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共10卷，时间跨度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大型近代史专著。
本丛书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等权威专家所著，它的出版完成了几代史学家的心愿。
丛书内容客观，史料丰富，研究方法突破前人束缚，披露了许多以前未曾揭示的内容，填补了史学研究的诸多空白。修订版在《中国近代通史》首版经过十年的发行后，根据新材料、吸收新成果再予修订出版，继续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

本卷考察了1865至1895年间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洋务运动的起止、成败，深入分析了这一阶段中国致力于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状况和可悲结局。述评内容主要包括；洋务派的形成、洋务运动前期实施新政求强求富、外国对华经济扩张和中国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教案频发、中国边疆危机与中法越南战争、洋务运动后期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举措、早期维新思潮的兴起、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以及洋务运动的失败。作者依据翔实的史料，叙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以及中国朝野酝酿变法和改良时期的基本史实。

虞和平，虞和平，1948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6—2012年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8年任副所长。曾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理事长、《史学理论》副主编、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史。出版《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多部著作，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等，译有《中国早期工业化》等译著3种，发表论文百余篇。

谢放，1950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四川大学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区域史、中国近代人物与思想。著有《张之洞传》、《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合著）等，发表论文40余篇。

第一章政权结构变异与洋务派官僚集团形成/001
第一节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变异/003
第二节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013
第三节洋务派的形成/034
第四节清流派的兴衰与入列洋务/051

第二章求强、求富与洋务运动前期举措/063
第一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与外交体制的刷新/065
第二节建设新式军队的早期尝试/079
第三节官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兴起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开端
/091
第四节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104
第五节新式文教机构的设立与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开始/114

第三章外国对华经济扩张和中国民间工商业的进步/131
第一节中外贸易状况的变化/133
第二节外资企业的发展/146
第三节中国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变异和创新/164
第四节传统农商工业的变异/177

第四章教案；民间反教斗争与官方外交危机/189
第一节外国教会的“传教”活动/191
第二节《北京条约》订立后的教案/201
第三节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208
第四节从黔江教案到成都教案/215
第五节巨野教案和大足教案/227

第五章边疆危机与中法战争/237
第一节英国制造云南边疆危机与《烟台条约》的订立/239
第二节日本侵犯台湾与中日《北京专条》订立/250
第三节阿古柏与俄国入侵中国西部边疆及清政府收复新疆/264
第四节英国觊觎西藏与清政府的对策/277
第五节法国侵占越南和中法战争的爆发/287

第六章洋务运动后期的举措/303
第一节重建海军/305
第二节洋务工业的新进展/315
第三节商办企业新发展/340

第七章早期维新思潮的兴起/351
第一节早期维新士人群体/353
第二节民族主义的萌发/361
第三节重商思想的兴起/373
第四节民主观念的产生/385

第八章中日甲午战争/399
第一节甲午战争的爆发及过程/401
第二节中日议和与《马关条约》的订立/418
第三节台湾人民的反割让斗争与日本侵占台湾/432

第九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与洋务运动失败/451
第一节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占/453
第二节列强文化输入的升级/460
第三节中国新社会因素的初步发展/473
第四节洋务运动的失败/485

