煌劫余录》
在有监守自盗行为发生的背景下，学者们只好开始做防盗式的抢救性整理和研究。1911年，京师图书馆将学部移交的敦煌文书编成草目。
为防止敦煌文书再度被盗和丢失，佛学家李翊灼挑出比较完整的经卷，进行了初步登录编号，记录经卷的长度、开头二行的开头二字和最后二行的最后二字，做了一个防盗式的财产账。按照《千字文》的顺序用字排号，“天”“玄”“火”三字空缺未用，从第一个“地”字到第九十个“位”字，每字下面安排100个号，其中“位”字只编了79个号，所以总数为8679号。同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又相继请邓高镜、周叔迦等学者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每号的天头标注库内收藏号，地脚标注经名。这就是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第一个目录——《敦煌经卷总目》。
京师图书馆最早收藏敦煌文书时，将其放在位于广化寺馆舍中的善本书库。1917年位于前国子监旧址的京师图书馆新馆开馆后，敦煌文书被运到新馆收藏。俞泽箴、孙初超、江味农、张书勋、邓高镜等馆员对敦煌文书做了整理收藏，同时开始编纂更加详细的敦煌文书分类目录。1925年，比《敦煌经卷总目》更加细致的《敦煌经典目》编纂完成。
在中国学者的心中，并非只是编纂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目录，他们还希望编纂出海内外所藏敦煌文书总目录。面对敦煌宝藏流散四方，学术界开始整合力量，着手更大范围的敦煌文书调查和整理。
1925年9月，交通部总长叶恭绰集结一批学者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编目整理海内外公私所藏敦煌文书。辑存会对流散各地的敦煌文书展开调查征集，汇聚公私所藏，进行系统整理，翻译海外所出馆藏目录，着手编辑敦煌文书总目录。
在辑存会号召下，历史博物馆编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发表在1926—1927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上。在此前后，其他几种英法所藏敦煌文书的目录和资料也相继问世。
然而，随着工作的开展，国外敦煌文书原件不易见到，私家所藏也不愿公布，学者们空有一番雄心。渐渐地，辑存会的活动开始悄无声息。
时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是敦煌经籍辑存会的采访部长，应辑存会之约，著录京师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以《敦煌经典目》《敦煌经卷总目》为基础，陈垣将馆藏敦煌文书进行新的编排，将编目内容加以考订、完善，形成《敦煌劫余录》。但是，书还没来得印行，辑存会已经停顿。
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敦请陈垣将其手中的北图藏敦煌文书目录完成付印。陈垣于是修订初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由史语所于1931年刊行。
《敦煌劫余录》大体按一件一号的原则著录，共著录8738号。每个经卷都作了提要，每卷注明原编号、起止字、纸数、行数等。这种著录方式被称为“防盗式目录”，是汲取了敦煌经卷运到北京被偷的教训，防止割裂首尾或窃取中间。如此编目，可谓用心良苦。
振聋发聩的“二陈”序言
《敦煌劫余录》这部“防盗式目录”，是我国学者编纂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馆藏敦煌文书目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敦煌汉文文书分类目录，对日后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史学二陈”——陈垣与陈寅恪充分展现了作为敦煌学第二代代表性人物的个性和风采（罗振玉和王国维为第一代敦煌学代表性人物），使敦煌学的影响超出学术圈，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正是这部书，中国学者表达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伤心苦语，提出了“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的时代召唤。
《敦煌劫余录》篇首，有陈垣和陈寅恪撰写的序言各一篇。“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陈垣在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陈垣不要直接点出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名字，因为二氏来华，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经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过于“刺激”，是否将书名改改。陈垣回答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陈垣在出版《敦煌劫余录》时，斯坦因正在悄悄地开始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当斯坦因带着护照离开南京后，时在南京的陈垣得知消息大怒，立即返回北平发动古物保管委员会举行抗议活动，这也许是使陈垣多一层愤慨的原因。
已是欧美汉学界泰斗的伯希和，看到这本书的中文书名，自然感觉不爽。他的弟子、著名敦煌学家戴密微多年以后写道：“当时中国的学者们也欢迎这批（敦煌）写本的发现，伯希和曾在北京为他们展出，并以一些影印件或抄件相赠。但中国后来又指控他盗窃或抢劫，如陈垣于一九三一年编制的敦煌遗书目录就耸人听闻地称为《劫余录》，中国人今天还咒骂伯希和为‘法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甚至在法国也有人指责伯希和太肆无忌惮、太过分了，对伯希和的攻击，甚至也株连到了他的老师沙畹。”
戴密微接着说：“伯希和曾在一次晚餐上给了攻击者有力反击，这已成为汉学史上流传的趣闻。”
的确，当时的伯希和不仅在饭桌上发泄了不满，还在他所编辑的《通报》杂志上提出了抗议。
