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70630
古代中国与古希腊这两大古典文明对人类经验的无数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东西方比较的典范。本书研究公元前10—前4世纪中国与希腊社会的性别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家庭宴会、公共节日和宗教庆典等背景中。以文学及历史材料为主的诸多文献资料说明，先秦和古希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间的亲和与冲突模式，显示出男性和女性在共同追求欢愉的集体场合中的组织和互动方式。通过分析两种不同的模式，作者向我们阐明了先秦和古希腊的古典传统中不同的社会政治机制、价值体系与人类关系结构。对社会比较研究、性别研究、妇女史等议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著作。
前言
导论：亲属与友谊
第一部分 男性之间
第1章 希腊：战友、公民、男孩
第2章 中国：祖先、兄弟、子孙
第二部分 男女之间，女性之间
第3章 公共节日与家庭仪式
第4章 桌上与幕后
第三部分 女性经验与男性想象
第5章 女性以何为歌
结论
参考书目
索引
《?蘩与歌队》一书，全面搜集了先秦与古希腊文献中有关节庆和宴飨的材料，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古代文明的对比研究中，常常见到任性、牵强的比较，但这本书却以专业的态度和严格的方法，得出可信的结论，为中希文明的比较研究树立了标杆。
——高峰枫
与从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聚焦大传统的比较不同，《?蘩与歌队》采用跨学科的视角探讨了中希文明在亲友关系的社交实践中的差异。通过对大量文学材料进行丰富微妙的文本分析，作者检验了文明比较的许多传统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作为古典文明的特质。
——李猛
导论节选
本书研究的各种社会关系一般被称作“亲善关系”（amiable relations），其特征是一种能够“令个体产生某种情绪，或至少假装产生该情绪，进而做出利他行为的道德约束感”。 “亲善关系”分为两大类：亲属与友谊。尽管两者有时候可以混同，比如在所谓仪式化的亲属关系或者仪式化的友谊中，然而这两种面向群体的情感在多数实际情况下不仅可以被区分开来，而且有着不同的制度基础。在政治理论和人类学模型中，两者的定义往往互为参照，甚至被拿来做对比。友谊通常被看作一种“获得”的关系，独立于“派定”的亲属纽带，构成了一种具有超越性质的“人类团结”范畴。
以独立自主、努力获得为特征的友谊关系，与人为规定、“自然”确立的亲属关系间的对立，对于社会进化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进化论至今仍对学界和公众有着深远的影响。按照该理论，公民社会的形成标志着打破了古代社会秩序，实现了从唯地位论（status）到讲求契约精神（contract）的进步。公民社会实现了个体与家庭的分割，个体出于相互的责任团结在一起，效忠于统一的集体。希腊城邦制度下，公民社会的成员按照平等、竞争的原则交往，城邦制度因此被奉为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先驱。这一观点印证了依迪斯·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1867—1963）有关古希腊现代性的著名言论。希腊人把公共的政治领域与私人的家庭领域区分看待，更重视努力获得的，而非人为设定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人只在历史年代上属于古代，而实际上应该算作现代人。作为对比，依照社会进化论，中国是停滞与落后的代名词，数千年来始终建立在宗族组织和家庭伦理之上。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政治或者宗教可以超越亲属关系，产生出能与家庭势力抗衡的公民关系和对应力量。家庭对中国社会的主宰涵盖了方方面面，直到近现代中国被迫开始与西方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无论是在西方的东方学家，还是在有着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长期以来家庭在政治体系和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象征了一成不变的中国与进步的西方世界之间令人绝望的反差。
鉴于古代中国和希腊在以亲属与友谊为基础建立的进化论比较模型中的特殊重要性，在比较父系亲属关系在中国的基石地位和以友谊为基础的关系在希腊的优先地位之前，有必要就本书立论所预设的一个前提做一下说明。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在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体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意味着我们应当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理解这两个古代社会及其继承者。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和古希腊人在组织社会与处理人际关系和性别关系上都尝试了诸多方式，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对这两大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有一种两极化的倾向，即把中国和希腊截然对立。