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8443383
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他们脆弱而痛苦的亲密关系前来寻求帮助，这让精神分析伴侣治疗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需求。本书关注到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在咨询室里与陷入困境的伴侣见面的挑战；展示了当代精神分析伴侣治疗发展的丰富性，涵盖了养育、依恋、攻击、亲密等主题，利用生动的临床案例呈现了伴侣之间奇妙的动力。
《当代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基础》作者均来自国际心理治疗学院和塔维斯托克伴侣关系中心，这为本书提供了国际视角。同时，出于作者们的共同愿景，本书具有理论和临床的一致性，不仅能为有经验的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也能让初出茅庐的受训者获益。
【关于中文版书名中的“当代”二字，是考虑与更早出版的《精神分析的伴侣治疗——一种客体关系的观点》一书进行区分。《客体》遵循“理论—实践”的系统性思路，展现了用客体关系方法和治疗经验理解伴侣治疗的过程，适合对该领域涉足未深的新手入门使用；《当代》从更广泛的精神分析视角出发，对已经成形的体系进行整合和补充，总体来说更适合已经有一定知识储备或相关经验的受训者。读者们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当然如果有余力，我们的建议是两本搭配依序阅读，由浅入深地学习精神分析对伴侣的理解和在伴侣治疗中的应用。】
《当代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基础》共二十九章，涵盖了将精神分析应用于伴侣治疗的主要思想，囊括了许多案例和各个维度的议题的临床说明。第1部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的基本理论与重点概念；第二部分阐述了评估与治疗中的方法，充满了“令人悦目的反思”；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讨论了伴侣治疗中的性议题和其他特殊议题，关注每一对伴侣的独特动力。*后，沙夫夫妇撰写了一则后记，简要描述了伴侣工作的性质，为全书画下了句点。
第1部分 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的基本原理
第1章 精神动力学伴侣治疗概述
第二章 伴侣中的共享无意识幻想
第三章 亲密感和伴侣：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第四章 依恋、情感调节和伴侣心理治疗
第五章 伴侣之间的攻击性：客体关系入门
第六章 回归还是报复：理解伴侣之间外显的攻击性
第七章 回应同性伴侣的临床需求
第八章 伴侣动力组织中的自体二人对
第九章 分析性伴侣治疗中的梦
第十章 为何成为一对有创造力的伴侣如此艰难？
早期焦虑对关系的影响
第二部分 评估与治疗
第十一章 伴侣心态以及论伴侣心理治疗中的设置
第十二章 在分析取向伴侣治疗中建立治疗关系
第十三章 伴侣涵容的三角关系场
第十四章 投射、内摄、侵入性认同、依附性认同
第十五章 处理伴侣治疗中的个体移情和联合移情
第十六章 一方可卡因成瘾时伴侣之间的自恋
第十七章 分析取向伴侣治疗中梦的空间
第十八章 临床叙事和讨论：一对失去喜悦的伴侣
第三部分 理解和治疗性议题
第十九章 人类发展如何形塑性关系
第二十章 对性关系的评估
第二十一章 伴侣治疗中性议题的处理
第二十二章 流产在伴侣生活中的无意识原因和后果
第二十三章 与外遇工作
第四部分 特殊议题
第二十四章 作为父母的伴侣：孩子在伴侣治疗中的角色
第二十五章 离婚和父母之战
第二十六章 伴侣中的创伤
第二十七章 代际创伤的治疗：在我身上爆炸的炸弹
持续轰炸着我的家庭
第二十八章 伴侣“就是”问题：在精神分析伴侣治疗中对成瘾、
心境障碍以及精神疾病的处理
第二十九章 与一对找回喜悦的伴侣结束治疗
后记
