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补造化：中唐至宋末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以唐宋诗中的叙事视角为研究重点，探讨诗歌的叙事传统）

诗人个案研究与诗歌专题研究相结合，探寻“诗史”、“诗鬼”、风流才子们的诗歌叙事历程，在传记、纪游、记梦诗间辨析中唐至宋末诗歌叙事的脉络。并提出以下思考：唐宋诗歌叙事传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视角与叙事功能的关系如何? 中国古典叙事性诗歌作品在语言和结构形式上有哪些特点? 没有了“故事”的诗歌叙事,它的意义如何呈现?

本书中,笔者于唐代部分选取了在诗歌叙事艺术方面有创新性的诗人（杜甫、元稹、白居易、李贺等）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剖析唐代诗歌叙事传统的某些特质。至于宋代部分,则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这也是考虑到宋代诗歌创作的现实状况而选取的研究策略。宋代很少有像白居易、元稹这样写叙事诗的典型作家,但在普遍倾向性方面规律性更强。作为唐宋诗体文学的一个大门类,唐宋词的叙事传统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唐宋诗中诗题、诗序和诗注的叙事性研究亦在本书中呈现。

杨万里，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温州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宋代文学研究。著有《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宋代地域文学研究》《负暄集》，合著有《唐宋词书录》，古籍整理著作有《花庵词选》《草堂诗馀》《清真集》《万历野获篇》等。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金元学记辑录与研究”。
    周剑之，广西桂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仲英青年学者。主要从事宋代文学、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著有《事象与事境：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宋诗叙事性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宋都城文学演进与临安形象生成研究”等。

导 言
一 叙述者和叙事视角
二 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发生
三 汉乐府与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确立
四 魏晋至盛唐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
五 中唐至五代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繁荣
六 宋代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

第一章：子美集开诗世界——杜甫诗叙事研究
第一节、杜甫早期诗歌中的叙事
第二节、杜甫安史之乱前诗歌中的叙事
第三节、杜甫纪乱诗歌中的叙事
第四节、杜甫诗歌“诗史”说小议

第二章：风流才子多情思——元和体自传诗叙事研究
第一节、诗人生命底色：恣肆
第二节、风流才子——元和体自传诗中人物形象的新质
第三节、内视角叙事在建构“风流才子”形象中的作用
第四节、从叙事视角看“风流才子”的人生态度及价值观
附论：挫败感——风流才子的另一面

第三章：往来年少说长安——元和体传奇诗叙事研究
第一节、缘起
第二节、情节和人物
第三节、视角和意义

第四章：老鱼跳波瘦鲛舞——李贺诗歌象征叙事研究
第一节、解题
第二节、笔补造化：李贺诗意象的“超物象”特征
第三节、求取情状：李贺诗的叙事性
第四节、意在理外：李贺诗中的象征叙事
余论：李贺诗以“象征叙事”完成了对唐诗意境的超越

第五章：唐宋词叙事传统研究
第一节、“词体叙事”研究概说
第二节、单词叙事
第三节、联章词叙事
（一）普通联章词叙事
（二）套词叙事
第四节、叙事视角——唐宋词“男子作闺音”新解

第六章：宋代传记性诗歌的叙事传统
第一节、自传诗：仕宦经历与逐事写感
第二节、他传诗：史学意识与传奇志异
第三节、代言传记诗：视角转换与叙事拓展

第七章：宋代纪游纪行诗、记梦诗叙事研究
第一节、由山水诗到纪游纪行诗
第二节、主观视角的凸显
第三节、苏轼的纪游纪行诗
第四节、记梦诗的叙事特质
第五节、陆游的记梦诗

第八章：论宋代纪事诗的叙事传统
第一节、纪事观念：由史入诗
第二节、泛事观：诗歌纪事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片断式：宋代纪事诗的呈现形态
第四节、纪实性：宋代纪事诗的内在追求
第五节、“诗史”：宋代纪事诗的集中体现
第六节、个案探析：刘子翚与范成大的纪事诗

第九章：唐宋诗中诗题、诗序和诗注的叙事性研究
第一节、诗题叙事
第二节、诗序叙事
第三节、诗注叙事
第四节、诗题、诗序与诗注叙事的精细化
第五节、诗题、诗序与自注叙事的意义