包括本书在内的研究都应特别留意对这种倾向的批判。亲属与友谊是先秦和古希腊两种主要的社会关系，这也是从古至今为我们所知的每一个社会中的情况。把某个社会描述成以亲属关系为导向，将另一个说成以友谊为导向，无非是在描述一种相对的差异。此外，如果我们不能对亲属与友谊做进一步的划分，不去分析这些关系是如何分化为不同的亲和与矛盾关系，不研究家庭和亲属关系网内外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比较研究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因此，我们只有在了解差异的相对性，理解进一步拆分两大主要亲善关系类别的必要性，并且研究了两大类之间以及不同细分类别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前提下，才可以着手比较先秦与古希腊的人际和两性关系。
本书以下面的几个问题作为出发点：在先秦时代的中国与古希腊，家庭和其他社会领域（从政治到宗教）之间的联系存在哪些差异？如果说性别隔离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家庭是女性主要的活动场所和发挥影响力的领域，那么在两大男权社会中，这些差异又会对两性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先秦和古希腊，“亲属”和“友谊”可被细分为哪些类别？其中存在哪些亲和与冲突模式？最后，在两大古代社会中，家庭内部亲和与冲突的产生原因与表现方式，是映射了更广阔的社会中的各种亲和与冲突关系，还是两者并不相同？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先秦和古希腊的各类社交活动。这些社交活动致力于培养集体层面的社会联系，为男男女女提供行动和互动的舞台。一方面，社交活动有着聚集人群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两个社会都实行性别隔离，男女的日常行为都受到限制。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节日、合唱、宴会等社交活动是我们考察男女交往的理想平台。此外，把希腊和中国的两性关系放在不同社交场合进行考察可以拓宽我们研究性别问题的视角。集体对于快乐和团结的追求深深地嵌入先秦和古希腊的宗教、政治、伦理生活中。正因为此，从先秦和古希腊独特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入手探索社会领域之间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两大社会中的两性关系。
施密特-潘特尔在其有关古代希腊城邦公众节日的重要专著中提出，可以从社交活动的角度研究希腊社会。她认为，希腊“所有社会活动的背景和形式都是公民想象的表现对象”。本书关注的正是表象与思想意识层面，以及论述相关形象的制度背景。我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对于人际关系和社会价值的理念与感受，以及呈现在他们对于社交活动的描写中的团结和冲突模式。本书使用的主要是文学材料，具体到体裁上，则是所谓的抒情诗。中国方面的诗歌作品主要来自《诗经》，其创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间。《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精英阶层教育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在古希腊，“抒情诗”是一个方便起见的泛称，包括数种韵律不同的诗歌体裁，还可根据是否有伴奏以及伴奏使用的不同乐器进一步区分。与《诗经》中的作品类似，本书引用的希腊抒情诗反映了各种节日场景，是我们探索社交活动风貌的绝佳材料。作为一种常常用于描写欢聚场面的体裁，抒情诗在本书中的突出地位与其在古希腊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社会功能相符。
除此以外，我还得讨论其他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大古代社会中不同人际交往模式下价值观、情感、观念的材料，包括历史和哲学文本，希腊史诗与戏剧，中国礼制文献，金文（青铜礼器上的铭文），等等。这些礼器中很多是食器和酒器，陈列于宗庙内或深埋于墓葬和窖藏中。金文记录的内容有人事任命、军事行动、法律事务、祭祀活动，以及包括宴饮在内的其他对器主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金文的价值在于可以加深我们对周代社交活动和思想观念的理解，弥补本书研究时段内传世文献材料的不足。
我从诗歌、戏剧、历史和哲学文本、金文、礼制文献中搜集证据的目的，在于重构中国和希腊在社交活动与两性关系方面的话语，考察这些话语体现出何种模式的关怀和价值，以及话语背后存在着何种体制。这就提出了如下问题：在本书这样一项以话语（文学作品或其他）为分析基础的研究中，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样的研究对于揭示中国和希腊实际社会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有什么帮助？
这些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虽然诗歌、故事、规章制度、祷词以及所谓真实事件的记录不一定是希腊和中国的男女在社交场合表现的真实反映，但它们确实体现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行为模式，他们希望为自己打造的社会形象，他们赋予集体活动的价值，以及他们对社交活动中所产生的对立和冲突的看法。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希腊人不仅关注点不同，看法也存在差异。差异中的规律性揭示了哪些是最受重视的观念，如何去实现这些观念，以及两个社会中的人会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处理社交活动中的矛盾与冲突。