精神分析伴侣治疗始于六十五年前，当时伊妮德·巴林特（Enid Balint）和她的同事们开创了家庭讨论部（Family Discussion Bureau）这一先河。从这个组织中随后诞生了婚姻研究院，该机构不断在临床革新和研究领域开辟新的天地。如今，这一事业的继承者便是塔维斯托克伴侣关系中心（TCCR）。作为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四十年前，我们在TCCR受训，临床诊所和中心的同事们——亨利·迪克斯（Henry Dicks）、亨利·埃兹里尔（Henry Ezriel）、鲍勃·戈斯林（Bob Gosling）、海厄特·威廉姆斯（Hyatt Williams）、萨莉·博克斯（Sally Box）和安东·奥布霍尔泽（Anton Obholzer）——让我们备受鼓舞。二十年前，我们和一群美国同事们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一起创立了国际心理治疗学院（IPI）——一个精神分析学习的社群，并邀请我们受人尊敬的英国同事们来这里讲学，和我们共同学习。2008年，戴维·E. 沙夫提议开发一套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的课程，由TCCR和IPI合作完成。来自TCCR的戴维·休伊森、来自IPI的贾妮娜·万拉斯和戴维·E. 沙夫一同设计并开设了第1轮课程。之后，克里斯特尔·巴斯-特瓦克特曼成为该课程在TCCR的负责人。在她退休之后，卡特里奥纳·罗特斯利接替了她的职位。这一合作关系不断拓展，如今，英国伴侣心理治疗师与咨询师协会也成为该课程的主办方，利兹·哈姆林（Liz Hamlin）是其现任主席。
《当代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基础》旨在为学生和从业者提供有关伴侣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实践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传承了上述机构的传统。本书内容来源于2009—2012年IPI和TCCR的课程中开设的各类讲座和工作坊。该课程的参与者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每个月会面两次，这些视频会议让来自华盛顿特区、伦敦、盐湖城、长岛、印第安纳波利斯、中国台湾地区、巴拿马以及以色列的教师与学生们在同一时刻隔空相聚。其他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则通过电话接入课程。一个大型团体研讨会就此诞生，不同文化和背景的参与者的交汇着实令人兴奋，也让所有人的思考变得更为丰富。虽然持不同理论立场的参与者们并非总能达成一致，但是我们的确在能够帮助临床工作者为实践精神分析伴侣治疗做好准备的核心理论、胜任力、知识和经验上达成了共识。
《当代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理论与实践基础》核心观点均来自现代精神分析：无意识组织和幻想的核心地位；无意识沟通的机制；早年生活和客体关系对个体及伴侣功能的持续影响；治疗师作为焦虑容器的角色；移情和反移情的重要性；性在伴侣生活中的角色；早年创伤或成年后创伤对伴侣产生的不良影响；使用诠释（interpret）帮助配偶或伴侣发展出对彼此的理解、促进彼此的联结。
除了上述核心观点之外，理论的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拓展和修正，从而符合伴侣的需求，并让伴侣治疗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实践。我们必须探索伴侣如何形成一个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不仅由小团体动力所驱动，也同样被形成伴侣关系的两个个体自身的议题所影响。在过去几年里，相关的发展理论不断演化，将焦点放在早年的依恋模式上。我们追踪这些依恋模式如何影响伴侣，继而如何体现在孩子们的人生中，而孩子们又会反过来影响伴侣。我们开始看到伴侣共享的组织如何影响形成这对伴侣的每个个体的人格，并导致伴侣陷入功能不良的模式，或是支持伴侣继续成长。我们想知道什么能够促进伴侣产生亲密感和表达创造性的潜能，什么会让这些潜能枯竭，从早年依恋的问题到失控的攻击性。伴侣之间的性关系在促进或破坏亲密感之中会起到何种作用？为什么某些早年问题如此顽固，以至于让促进成长的努力付诸东流？
