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613308
了解日本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它改造日本，20世纪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我们用它重新认识与发现日本。
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是公认的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菊与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历*懂日本人的作者，《菊与刀》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译序 / 001
章 课题：日本 / 00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 015
第三章 各就其位 / 032
第四章 明治维新 / 058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 075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 088
第七章 报答难承受 / 102
第八章 让名声清白 / 111
第九章 人情圈 / 137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 / 151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 178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 / 198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 233
译 序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德国败局已定，美国开始制定对德的战后政策。而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还在疯狂地运转。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民族，美国决策层认为有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日本终会不会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其天皇体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曾就读于美国瓦萨尔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她的老师是被称为“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博亚斯。本尼迪克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种学和民族人格理论方面有过丰硕成果，并在1934年写出代表作《文化模式》。“受命”于美国政府之后，她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写出一份关于日本的长篇研究报告，报告里预测了日本会投降，并指出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统治体制。战后，美国制定的对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这份报告的意见惊人地一致。1946年，作者将报告加以整理，并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后情况的概述（即本书章和第十三章），以《菊与刀》为名正式出版。由于作者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多方面的了解和深刻见地，此书一出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连日本学者也认为此书是了解日本文化的好读本，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日本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民族的学者广为论及，奉为圭臬。
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写这部书时没有机会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这也是为什么仍有些人对这部著作有看法的原因。那么，本尼迪克特本人又是以什么独特方法来解决这一看起来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大忌的矛盾的呢？其实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中，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动和思维方式，而人类文化学则应侧重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结构对民族人格的整塑和影响上。在本书的章，作者也清楚地讲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并不惜笔墨描绘了日本民族的矛盾和双重的人格。她以“菊”与“刀”来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的二元性，因为在日本，“菊”是皇室的家徽，而“刀”又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显然这样一种具象概括是颇有深意的。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秩序观或等级观，从政治法度到社会风俗，从价值体系到生活小节，从道德伦理到人格修养，从上层统治到日常经验，无不贯穿了细致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论层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综合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将日本文化与西方的欧美“罪感文化”及东方的中国儒家“仁道”文化相对比，把日本文化总结为一种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成果对于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贡献。“罪”是要靠内心来主动反省的，而“耻”则是因外力而被动感受的，前者隶属于个人，而后者依附于群体。和“罪”相联系的是“赎罪”，是良心的自责和忏悔；和“耻”相联系的是“雪耻”，是人前的报复和炫耀，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耻感”却是高于一切的，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义务认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秩序观念、天皇和神道观念、战争观念乃至武士道精神，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包括去战俘营中了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搜集了众多详尽的材料，正是依据这些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材料，作者令人信服地刻画了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应该说本尼迪克特在写作此书时确实是做到了扬长避短，在不利条件下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所允诺的“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来进行她的研究，从而使《菊与刀》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应用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和日本隔海而邻，在文化渊源上也有着亲密的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无疑，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真的了解它身边的这位邻居吗？我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比以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让它自足、尊大、偏执和佞狂；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个岛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这又构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种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绝的色彩。这两方面使日本这个民族显得极其特别。但不管怎样，当今世界的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任何文化中心主义都已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因此，互相了解对于中日这两个都有着民族优越感的民族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书据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版本译出，部分涉及日本历史文化的内容参考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版）。全书由甄远宁、小森校订，时值酷暑，在此向他们致以深谢。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晏 榕
章 课题：日本
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难捉摸的敌人。在其他任何与强敌的战争中，我们都没有必须要考虑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思想的习惯。正如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是有着充分的武装和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有关人类本性实际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战，也不只是无法逾越的后勤供应问题，首要问题成了了解敌人的本性。为了对付他们，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75年来，日本人总是被极为怪异的一串“但是，又……”这样的措词来描述，这在对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从未有过。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大会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无礼、专横自大”；当他说到某民族的举止行为无比强硬时，也不会加上“但又容易适应激烈的变革”；当他说到某民族性格顺从时，也不会去解释说他们不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当说他们忠心耿耿而宽宏大度时，他就不会再去宣称“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叵测”；当说他们勇敢成性，就不会细说他们的怯懦；当说到他们行事完全不顾他人评判，就不会接着讲他们有着一颗真正震撼性的良心；当描述他们的军队有着机器人般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描绘这支军队的士兵怎么样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文化，就不会再去强调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描述一个民族普遍崇尚美，从而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以极高荣誉，并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费心力时，通常该书就不会再由作者做出补充，去讲该民族如何致力于刀剑崇拜和崇尚武士的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却成了有关日本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刀剑和菊花两者都成了这幅图画中的一部分。在极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蛮横又有礼，既刻板又善变，既温驯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关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他人对其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为负疚感所困囿。他们的士兵极为守纪，却不屈强力。