第二，本书使用的主要材料不仅在创作和接受方面有牢固的现实基础与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先秦和古希腊大体上仍属于口述文化时期，包括抒情诗、史诗、戏剧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表演不仅起到传播知识和价值观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娱乐媒介。节日、会饮和祭祀后的宴饮是重要的表演场合，许多文学作品因此本身就是集体娱乐性场合的活动、思想、情绪的反映。与会者演唱并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或者倾听他人的歌声和故事，都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学习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该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教育的标志就是能够充分参与这些集学习和社交于一体的场合并富有收获：不仅要认同诗歌和故事体现的价值观，还要能够对材料加以演绎，推动价值观的传播。即使人们在宴会或者节日活动时听到的都是“表象”和想象的产物，而非个人或者群体思想、行为的真实反映，但长期以来这些“虚构的产物”塑造了先秦和古希腊的价值体系与审美情趣。表象与真实在现实世界里相互交融：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在当时的主要受众是公共活动的参与者，并且被赋予了教化男女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试图研究社会制度如何通过话语被表述，又是如何产生话语的。本书假设，话语相对于“现实”来说并非是次要的，“现实”也不是超越“表象”的一种存在。相反，我认为，话语是构成“现实”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的体验。我的思路是把“表象”放在制度背景下来考察，因为制度是“表象”的根源，制度又受到“表象”的影响，然后比较体制背景的不同如何导致中国和希腊在表象层面的差异。尽管中国和希腊现存的人际和两性关系方面的话语并不完整而且带有倾向性，但只要我们不把话语视作独立的符号体系，而是在创造、流传、消费层面有着重要社会和社交背景的产物，它们便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创造和消费话语的那些男男女女在他们的关怀、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
即便如此，这些材料呈现的确实不是直接的、未经遮挡的现实。诗歌、戏剧、规章制度以及历史记录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曲解，研究者在处理这些材料时需要小心分辨，拨开表象的迷雾。出于这些原因，学者经常提醒要留意年代、地域和阶级等因素造成的偏见。上文已经用相当篇幅探讨了年代和地域方面的误区，在此仅简要复述两点。第一，取决于材料的多少，再加上从经济、简明的分析原则出发，本书关于某一时期和地区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然而，即使本书的部分讨论较多地依赖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材料，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不同年代和地区的材料分辨出中国和希腊各自独有的、具有相当历史延续性的模式。第二，由于这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忽略各文化传统内部的差异，这也是类似规模的比较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本书试图通过研究对象（即各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来适当弥补历史和地域方面的不足。我希望这一研究路径能够促进新观点和新问题的产生，加深领域内的专家对先秦和古希腊社会的理解。
显而易见的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精英阶层和相对富裕的阶层，因为开展娱乐和社交活动，将其提升到一定的社会高度并把相关体验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不仅需要经济实力，还需要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为依托。但另一方面，节日和其他公共活动也为我们提供了接近权贵阶层以外的群体的机会。诚然，我们无法亲耳聆听他们描述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而必须通过诗人、哲学家、政治家受到自身阶层社会观念影响的记录来了解。但是，即使最终我们无法掌握先秦和古希腊参加娱乐活动的一般民众情绪和想法的一手资料，仍然可以通过两大传统认为的公众娱乐在社会政治秩序的结构和运行方面发挥的作用，看到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一些有启发性的反差。这些反差也为理解两大传统在两性关系方面的显著差异提供了基础。