当我们作为临床工作者和前来寻求帮助的伴侣顶着巨大压力共处一室时，这些有关个体和伴侣成长的根本过程的问题旨在助我们一臂之力。有时候，这趟航程风平浪静，但这种情形实属罕见；另一些时候，也是大多数时候，一路颠簸，阻碍重重。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为直面临床挑战服务的：发展和维持伴侣心态，作为容器行使功能，评估我们的反移情，寻找到恰当的方式向伴侣谈及常常难以言说且更难以入耳的话题。我们会着手处理伴侣的壁垒，这些壁垒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共同的生活，不幸的是却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僵局。这些壁垒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多种来源：个体的发展议题、创伤、丧失以及在独特的伴侣关系进程中产生的渴望和恐惧。因此，提及和探索这些壁垒便会引发痛苦。某个僵局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伴侣中的一方，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双方？我们发现，尝试弄明白伴侣中的每一方如何独立影响伴侣动力，如何作为伴侣共同影响伴侣动力以及如何与我们一同工作从而创造出一条通向健康伴侣关系的道路，是如此引人入胜。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本书会论述基础理论、从治疗开始到结束的临床方法以及特殊议题。戴维·E. 沙夫和吉尔·萨维奇·沙夫撰写了精神分析伴侣治疗的概述，将来自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依恋研究和创伤理论的观点进行了整合；戴维·休伊森回顾并举例说明了共享的无意识幻想的概念；苏珊娜·阿布斯探讨的是亲密感的议题；克里斯·克卢洛则分享了他对依恋理论及其如何在伴侣治疗中用于理解和治疗伴侣的浓厚兴趣；戴维·E. 沙夫回顾了攻击性的相关理论以及如何管理攻击性；紧接着的一章是克里斯·文森特对于一对伴侣中的攻击性进行的细致入微的审视。在本部分的*后四章中，达米安·麦卡恩讨论了在与同性恋伴侣进行治疗工作时的核心议题；理查德·蔡特纳描述了伴侣中的自体二人对（selfdyad）；吉尔·萨维奇·沙夫和戴维·E. 沙夫概述并举例说明了在伴侣治疗中进行梦的工作的原则；玛丽·摩根论述了创造性的伴侣以及创造力的障碍。
第二部分开启的是有关评估和治疗的内容。玛丽·摩根在开篇一章中探索了伴侣心态的概念，以及它对于伴侣及与伴侣工作的治疗师的价值；吉尔·萨维奇·沙夫论述了如何建立一段治疗关系；卡尔·巴格尼尼探讨了构成伴侣治疗的三角化空间中的容器议题；戴维·休伊森检视了不断变化的投射所具有的复杂性；而詹姆斯·波尔顿呈现了他在联合移情和个体移情中寻找出路的方法；随后，卡尔·巴格尼尼所撰写的第二个章节探讨了存在可卡因成瘾问题的一对伴侣所具有的自恋问题；塔马·基奇利-博罗乔夫斯基论述了她与一对以色列伴侣进行的梦的工作所呈现出的特定构型；本节的*后一章是皮埃尔·卡夏对伴侣治疗的一段临床对话所进行的细致的过程分析，吉尔·萨维奇·沙夫也参与了对此的讨论。
在第三部分，我们面对的是伴侣治疗中性的角色和性议题。戴维·E. 沙夫描述了生命周期中的发展议题，这些议题为亲密感和性关系提供了支持；简·西摩、诺尔玛·卡鲁索和约兰达·德维拉所撰写的章节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性在伴侣生活中的重要性，聚焦于那些从中产生的特殊议题以及治疗方法；戴维·E. 沙夫论述了不忠的不同方面以及如何在治疗关系中对此加以处理。
每一对伴侣的动力都是独特的。来自不同家庭和社会文化的伴侣们会创造出独特的（伴侣）文化。主诉、动力和文化层面呈现出的多样性数不胜数。持有不同的治疗手段、保持对广泛的议题和情境的觉察，这些能让我们胜任这份工作。在第四部分，贾妮娜·万拉斯论述了为人父母的伴侣生活所具有的挑战；凯特·沙夫向我们介绍了当代有关离婚的法律和心理工作领域的一些发展；吉尔·萨维奇·沙夫和汉妮·曼-沙尔维讨论了创伤在伴侣与文化中具有的破坏性的和组织性的力量；在她撰写的第二个章节中，贾妮娜·万拉斯探讨了精神疾病和物质滥用给伴侣关系以及治疗带来的复杂后果；吉尔·萨维奇·沙夫和皮埃尔·卡夏再次提及了她们在第三部分呈现的治疗，这一次她们探讨的是在成功治疗后如何结束治疗。在全书的*后，我们撰写了一则简短的后记来描述与伴侣工作的性质。
我们想要感激的人有许多，没有他们，这本书就不可能问世，或者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质量。除了每一章的作者之外，还有许多TCCR和IPI的同事们对课程做出了贡献：来自TCCR和英国伴侣心理治疗师与咨询师协会的苏珊娜·阿布斯、布雷特·卡尔和利兹·哈姆林，一直都为我们共同的项目提供宝贵的支持；IPI的院长杰夫·安德森（Geoff Anderson）和受人爱戴的行政官安娜·英尼斯（Anna Innes），让我们的项目得以持续进行；贾妮娜·万拉斯，作为IPI儿童、伴侣和家庭治疗项目的负责人，在位于盐湖城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中心负责我们的视频技术管理。我们要感谢项目的参与者们，感谢他们在视频会议和电话连线间或出现不稳定时保持耐心，感谢他们投入地讨论所呈现的议题。他们为视频会议中的教学以及我们呈现的材料赋予了活力。感谢所有这些参与者。我们也要感谢所有读者以及与我们同行的旅伴们，感谢你们的工作让我们在本书中呈现的观点能为世界各地的伴侣提供帮助。