结束语

本书研究中唐至宋末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
我们在讨论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的时候，除了需要熟悉历代诗歌作品，还需要找到一个通用概念作讨论和分析的基础。西方叙事学中的“叙事”一词即我们选择的通用概念。这样选择的原因是：西方的叙事学概念是分析型的，逻辑统一，它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清晰；相对而言，中国文论中与叙事相关的概念多偏重于描述型，且逻辑往往不是很统一[ 就如“叙事”一词，据谭帆先生对此词的渊源及词义演所作的详细考辨，认为“事”包括“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类”“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含“记录”“叙述”“解释”等多重意思。见谭帆《“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叙事涵义如此“丰富”，那么我们将在什么意思层面进行学术讨论呢？总不至于将“叙事多歧”作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民族特征吧？再随手拈一个学术研究中分类逻辑不清的例子。王荣《发现与重估：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论析》一文中提到：中国古典叙事诗有三种基本结构模式，即纪事型结构模式、感事型结构模式和情节型结构模式。纪事型结构模式的重要特点是“以韵语纪时事”，感事型叙事结构模式“强调作者主体情感反应及价值评判对于叙事过程的介入”，情节型叙事模式“以虚构性的情节为艺术结构的中心”（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按，这三个概念没有使用同一个分类标准，纪事型结构模式的分类标准是“韵语”，感事型叙事结构模式的标准是主体情感及介入叙事，情节型叙事模式的标准是虚构。三个标准是交叉关系，而非平行关系。其它如叙事功能、叙事意识、留白叙事、情境叙事、片断叙事等中国特色的叙事概念，情况大多类此。这一套内涵外延都无法界定的叙事概念，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可以，但无法进行有价值的学术对话，更不要说进行中外学术对话，接轨世界学术潮流。]。正因为后者的内涵与外延不太明晰，所以在应用时基本上依赖研究者的主观感受来运用[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当前学术论文中，我们在谈论诗歌叙事的时候，把那些只要是诗中有“事”的诗都纳入了讨论范围。这样就泛滥无边了。还有一种现象是将叙事走向无限扩大化的一端，上升到哲学层面，如历史叙事、亡国叙事、灾难叙事等。这都是因概念不清而导致无法产生真正的学术思想交流的表现。]，其结果就是就很难对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做出质的研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贯穿在中国诗歌叙事传统中的“一”是什么？我们不能回避。本课题中，笔者试图以现代叙事学的学术眼光审视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彰显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悠久历史和艺术上的独到成就[ 余虹《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事实上，中国的叙事诗学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第27页）这可能代表着一般学者对中国早期文学叙事的普遍看法。若依此而论，则中国唐代以前诗歌就不可以用叙事理论来指引研究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推进中国古代诗词研究向纵深发展[ 董乃斌教授尝言：“在创造叙事学方法和理论方面，在运用叙事学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方面，我们作为后起者，既应该虚心向先走一步的西方学者有所借鉴和汲取，也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前人已取得的相关成就，努力将他们的贡献提升到现代人文科学的水平。”笔者多年来正是秉此理念将叙事学与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相结合研究的。董文见《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69-177页。]。
在叙事学层面，叙事是指按一定的顺序讲述故事[ 浦安迪谓：“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叙事文侧重表现时间流中的人生经验。叙事文并不直接去描绘人生的本质，而以‘传’事为主要目标”。“抒情诗直接描绘静态的人生本质，戏剧关注人生矛盾，通过场面冲突或角色诉怀来传达人生本质。”以上分别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一章《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第6页、第7页。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学里，叙事不只是指叙虚构的故事，它更多的指叙真实的故事，如作者经历和时事。]，它包括了叙述事件、记叙经历、记录场景和描写景物[ 为何“描写景物”可以算作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周剑之《泛事观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一文有比较充分的分析。大要谓：古代诗人对“事”与“物”界限不分明，“事”与“情”相互浑融，且不区分事态（“事”的要素与片断）与事件。本文取其义。周文见《国学学刊》2013年第1期，第131—140页。]。据罗伯特·斯科尔斯和罗伯特·凯洛格合著的《叙事的特性》一书中的观点：“那些被我们意指为叙事的作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故事，二是有讲故事的人……要使作品成为叙事，其必要及充分条件即一个说者（teller）和一则故事（tale）。” [ 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罗伯特•凯洛格(Robert L Kellogg)《叙事的特性》（《The Nature of Narra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1966年初版中提出叙事的四要素：情节、人物、视角和意义，在学界影响甚广。 2006年第二版（40周年纪念版）时加入了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写的第八章《40年来叙事理论的发展》，介绍了结构主义、认知主义、女权主义和修辞主义对叙事理论的新推助。中文版译作《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构成叙事的要素有四个：意义（meaning）、人物(character)、情节（plot）、视角(point of view)。
上述结论是以西方所谓“地中海传统”[ 即浦安迪先生指出的“史诗（epic）——罗漫史(romance)——小说(novel)”一脉相承的主流叙事传统。见《中国叙事学》第一章《导言》，第8—9页。]为基础总结出来的，虽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不尽相符（例如，在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中场景转换、动作片段等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衡量叙事的两个核心要素——故事和叙述者——是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不成称其为“叙事研究”了。正如浦安迪教授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提出的：“叙述人”（涵盖了人物和视角两方面）的问题，是叙事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叙述人的口吻”问题，则是核心中的核心[ 同上第16页。]。换句话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叙事，其重点在人物和视角。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不是要修改或偷换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更不是另起炉灶自说自话，如果这样做，那就失去了中西诗学对话的基础。浦安迪教授调整西方叙事学的学术重心以适应中国文学叙事的实际情况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笔者对“叙事”的观念或看法，除了认同以上文字所表达者之外，还包含下面这个基本认识：研究中国文学的叙事，着眼点在“叙”，而不是“事”。原因是与叙事理论的现代转型有关。在这方面，我非常赞同余虹的看法：“正是从以‘事’为中心对文学叙事理论的阐述到以‘叙’为中心对文学叙事理论的阐述,标志着文学叙事理论的‘现代转向’。此一转向虽然也萌发在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之中,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流失。相反,西方文学叙事理论因倚靠20世纪现代语言理论的充分发展而完成了此一转向。没料到,转向后的西方叙事理论竟导致了这一结论:历史叙事和哲学叙事在本质上都是文学叙事,这真是一种历史性的反讽,因为中西传统文学叙事理论都在勉力将文学叙事说成是历史或哲学,以此为文学叙事的合法性存在辩护。”本文的叙事概念没有上升到“历史叙事和哲学叙事在本质上都是文学叙事”这样的玄言高度，它只关注由人物、视角、情节、意义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叙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