《敦煌劫余录》是这部书的中文名称，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英文书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分析目录》）。据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李济认为，这一英文名称是陈寅恪的主意。李济当时是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第三组）主任，陈寅恪是历史组（第一组）主任。
陈垣所取的中文书名，充分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悲愤心情，陈寅恪则压住了内心的情感。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充分揭示这八千多号劫余经卷的价值，进一步借此伤心史呼唤和激发国人，借此材料研求问题，作敦煌学“预流”。
陈寅恪在序文中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一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
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分别部居，稽核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托愤慨之思耳。
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
…………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陈寅恪没有在“劫”字上花费太多笔墨，留存下来的敦煌文书，同样有相当多极为珍贵、极有价值者。他的主要倾向在于主张“预流”，就是利用新出的敦煌资料研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内不辜负历劫仅存的国宝，对外更能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敦煌文物流散已是伤心史，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不再是伤心史。
多灾多难：战火下的敦煌劫余
北图藏敦煌文书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学者们所做的目录成果更是历经磨难。
20世纪20年代，京师图书馆成立了专门为馆藏敦煌文书编纂目录的写经组。先后参加过写经组工作的徐鸿宝、胡鸣盛、李炳寅、徐声聪、张书勋、陈熙贤、于道泉、许国霖、李兴辉、孙楷第、朱福荣、王廷燮、王少云、马淮等人，接续努力，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为馆藏敦煌文书编纂了更加完善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
写经详目编录的敦煌文书，是馆藏敦煌文书中比较完整的部分，一批残品继续等待清理。北平图书馆写经组在胡鸣盛组织下继续清点，又整理出了1192号相对比较完整的敦煌文书，并在1935年6月前完成了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的初稿。
就在中国敦煌学者为全面振兴敦煌学而努力，北平图书馆写经组为完善敦煌文书编目而孜孜以求之时，磨难再次降临在北图藏敦煌文书上，降临在中国敦煌学家的头上。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华北局势动荡。还在1933年时，北平图书馆为确保敦煌文书安全，在原来放置敦煌文书的樟木、楠木书柜外制作套箱，连同书柜一起，分两次装了47箱敦煌文书，存放于北京德华银行保险库。1935年，北平图书馆又将1933年装箱时没有整理完的残片，装了2箱。随着局势恶化，北图将49箱敦煌文书和其他一些最珍贵的文献南运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一仓库。
然而，上海也非“桃源”。日军如果抢占公共租界，敦煌文书就随时有可能落入日本人之手。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徐森玉于是向法国人资助的震旦大学图书馆要了一张凭证，冒着危险将包括敦煌文书在内的100箱善本珍籍运到了法租界。
徐森玉一颗悬着的心还没有完全放下，就有人暗中向日本人告了密，这批珍籍不得不又要想办法另藏别处。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部主任李宗侗在上海的住地距离藏书处不远，并天天与徐森玉见面。当时李宗侗租的是法国人的一栋房子，房子的后面有一间车房，而他刚好又没有汽车，里面堆放着他自己的各种图书。徐森玉和李宗侗于是密商，将李宗侗的图书放在外面做掩护、北平图书馆的珍籍藏在车房后面，才使这批珍籍暂时躲过劫难。
饱经磨难的迁沪敦煌文书，直到1950年初才在新的套箱装载下，回到北京，存放于北京图书馆文津街馆舍地下书库。
国难当头，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工作陷于停顿，写经组被迫解散。已编好的馆藏敦煌文书目录及索引还没来得及做最后的修订定稿，即被束之高阁。战争的炮火一烧数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渐渐地这些学者心血所聚的研究成果变得无人知晓。
半个世纪后，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善本部由文津街7号北海老馆，搬往白石桥路39号新址。善本库房于1989年冬至1990年春完成搬迁入库，敦煌文书随同迁移到新馆地下善本书库。当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原写经组的各项遗留物品时，突然发现一堆手稿本。打开一看，正是当年写经组没来得及修订定稿的馆藏敦煌文书目录及索引。
这真是悲喜交加的发现。而且，发现尚不止此。清理人员还发现了从老馆善本书库搬来的两个标有“残破经卷”的木箱，里面是一个个陈年旧纸包着的小包，有的盖着写经组的印。打开小包一看，竟然是敦煌文书残片。它们是从甘肃运送到北京的敦煌文书——经第一次、第二次整理后剩余的残片。1990年8月，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方广锠、杜伟生、王扬和姚永炬四位研究人员清点这些文书残片，共清点出3614号。
因为战争的炮火，北图藏敦煌文书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折磨。战火燃烧，那些被派往欧洲调查英藏、法藏敦煌文书的中国敦煌学家，又会遭遇怎样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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