第三章
亲密感和伴侣：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苏珊娜·阿布斯
我侬词
尔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
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
我与尔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管道升， 中国元代画家、书法家和诗人
大多数伴侣治疗师都会赞同，亲密感是所有令人满意的关系中的关键成分，而寻求亲密感的驱力是难以抗拒的，让我们终生都在创造、拆毁和重塑关系。尽管这一探索充满激情，但实际上，亲密感的定义几乎像这种体验本身那样难以捉摸。这一矛盾使得对亲密感的追求就像是去寻找彩虹尽头的那罐金子：捉摸不定、令人兴奋，而当彩虹突然出现时，它似乎就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但正如爱尔兰著名的民间传说提醒我们的那样，寻找彩虹尽头的金子得耍点花招——实际上，彩虹并没有尽头。按照物理学定律，彩虹实际上是一整圈的——只是地平线阻止了我们看到整圈的彩虹。
这种对幻觉的追逐或许阻碍了伴侣去寻求亲密感，也可能真正的亲密感只有在对金子的追寻以及伴随的理想化破灭之后才能被发现。
我常常向来访者呈现两幅有关伴侣的画面：一幅是一对赤裸着身体亲密相拥的年轻伴侣，另一幅是一对分享私密时光的老年伴侣。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曾经把这些图片展示给数以百计的人看，问他们哪一幅让他们感觉更亲密。我的调查发现，人们会一致选择更年长的伴侣。这是为什么呢？在那对更年长的伴侣的脸庞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那对明显充满性意味的年轻伴侣身上所缺少的？
尽管界定亲密感显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仍可以尝试勾勒出一些核心成分。一个有关亲密感的模型（Reis & Patrick, 1994; Reis & Shaver, 1988）将亲密感描述为交互的人际过程的产物，这些过程的核心成分是自我暴露和伴侣的反应性。根据这一观点，亲密感是从一个动态的过程发展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向伴侣透露自己的信息、想法和感受，并接收到一种被体验为理解、确证和关心的反应。此外，亲密感似乎是在一段时间中随着重复的互动累积起来的。个体内摄对这些互动的体验后，就形成了整体性的表征，这些表征能够反映这段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亲密的和有意义的（Reis, 1994）。
例如，一段亲密关系很可能包括，伴侣各自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是被对方知晓和理解的。亲密关系还常常包含共同分享的乐趣，无论是性方面的，还是日常生活中相当平常的乐趣，比如遛狗！同时，还可能包括一种安全和安定的感受，从而让依赖变得可能——这也肯定是必要的因素吧？感觉到亲密的伴侣大概率可以舒适地展现自己的脆弱，感觉到对方能认可自己的开放，并做出相应的回馈。*重要的是，他们的脆弱能被对方接纳。*后，或许深刻的亲密感需要的是一段共享的历史叙事——这对年长的伴侣之所以让人如此明显地觉得比年轻的伴侣更为亲密，是因为旁观者感受到他们有着一系列共同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共享这一看法的方式。
那么，难道坠入爱河这种令人兴奋的经历并非真正的亲密感，而不过是场幻梦吗？抑或是早期性爱的激情会导致一种误解，让人将性激情以及浪漫的情愫误以为是亲密感？但或许亲密感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而是二人之间的一段旅程，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外在生活境遇以及内心世界的执愿而起伏、深入和淡去。画面中的年长伴侣已经在这一旅程中同行了许久，尽管我们可能会想象，他们如今已经停留在了某种令人满意的亲密状态，但这种状态并不比深情相拥的年轻伴侣间转瞬即逝的亲密感更真实。