主要参考文献/501

人名索引/513

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和政治变革思潮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败使许多志士仁人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的危急关头。康有为曾惊呼；“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梁启超也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以后始也。”唐才常在得知《马关条约》订立的消息后，在给其父亲信中愤慨地说；“和议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严复面对在甲午战争后俄、日争夺中国东北的危局，意识到“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而吾之长城东北必非吾有”，并痛心疾首地说；“岂不痛哉!岂不痛哉!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谭嗣同得知《马关条约》内容后曾述及当时的感受；“及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大为爽然自失。”并挥泪写下了悲愤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第二年，汪康年在《时务报》撰文沉痛地说；“事至今日，是危迫极矣，挫于倭，迫于俄，侮辱于英……瓜分中国之说，西报屡载之，西人屡言之，虽至愚之人，亦知其殆。”
《马关条约》签订后三年，何启、胡礼垣撰写了《新政始基》，对中国所蒙受的战败屈辱及面临的亡国危机也说过一番颇具震撼力的话；“甲午中东一役，主客之势中逸东劳，众寡之形中强东弱，乃日人一举而扫平壤，再举而夺旅顺，三举而逾鸭绿，四举而出九连，五举而越分水，六举而破凤凰，七举而降威海。中国虽有军兵，不可得而用，虽有火药不可得而施，虽有炮台不可得而守，虽有战舰不可得而济，虽有军粮不可得而食，谋臣智士无所展其才，烈胆忠肝不能显其勇，束手待缚如鸟在笼，俯首乞怜如鱼困陆，索重款而不辞，割全台而不敢问，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与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他们明确指出甲午一役成为民族觉醒的重要契机；“是故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醨，宜其醉无醒时也;未之战也，千人昏而一人明，则其明者亦将韬光养晦，宜其昏无明时也;未之战也，千人蔽而一人通，则其通者亦将阻而不行，宜其蔽无通时也;未之战也，千人迷而一人悟，则其悟者亦将启而复闭，宜其迷无悟时也。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一战而人皆通矣，一战而人皆悟矣;醒则起，明则晰，通则澈，悟则神，三年钟鼓之间，所以养其一日之修省者，无过于中东之役矣。”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经历过这一巨变的人士回忆起这段历史还无不感慨和激动。张元济于1949年回忆说；“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他还记得参与者中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沈曾植、沈曾桐等。吴玉章在1961年出版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中这样写道；“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他开始接触“新学”，并很快成为康、梁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
在深受国家危亡极大刺激的同时，一批志士仁人深刻反思甲午战败的原因，纷纷抨击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有人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有名无实，只是为自己谋利，说洋务派的效法西方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于“整顿之法，救弊之方”懵然无知，但为“享富贵、贻子孙之计”。严复痛斥洋务派的改革不得要领，只是为自己谋权利，说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徒剽窃外洋之疑似，以萤主上之聪明。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才亟则可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居间而自润”，借机谋私。梁启超批评洋务派是逐末舍本；虽宣言变法，却专事练兵、购械等项，不知本源，只变事不变法。他进而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即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取向危机。有识之士强烈地感受到儒学即中学已经面临崩溃的命运，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尊感受到极大挫折。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就尖锐指出；“一言以蔽之”，中学皆“无实”“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同一年，唐才常也意识到“当今之时，经解、词章、八股，皆成赘疣”。这种文化取向的危机使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对现实的沉沦感和疏离感，从而出现了激进的文化批判意识，对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展开了抨击;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前瞻意识，希望学习欧美、日本，尽快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于是，进步的中国人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对敌国日本的认识的急遽转变上。甲午战争前，虽然有部分洋务官员曾经正视日本，少数维新人士也开始主张效法日本变法维新，但总体而言，中国人的日本观中，轻视和低估日本的仍占主流。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从轻视日本迅速转为师法日本。1895年5月，康有为在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自此，对败于日本一直怀着强烈屈辱感的中国人，竟然很快以敌国为师，纷纷留学日本，翻译日书，走上了学习日本、变法图强的道路。
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潮迅速崛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和革命的走向。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救亡图存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首先发动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掀起了以“灭洋”为宗旨的反洋教斗争并迅速发展成义和团运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开始走上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武装革命道路。于是，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宣告失败和结束，历史进入了以变革政治制度为主流的新时期。

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
《中国近代通史》以500余万字的宏大篇幅，如此全面、详尽地反映1840－1949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应该说是国内第一本。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推进，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该丛书有三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和特点；一是尊重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学术创新；三是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发扬严谨治学传统
龚书铎（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三点看法；一是第一卷《概说》提纲挈领，观点明确；二是体现了通史的“通”；三是发扬了近代史所严谨治学的传统。该丛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代进步造就客观史书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近代通史》能够出版的时代原因。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对研究近代史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一方面对近代史的研究不可能做到如此广泛和深刻，另一方面在研究中的许多史料收集工作也不可能进行。该丛书的两点创新；第一是对前人的成果有准确的判断；第二是对前人没有探讨过的领域、没有探讨过的问题作了研究。比如书中关于清末政权的结构的变化，视角就是新的。关于戊戌维新，则对维新者策略上的失误探讨得比较多。关于新政，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在多方面对此专题研究有了很大的推动。另外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既有自己的创见，也吸收了史学界的大量成果。

集大成通史的四“通”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中国近代通史》的四个“通”；通前后、通左右、通内外、通繁简。他认为，这本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编著者独到心得，结构完整，资料翔实，征引规范，文笔畅达，堪称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于一体的集大成性通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