在了解日本对美国来说已变得如此重要之际，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纷乱的矛盾就不能不被理睬。危机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日本人将会干什么？有没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望？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至后一人的决心？在了解日本的人们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当和平来临，日本这个民族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维持其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同日本的山脉要塞中那些走投无路而又死命坚守之徒进行战斗吗？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日本也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才能迎来世界和平吗？谁将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灭绝作为另一选择？这使我们的判断产生了极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许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术来讲清楚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时节正是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刚刚显示真实威力的时候，美国的人们仍在讲着对日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战争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本岛还有几千公里。他们的官方报纸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败，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是胜利者。
然而，在6月，形势开始改变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事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结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终失败的一个大行动。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便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缅甸的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之竞争的是一个强悍可怕的敌人。
因此在1944年6月，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大量问题做出解答就成为重要的事。无论问题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政策还是事关散落于日本后方的传单，每种见解都很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依靠。我们必须试着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形成模式。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行动和看法后面的支持情况。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据以行动的前提暂时搁置一旁，尽量不草率地得出简单结论，认为在给出的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怎么做，他们又会怎么做。
我的课题颇有难度。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期间谴责对手是容易的，但要试图搞明白你的敌人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人生就难得多了，而这件事又必须得完成。问题是日本人会怎样行动，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时我们如何行动。我必须把战争中日本人的作为加以利用，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包袱。我必须观察他们操纵战争的方法，而且暂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看待。同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也是按他们的品性行事的。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中可以得到他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什么样的特殊征兆呢？他们领导人的鞭策战争精神，打消迷惑、战场用兵的方法……所有这些显示了他们自认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循迹于战争的种种细节，来搞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成为严重的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去日本，生活在他们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与压力，并亲眼看明白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而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怎样抚养成人。约翰·艾姆伯瑞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著作，很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关于日本的大量问题在写那部著作时尚未被提及。
尽管有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尚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是可以利用的。至少我没有放弃人类学家可信赖的做法，即同他正研究的人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在我们国家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向他们打听些他们所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从中发现他们对这些事实是如何做出判断的，根据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相信这些知识对我们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或缺。研究日本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则是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和统计资料、追踪日本书面或口头宣传的字眼儿上的变化。我相信他们要寻求的许多答案根植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如能同真正生存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一起探究，答案可能会更加圆满。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阅读，没有受惠于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大量研究日本的文献和许多在日本生活过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给我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是前往亚马孙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所得不到的。由于没有可以书写的语言，那些部落无法把自我展现落于纸面。西方人的评论也是一鳞半爪而流于表面，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实地调查的工作人员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的帮助下去探知他们经济生活的方式、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什么是至高无上的。而在对日本的研究中，我却是许多学者的继承人。在研究文物的文献中处处是对生活中微小细节的描写，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记下了他们生动的经验，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真正特别的自我展露的文字。与许多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对书写自我有着强烈的冲动。他们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令人惊异，当然他们不会呈现出全部的图景，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写日本时会忽略掉真正重要的事物，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太熟悉，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被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如此，但日本人还是喜欢自我展露的。
我阅读这类文献时，就像达尔文说他在搞物种起源理论时所读的那样，很注意那些没办法理解的事情。我需要了解些什么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些鳞次栉比的观念？对本可宽恕的行动他们强烈谴责，而对不能容忍的恶行他们又坦然接受，这种态度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呢？在阅读时我不断提问：“这幅图的毛病是什么呢？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才能理解它？”
我也去看了些在日本创作和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边远农村的当代生活片。后来，我和在日本看过某些同样电影的日本人一起重温这些电影，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的，和我看待这些人物的眼光不一样。当我迷茫不解时，他们却明显不是这样。当我对情节和动机不甚明了时，而他们则可根据电影解构的方法来加以理解。这有如看小说，对于所看到的，我的体会同生长于日本的人的体会是大不相同的。这些日本人中一些人会马上为日本的习俗辩护，一些人却憎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从哪些人中我学得多。在这幅亲切的图景中，他们一致描绘出一个人在日本是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不论是欣然接受还是痛苦地排斥。
至于人类学家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那里获取材料并加以洞察，那么他所做的也只是在日本生活过的所有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如果这就是一个人类学家所能贡献的全部，那便不能指望他为外国居住者所做的日本研究再增加新的价值了。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所受训练而具有的某种资历，使他在富有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花些时间增添自己的贡献显得很值得。
人类学家知道很多亚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架构与生活习俗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类似，有些与马来西亚的类似，有些与新几内亚的类似，有些与波里尼西亚的类似。当然，从这些类似情况推测古代人类的迁移和交往是件有趣的事，但是历史关系的可能性的问题并非文化相似性对我颇有价值的原因。相反，我知道这些风俗习惯是如何对这些原始文化起作用的，并从我发现的相似点和不同处得出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可以把日本同作为伟大文化遗产一部分的其他民族作比较。人类学家在他们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会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与其邻近部落在其正式宗仪中会有90％的相同处，却又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周围任何人群并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排除一些基本的形式，它们在整体中所占比例不大，却能使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没有比在有着整体共性的民族中发现差异这样的研究更有益处的了。
暹罗，今天的泰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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