因此，亲密感是一种聚了又散的东西。这种状态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类乐趣来得更持久。不过，伴侣之间在一生内重复出现的、令人满意的经验，会在他们内心建立起一个内在客体，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求助于这个客体——在个体的内在世界中，作为容器和经验的加工机制发挥作用（Colman, 1993）。
这一内在客体，或者说“伴侣容器”，对亲密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若没有一个共享的空间用来体验和处理各类感受，那么伴侣就无法真正了解对方。没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知识，伴侣就会退回到一种充满幻想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会被各种假设和信念主导（Morgan, 2010）。这些假设和信念常常受制于个体主导的客体关系、对彼此的移情以及在源于儿童期经验的重新活现的关系模式中对对方的利用。
多数爱情*初的特征被描述为一体感（feelings of oneness）。这种共生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一种全能的幻想来保护自体。“如果我们是一体的，你就无法伤害我。如果我们是相同的，永远锁在爱的环抱之中，你就永远无法离开我。”一段关系越是新鲜，有关积极互动的真实体验就越少，也就越需要融合的幻想以及全能防御机制的保护。在健康的关系中，成年伴侣会经历一段逐渐发生的幻想破灭和分离的过程。伴侣不再是理想的幻想客体，而是一个真正的他者。虽说丧失无瑕的一体感的状态是痛苦的，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具有的益处会弥补这一丧失。
人类似乎天生就会寻求这种共生状态，但相应的，这种驱力和渴求会被对自主性的驱力和渴求所平衡——性交后甜蜜黏稠的拥抱经常被对睡眠的渴望终结——一项需要个体退回到自体之中的活动。简而言之，大家都想要幸福的融合，但他们也想不让爱人继续靠在自己的手臂上，尤其是当手臂开始发麻发胀的时候！
不过，就像下面的例子那样，有些伴侣会被灾难化的焦虑所驱使，始终无法彻底地放弃有关融合的全能幻想，或者是在面对生活事件的威胁时，会退行至一种共生的状态。
B夫妇对保持调谐状态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大多数的能量都被用来维持一种完美的匹配状态。他们*主要的焦虑可以通过他们的习惯来减轻：不断地彼此触摸、抚摩和拥抱对方。他们曾经告诉我，他们对触摸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如何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从楼下的接待室走到咨询室，并且开玩笑说如果在这段路上他们失踪了，我们或许会发现他们在某个壁橱里“相互依偎”。在同一次会谈中，他们把自己的关系形容为行驶在一片危险海域上的一艘漏水的救生船。在后来的治疗中，B夫人说，自己就像是曾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实验里紧紧抓住一片布不放手的幼猴，以此来获得安慰。她觉得自己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黏在B先生身上，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为了维持这种完美的调谐状态并且不被解体的恐惧所困，所有的渴望都必须被否认，所有关于个体性的迹象都被憎恨，所有的欲望都被根除。在B夫妇的案例中，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未有过任何争吵，他们是如此契合，就像是贴合紧密的手和手套。
如果早餐的食物只剩下一个蛋糕卷，那么B先生会吃上半部分而B夫人会吃下半部分。一切都能得到完美的解决，甚至不需要协商。