假如说年代、地域和阶层差异带来的偏差困扰着每一个研究先秦与古希腊的学者，那么对于两性关系研究者来讲，另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是传世材料几乎都是由男性所作。女性如何理解本书所讨论的各种关系？这一点目前只能主要通过男性的描述去了解。如果说男性的记录确实带有自身性别的偏见，除了将他们的叙述当作两个社会男性想象力的产物，它们还有什么价值？
本书在最后一章通过引入女性视角来回应上述问题。通过研究女性创作（或被认为是女性创作）的诗歌，我试图发掘男性和女性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存在哪些重合与矛盾之处，以及两个传统中男女观点的重合度和差异性如何启发我们对于这两个男性主导社会的体制与价值观的理解。理解不同传统中男性和女性观点之间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男权主导的影响。了解这一点对于女性研究领域的另一重要争议也能有所启发：不同时代、地区的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因为她们共同的性别而拥有共同的特征和利益，女性的心态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她们所处社会的不同观念与体制的影响。
最后，对于本书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有几个具体问题仍需要简单的说明。第一，材料和体裁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读者对两个社会的印象产生偏差。某些体裁无法在另一传统中找到对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的史诗、戏剧和中国的礼制文献汇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第二，不应过分强调某一作者、某一文本或者某一文本的某一部分（本书引用了不少残本）的重要性，而要充分考虑它们在自身传统中的代表性，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它们对于比较研究的价值。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男性的各种社交关系，第二部分关注男女在各种社交场合中的交往，第三部分从女性视角出发，分析女性经验和男性想象的关系。
第一部分（“男性之间”）有两章，分别为“希腊：战友、公民、男孩”和“中国：祖先、兄弟、子孙”。这部分考察希腊和中国男性社交的话语，为之后的两性关系研究做铺叙。第1章集中探讨古希腊的情况，第2章在描述中国社交活动的同时，与希腊的情况进行比较。每一章都集中表现了三类群体：战友、公民、男孩以及祖先、兄弟、子孙。这两组人物中的第一类，即战友和祖先，定位了两种传统中理想的男性社交模式。公民同胞和少年爱关系中的挚爱男孩本质上是战友或者成长中的战友，而兄弟和子孙则与“我”同为在祖先庇佑下按等级组织的家族集团成员。希腊传统将公共领域和家庭之外竞争性的同性社会关系摆在突出的位置，而中国传统则将父系家族当作文化再生产和歌颂人类感情纽带的中心。
第二部分（“男女之间，女性之间”）有两章。第3章“公共节日与家庭仪式”，在第一部分讨论宗教对男性社交形式和理念的深刻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与希腊的性别关系在这两种特色鲜明的宗教结构中的不同表现。丰富的材料显示，希腊女性与同伴一起活跃于公共宗教活动中，并且在其中的音乐竞赛场合一争高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宗庙中为了父系先祖所举办的祖先祭拜，明确了中国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在中国的材料中，女性在公共节庆活动中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同性社交联谊完全无迹可寻。
第4章“桌上与幕后”，通过分析女性参与的两种宴飨活动聚焦家庭内的性别关系动态。这两种活动是：参加家庭宴会以及准备节庆宴饮，并且在幕后观看她们的男性亲属在家招待客人。这一章考察男性和女性如何在餐桌上互动，男性又如何看待女性亲属的幕后角色。性别对抗是希腊材料中的关键主题，而在有关家庭宴饮的中国材料中，跨越性别界限的代际等级才是要点。
第三部分（“女性经验与男性想象”）将“女性以何为歌”作为单独的一章，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目前为止仅靠男性代述来理解的性别关系，在女性的眼中和经历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的做法是考察中国和希腊女性创作的诗歌，或者是被认为由女性所作的诗歌。在中国诗歌中，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及亲缘关系为女性的声音定下基调。对比之下，希腊女性对于丈夫和夫家亲属保持沉默，却热情地歌颂了女性间的友谊以及母女间的纽带（这种家庭关系在中国传统中明显处于边缘状态）。这些发现证实了我们通过男性写作而获得的对希腊和中国性别关系的理解，与此同时，这些发现也证明，在希腊和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女性作者与讲述者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男性对他们的女同胞的期许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在结论中，我对两种模式的性别与社交关系做了分析式总结，以亲和与冲突这两种不同的辩证逻辑做了阐释，并且指出本研究如何挑战并充实了先前的人类学及比较研究中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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