温尼科特论述到，母亲具有能够和婴儿融合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没有这种几乎完美地适应婴儿需要的融合，婴儿就无法实现发展中*基本的步骤——“活下去”。在*早期的阶段，婴儿只有两种可能性：“生存和毁灭”。无法适应和无法调谐婴儿的需求会被婴儿感觉为一种冲击，继而引发有关灭绝的焦虑。在文章“过渡性客体和过渡性现象（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on）”中，温尼科特进一步描述到，对婴儿脆弱的自我来说，全能感是一种必要的防御，而母亲需要支持这种对权力的幻觉。婴儿在现实中处于完全无能的状态，这驱使婴儿创造出一种保护性的幻想，那就是自己和母亲是一体的，自己能够控制乳房。
梅兰妮·克莱因也探讨了婴儿对于全能幻想的需要，这与被她称之为偏执-分裂心位的阶段有着密切关系。在偏执-分裂心位模式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客体关系是以投射性认同的形式展开的（Klein, 1946）。投射性认同是一种机制，是自体的一部分（受到了威胁或者威胁到了个体）在幻想中被归结为属于另一个人。为了摆脱这部分自体，婴儿会排出这个威胁到自体完整性的经验，目标在于支撑脆弱的全能控制感。在伴侣中，投射性认同带来的是人际间的活现，这些活现强化了*初的幻想，即伴侣通过无意识层面的压力，发现他们充满了仅部分属于自己的感受。尽管投射性认同是一个早期的心理过程，而且是*为原始的防御机制之一，它也被视为一些更成熟的心理过程（比如共情和直觉）的基础。
讽刺的是，投射性认同的使用会极大限制产生亲密感的能力，因为它会阻碍伴侣之间真正意义上的联结。个体将自体的部分归结到伴侣身上，这种为了达成全能感的防御而使用投射性认同的做法会导致自体和他人边界的混淆，使得伴侣对彼此的知觉因为投射性认同而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另一种形式的融合，但这并不是与理想客体的幸福结合，而是基于同一性混乱和混淆的融合。
不过，投射性认同并非总是为了全能地控制客体，有些时候它的目的在于沟通（Bion, 1962），被当作一种无意识的分享未被加工的感受的方式。这一现象与共情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上述情境下，暂时性地混淆自体和他人是被用来促进伴侣之间的理解，而不是让自体摆脱不想要的部分。有趣的是，神经科学研究（Gallese, 2003）发现，当我们与他人共情时，会激活和对方相同的神经系统，也就是说，暂时地复制他们的体验。不过，为了获得亲密感，需要的能力既包含能暂时地认同他人的体验，同时又能与他人分离。这种分离会带来一种认可和接纳的人际体验，若没有这一点点的距离感，一个人是无法真正体验到被他人认可和接纳的。
不过，回到有关融合和共生的话题上，似乎有关生存的焦虑越强，个体就越会彻底地抓住融合幻想，结果是承认并容忍伴侣之间差异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下面的案例中，伴侣之间发生的创伤事件迫使他们进入了一种被投射主导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回避任何差异，也让他们无法获得自己渴望的亲密体验。
伴侣和他们的主诉
马克（Mark）和波莉（Polly）是一对30岁出头的伴侣，他们已经接受伴侣治疗有近四年的时间了。
在波莉坦白自己七年前和丈夫的好友发生外遇之后，他们决定寻求帮助。这段外遇持续了几个月，此后波莉似乎一直独自对这件事心怀内疚和羞耻。这一坦白彻底击垮了马克，他陷入了一种深度的、无望的抑郁之中，间或出现无法控制的暴怒，其间他会威胁要杀掉自己的朋友。
第1次会谈的氛围已经预示了未来两年内他们和我以及彼此之间建立关系的模式。每一次会谈，马克和波莉落座之后，波莉就会以相当开心的口吻详细地报告马克的心理状态。她会代表他来告诉我，他这一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如果马克在会谈中似乎出现了卡顿，她也会帮助他去沟通，并且不断地向他保证，自己是清白而忠诚的。
波莉的这一举动表面上似乎充满着关爱和关切，但我对她的反移情一直以来都是恼火，马克则是在偏执的幻想、无能的暴怒以及因为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克服这一骇人的背叛而感到的深深的绝望中沉浮。他会不断抱怨波莉的所作所为，要求她晚上和朋友外出时一定要早归，或者要求她不要化妆或穿着任何会增加她性吸引力的衣服。
他们的历史以及为何会选择彼此
马克的童年不忍卒听。他的父亲是一位战地摄影师，生前一直是一个滥用暴力的男人，让家人不寒而栗，习惯性地殴打妻子和孩子们，马克是他的长子。马克对双亲的强烈憎恨令人不安，他愤愤地讲到，当父亲外出工作时，他的母亲如何陷入抑郁和绝望之中而动弹不得。在那段时间，作为长子的马克（尽管自己还十分年幼）不得不充当小大人来支持他的母亲和妹妹们。父亲回家之后，夫妻二人会将孩子们锁在自己的房间里，重回二人世界，马克坚信父母会在那段时间里进行长时间的施受虐式的性行为。马克尤其憎恨母亲的软弱，因为她维持着和这个暴力的施虐者的婚姻关系。我诠释了马克感受到的背叛，即，他热忱地关心着母亲，但母亲每次都在父亲回家后抛下他而选择父亲。
另一方面，波莉很难详细地描述自己的个人史。她形容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还有一个妹妹。她告诉我，小时候，她和父亲的关系特别亲密，当她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自此她和父亲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这个事件是她唯一能够开始描述的创伤或困境，而且在她的感受中，父母离婚完全是一个谜，对她来说，这件事无法和自己光辉美好的童年产生任何联系。
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谈中，马克不是断断续续地讲述他害怕自己会失控，就是在谈及童年经历或感到波莉背叛自己时无法抑制地大哭，而在这样的时刻，波莉会一直尝试安慰和安抚他，表现出令人不解的焦虑、内疚和惊恐。
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觉得什么改变都不会发生，马克似乎变得越发控制波莉，而随着他的愤怒和悲伤占据了这段关系，波莉似乎在消失。这种互动的核心是这对伴侣回避任何情感上的联结，无论是与双方对破损的关系感到的哀伤联结，还是与对彼此强烈的愤怒联结。
理解这对伴侣共享的嵌套在一起的恐惧和执念绝非易事，尤其是波莉似乎对自己的情感生活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详细了解她的童年经历。
当然，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波莉选择马克作为伴侣的原因？马克的头脑被自己的情感痛苦所占据，尤其是他觉得父母一直在利用和虐待自己。我猜测，在马克所有的关系中，他反复体验到的核心主题就是这种被利用和背叛的感受，这不仅与他的童年经历相呼应，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与波莉的童年处境产生了联系。
的确，此时此刻，关于一方无情地利用另一方的主题正在我眼前的这对伴侣身上上演。马克以一种全能的方式要求波莉无休无止地向自己做出保证，给自己顺从的安慰，而发生这种情况时，双方似乎都无视了波莉的痛苦和应激，也无视了波莉正如此完美地扮演着“照顾者”的角色。
随着治疗的进展，波莉变得更能够触及自己的情感，而她自己的童年处境也清晰地在伴侣之间的活现中呈现出来，得到了证实后，她开始能够谈论母亲的抑郁。她描述了母亲会如何退缩到一种愤怒的绝望之中，威胁要自杀或杀死父亲，而自己又是如何感到受制于母亲的行为，必须承担起管理、保护和维持母亲生命的责任。她开始探索难以承受的可怕的焦虑，每当她觉察到母亲将要陷入某种暴怒状态，焦虑就会产生；而暴怒之后母亲会抑郁地退缩到自己的房间里，把小波莉独自撇下，让她处于害怕、孤独和迷惑的状态。
这一探索让人清晰地看到，波莉对于灾难化的遗弃的恐惧在她身上创造出了一种强有力的需要，让她产生了全能的融合幻想，在这种幻想中，她相信自己能够控制马克的心理状态。尽管这显然是在重复她对童年时期与母亲的关系的体验，但是她相信自己至少部分地能够控制局面，这种信念缓解了由此激发的焦虑。
起作用的投射系统
显然，对马克和母亲负责的这种感觉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波莉产生非常愤怒和不快乐的感受。在会谈中，这些感受显然也是缺席的，因为虽然波莉很焦虑，但她主要表现出的是一种关心别人的姿态，并且带着一种百折不挠的正能量——这种积极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与此相反，马克充满着愤怒，而渐渐变得清晰的是，这种不平衡是投射性认同的结果。
我逐渐开始理解，波莉如何因自己被利用和背叛的经历而产生抑郁和愤怒，又如何将它们都投射给马克，而这种投射让马克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愤怒感受，还拥有了属于波莉的愤怒。这种现象有时候会被称为“双份剂量”，即伴侣一方承载了双方的感受，让另一方（即波莉），能够相对较好地行使功能。但是，在这对伴侣中，投射系统是双向作用的，因为在波莉让自己摆脱了背叛体验的同时，马克也摆脱了他的一部分，将其投射给了波莉，那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和内疚，并因此需要修复和照护——在童年期，他因为母亲而体验过这种感受。这样，马克就将所有让自己幸福的责任都交给了波莉，而觉得自己对她——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人——无须挂怀。
在此时的治疗中，我能够和他们一起探索他们共享的童年经历，即他们都觉得要对一位受到伤害也制造了伤害的母亲负责，同时，他们又都觉得，自己的生存依赖于让母亲活下去并且行使她的功能。
这样一来，伴侣通过自体和他人大面积的混淆而深深地联结。他们绝望地需要着彼此，在心理上纠缠于共享的无意识执念之中，但因为这些感受被分裂和投射，这对伴侣无法真正地帮助彼此处理这些可怕的恐惧。
从自体与他人混淆通向真正的亲密感和治愈的旅程？
所有人都可能有做白日梦的倾向，但我猜测诗人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暂时地穿越至其他想象中的世界。就像约翰·济慈（John Keats）曾经写道：“汝乃梦中之物（Thou art a dreaming thing）”（Keats, 1819, p.435）。此外，诗人们似乎具有一种增强了的共情能力，甚至到了自我和他人出现混淆的地步。一位治疗师需要保持警觉和调谐的状态，但至多只能暂时处于与患者一体的状态。治疗师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是有同情心的、敏感的距离——有一定的距离才能对患者提供帮助。济慈无法认同一只在他窗外啄石头的小鸟，但他承认，他可以和一只台球联结在一起，联结在“它的圆润、光滑以及它那流畅而迅捷的运动之中”（Bate, 1963, p.261）。难怪他会逃离学医带来的创伤。这种诗人般的共情能力并非济慈所独有。其他的诗人们也似乎有同样的天赋和诅咒。伟大的德语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就曾经谈及自己如何为一块留在旅馆房间里的肥皂担忧，生怕它感到孤独。
从融合和自体与他人混淆走向真正的亲密感的旅程是非常艰难的。对波莉和马克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亲自拥有属于自己的令人痛苦和艰难的感受，而当马克能够拥有和管理自己的感受时，他对波莉的关心又回来了。他一直重历的那些令人害怕和无法忍受的童年经历的景象开始退去，波莉对他来说再次变得真实起来，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艰难往事和需要的人而存在。相应的，波莉也能看到马克更多地从治疗中获得了涵容，她也开始离开那个焦虑的照顾者角色，因而觉得自己能和马克建立更现实的关系。但是，放弃能够控制马克的感受的全能幻想当然也意味着，波莉不得不去拥有自己的抑郁和愤怒，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她和我与马克较劲，为的是避免面对自己的痛苦，但是当痛苦*终决堤时，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悲痛而令人感动的。一个更为“真实的”波莉的出现迫使马克不再以一种自恋性的方式沉迷于自己的内心状态，而这对伴侣也开始更为开放地、诚实地与对方展开更真实的关系。
治疗师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们面对的东西是真实的，知道在什么时候患者允许别人真正地认识自己，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们是真诚的、是鲜活而脆弱的。对与伴侣工作的治疗师而言，看到上述过程不仅在治疗师与患者之间鲜活地呈现，也在伴侣之间展开，是一种特别动人的体验。
在一对伴侣之间建立起更强烈的亲密感的过程涉及治疗师帮助他们彼此之间获得一种更真实的理解，而通过这种理解，他们能采取更好的姿态，以更共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伴侣在共有的困难中扮演着何种角色。除了建立起能更好地相互理解的感受之外，还有被接纳的需要，这反过来会促进一种情感背景的形成，这种背景会更有益于亲密与合作的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重复发生的、有关相互共情和接纳的经验会创造出一个起到涵容功能的客体，这个客体会被内化，并被称为“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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